《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处世学厚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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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处世学厚黑学-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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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他是小圈。若问二人的理由,孟子说:友字这个圈,乃是把画我字小圈的两脚规张开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大圈?顺着这种趋势,必会越张越大,所以应该扩充之,使他再画大点。荀子说道:友字这个圈,乃是把人字大圈的两脚规收拢来画成的,怎么不是小圈?顺着这种趋势,必定越收越小,所以应该制止之,不使之再画小。孟荀之争,如是如是。
营救友人一事,孟子提个我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善之表现;荀子提个人字,与友字相对,说是性恶之表现。我们绘图观之,友字这个圈,只能说他是个圈,不能说他是大圈,也不能说他是小圈。所以营救友人一事,只能说是人类天性中一种自然现象,不能说他是善,也不能说他是恶。孟言性善,荀言性恶,乃是一种诡辩,二人生当战国,染得有点策士诡辩气习,我辈不可不知。
荀子而后,主张性恶者很少。孟子的性善说,在我国很占势力,我们可把他的学说再加研究。他说:“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这个说法,也是性善说的重要根据。但我们要请问:这章书,上文明明是怵惕恻隐四字,何以下文只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平空把怵惕二字摘来丢了,是何道理?性善说之有破绽,就在这个地方。
怵惕是惊惧之意,譬如我们共坐谈心的时候,忽见前面有一人,提一把白亮亮的刀,追杀一人,我们一齐吃惊,各人心中都要跳几下,这即是怵惕。因为人人都有畏死之天性,看见刀,仿佛是杀我一般,所以心中会跳,所以会怵惕。我略一审视,晓得不是杀我,是杀别人,登时就把畏死之念放大,化我身为被追之人,对乎他起一种同情心,想救护他,这就是恻隐。由此知:恻隐是怵惕之放大形。孺子是我身之放大形,莫得怵惕,即不会有恻隐,可以说:恻隐二字,仍是发源于我字。
见孺子将入井的时候,共有三物:一曰我,二曰孺子,三曰井,绘之为图,第一圈是我,第二圈是孺子,第三圈是井。我与孺子,同是人类,井是无生物。见孺子将入井,突有一“死”的现象呈于吾前,所以会怵惕,登时对于孺子表同情,生出恻隐心,想去救护他。故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我们须知:怵惕者自己畏死也,恻隐者怜悯他人之死也,故恻隐可谓之仁,怵惕不能谓之仁,所以孟子把怵惕二字摘下来丢了。但有一个问题,假令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请问此心作何状态?不消说:这刹那间,只有怵惕而无恻隐,只能顾及我之死,不能顾及孺子。非不爱孺子也,变生仓卒,顾不及也。必我身出了危险,神志略定,恻隐心才能发出。惜乎孟子当日,未把这一层提出来研究,留下破绽,遂生出宋儒理学一派,创出许多迂谬的议论。
孟子所说的爱亲敬兄,所说的怵惕恻隐,内部俱藏有一个我字,但他总是从第二圈说起,对于第一圈之我,则略而不言。杨子为我,算是把第一圈明白揭出了,但他却专在第一圈上用功,第二以下各圈,置之不管;墨子摩顶放踵,是抛弃了第一圈之我,他主张爱无差等,是不分大圈小圈,统画一极大之圈了事。杨子有了小圈,就不管大圈;墨子有了大圈,就不管小圈。他们两家,都不知道:天然现象是大圈小圈,层层包裹的。孟荀二人,把层层包裹的现象看见了,但孟子说是层层放大,荀子说是层层缩小,就不免流于一偏了。我们取杨子的我字,作为中心点,在外面加一个差等之爱,就与天然现象相合了。
我们综孟荀之说而断之曰:孟子所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一类话,也莫有错,但不能说是性善,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荀子所说“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一类话,也莫有错,但不能说是性恶,也只能说是人性中的天然现象。然则学者奈何?曰:我们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孩提爱亲,稍长敬兄,就把这种心理扩充之,适用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说法。我们又知道:人的天性,能够孝衰于亲,信衰于友,就把这种心理纠正之,适用荀子“拘木待括蒸矫然后直,钝金待砻厉然后利”的说法。
孟荀之争,只是性善性恶名词上之争,实际他二人所说的道理,都不错,都可见诸实用。我以为我们无须问人性是善是恶,只须创一条公例:“心理依力学规律而变化。”把牛顿的吸力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应用到心理学上,心理物理,打成一片而研究之,岂不简便而明确吗?何苦将性善性恶这类的名词,哓哓然争论不休。

宋儒言性误点(1)

战国是我国学术最发达时代,其时游说之风最盛,往往立谈而取卿相之荣,其游说各国之君,颇似后世人主临轩策士,不过是口试,不是笔试罢了。一般策士,习于揣摹之术,先用一番工夫,把事理研究透彻了,出而游说,总是把真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成为偏激之论,愈偏激则愈新奇,愈足耸人听闻。苏秦说和六国,讲出一个理,风靡天下;张仪解散六国,反过来讲出一个道理,也是风靡天下。孟荀生当其时,染有此种气习,本来人性是无善无恶,也即是“可以为善,可以为恶。”孟子从整个人性中截半面以立论,曰性善,其说新奇可喜,于是在学术界遂独树一帜;荀子出来,把孟子遗下的那半面,揭而出之曰性恶,又成一种新奇之说,在学术界,又树一帜。从此性善说和性恶说,遂成为对峙之二说。宋儒笃信孟子之说,根本上就误了。然而孟子尚不甚误,宋儒则大误,宋儒言性,完全与孟子违反。
请问:宋儒的学说乃是以孟子所说(1)“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2)“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两个根据为出发点,何至会与孟子之说完全违反?兹说明如下:
小孩与母亲发生关系,共有三个场所:(1)一个小孩,一个母亲,一个外人,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特别亲爱,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2)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小孩对乎母亲依恋不舍,这个时候,可以说小孩爱母亲;(3)一个小孩,一个母亲,同在一处,发生了利害冲突,例如有一块糕饼,母亲吃了,小孩就莫得吃,母亲把他放在口中。小孩就伸手取来,放在自己口中。这个时候,断不能说小孩爱母亲。孟子言性善,舍去第三种不说,单说前两种,讲得头头是道。荀子言性恶,舍去前两种不说,单说第三种,也讲得头头是道。所以他二人的学说,本身上是不发生冲突的。宋儒把前两种和第三种同剂讲之,又不能把他贯通为一,于是他们的学说,本身上就发生冲突了。
宋儒笃信孟子孩提爱亲之说,忽然发见了小孩会抢母亲口中糕饼,而世间小孩,无一不是如此,也不能不说是人之天性,求其故而不得,遂创一名词曰:“气质之性。”假如有人问道:小孩何以会爱亲?曰此“义理之性”也。问:即爱亲矣,何以会抢母亲口中糕饼?曰此“气质之性”也。好好一个人性,无端把他剖而为二,因此全部宋学,就荆棘丛生,迂谬百出了。……朱子出来,注孟子书上天生民一节,简单明了地说道:“程子之说,与孟子殊,以事理考之,程子为密。”他们自家即这样说,难道不是显然违反孟子吗?
孟子知道:凡人有畏死的天性,见孺子将入井,就会发生怵惕心,跟着就会把怵惕心扩大,而为恻隐心,因教人把此心再扩大,推至于四海,此孟子立说之本旨也。怵惕是自己畏死,不能谓之仁,恻隐是怜悯他人之死,方能谓之仁,故下文摘去怵惕二字,只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孟子本莫有错,不过文字简略,少说了一句“恻隐是从怵惕扩大出来的”。不料宋儒读书不求甚解,见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一句,以为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忘却上面还有怵惕二字,把凡人有畏死的天性一笔抹杀。我们试读宋儒全部作品,所谓语录也,文集也,集注也,只是发挥恻隐二字,对于怵惕二字置之不理,这是他们最大的误点。
然而宋儒毕竟是好学深思的人,心想:小孩会夺母亲口中糕饼,究竟是甚么道理呢?一旦读礼记上的乐记,见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等语,恍然大悟道:糕饼者物也,从母亲口中夺出者,感于物而动也。于是创出:“去物欲”之说,叫人切不可为外物所诱。
宋儒又继续研究下去,研究我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只是赤裸裸一个自己畏死之心,并无所谓恻隐,遂诧异道,明明看见孺子将入井,为甚恻隐之心不出来,反发出一个自己畏死之念?要说此念是物欲,此时并莫有外物来诱,完全从内心发出,这是甚么道理?断而又悟道:畏死之念,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抢母亲口中糕饼,也是从为我二字出来的,我者人也,遂用人欲二字代替物欲二字。告其门弟子曰:人之天性,一发出来,即是恻隐,尧舜和孔孟诸人,满腔子是恻隐,无时无地不然,我辈有时候与孺子同时将入井,发出来的第一念,是畏死之心,不是恻隐之心,此气质之性为之也,人欲蔽之也,你们须用一番“去人欲存天理”的工夫,才可以为孔孟,为尧舜。天理者何?恻隐之心是也,即所谓仁也。这种说法,即是程朱全部学说之主旨。
于是程子门下,第一个高足弟子谢上蔡,就照着程门教条做去,每日危阶上跑来跑去,练习不动心,以为我不畏死,人欲去尽,天理自然流行,就成为满腔子是恻隐了。像他们这样的“去人欲,存天理”,明明是“去怵惕,存恻隐”。试思:恻隐是怵惕的放大形,孺子是我身的放大形,怵惕既无,恻隐何有?我身既无,孺子何有?我既不畏死,就叫我自己入井,也是无妨,见孺子入井,哪里会有恻隐?
程子的门人,专做“去人欲”的工作,即是专做“去怵惕”的工作。门人中有吕原明者,乘轿渡河坠水,从者溺死,他安坐轿中,漠然不动,他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见从者溺死,不生恻隐心。程子这派学说传至南渡,朱子的好友张南轩、其父张魏公,苻离之战,丧师十数万,终夜鼾声如雷,南轩还夸其父心学很精。张魏公也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死人如麻,不生恻隐心。
孟子曰:“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撄冠而救之可也。”吕原明的从者、张魏公的兵士,岂非同室之人?他们这种举动,岂不是显违孟子家法?大凡去了怵惕的人,必流于残忍。杀人不眨眼的恶贼,往往身临刑场,谈笑自苦,是其明证。程子是去了怵惕的人,所以发出“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议论。故戴东原曰:宋儒以理杀人。
有人问道:怵惕心不除去,遇着大患临头,我只有个畏死之心,怎能干救国救民的大事呢?我说:这却不然,在孟子是有办法的,他的方法,只是集义二字,平日专用集义的工夫,见之真,守之笃,一旦身临大事,义之所在,自然会奋不顾身的做去。所以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平日集义,把这种至大至刚的浩气养得完完全全的,并不像宋儒去人欲,平日身蹈危阶,把那种畏死之念去得干干净净的。孟子不动心,宋儒亦不动心。孟子之不动心,从积极的集义得来;宋儒之不动心,从消极的去欲得来,所走途径,完全相反。
孟子的学说:以我字为出发点,所讲的爱亲敬兄和怵惕恻隐,内部都藏有一个我字。其言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曰:“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吾者我也,其者我也,处处不脱我字,孟子因为重视我字,才有“民为贵君为轻”的说法,才有“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的说法。程子倡“去人欲”的学说,专作剥削我字的工作,所以有“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是孟子业已判决了的定案。韩昌黎曰:“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程子极力称赏此语。公然推翻孟子定案,岂非孟门叛徒?他们还要自称承继孟子道统,真百思不解。
孔门学说,“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利己利人,合为一事。杨子为我,专讲利己,墨子兼爱,专讲利人。这都是把一个整道理,蒙着半面,只说半面。学术界公例:“学说愈偏则愈新奇,愈受人欢迎。”孟子曰:“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孔子死后,未及百年,他讲学的地方,全被杨墨夺去,孟子攘臂而起,力辟杨墨,发挥孔子推己及人的学说。在我们看来,杨子为我,只知自利,墨子兼爱,专门利人,墨子价值,似乎在杨子之上。乃孟子曰“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反把杨子放在墨子之上,认为去儒家为近,于此可见孟子之重视我字。
杨子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极端尊重我字,然杨子同时尊重他人之我。其言曰:“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不许他人拔我一毛,同时我也不拔他人一毛,其说最精,故孟子认为高出墨子之上。然由杨子之说,只能做到利己而无损于人,与孔门仁字不合。仁从二人,是人与我中间的工作。杨子学说,失去人我之关联,故为孟子所斥。
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其道则为损己利人,与孔门义字不合。义字从羊从我,故义字之中有个我字在;羊者祥也,美善二字皆从羊。由我择其最美最善者行之,是之谓义。事在外,择之者我也,故曰义内也。墨子兼爱,知有人不知有我,故孟子深斥之。然墨子之损我,是牺牲我一人,以救济普天下之人,知有众人之我,不知自己之我,此菩萨心肠也。其说只能行之于少数圣贤,不能行之于人人,与孔门中庸之道,人己两利之旨有异,自孟子观之,其说反在杨子之下。何也?因其失去甲乙二图之中心点也。孟子曰:“天之生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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