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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重工业化率的国际比较
图中从上到下的国家为日本、英国、西德、美国和意大利。日本的重化学工业率急速提高。推进重化学工业的主体是企业集团。50年代中期是三菱、三井、住友，60年代初又形成了富士、第一和三和，共6大企业集团。日本的大银行也是它们办的，三菱银行、三井银行、住友银行、富士银行、第一银行和三和银行。近年由于银行不良债权问题进行了合并重组，剩下4大银行，分别是三菱银行、住友三井银行、瑞惠（富士、第一）银行和UFJ（三和）银行。
银行不仅给财阀伞下企业贷款，还给财阀外部企业提供资金。伞下企业贷款大约只有20％前后，而战前主要是给伞下企业提供贷款，形成了更大规模的企业集团。由于现代技术高度复杂，需要很多专业门类协调配合，银行采取一种被称为“系列One set支配”的独特投资政策，对新兴产业在财阀内部施行成龙配套的投资，便于系统地导入外国技术。由于各财阀的技术背景相同，技术垄断的可能性小，促进了财阀间的技术竞争。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相互持股，增强集团内部联系的纽带。同集团的经营者结成社长会，如金耀会（三菱）、五日会（三井）、白水会（住友），进行情报交换和恳亲，统一及调整集团意志，具有经营执行委员会的特性。财阀的产权模糊不清，47年财阀家族及财阀系的主要经营者被强制排除在经营阵之外。
以大企业为核心，还有大量的部品下请、协力的中小企业群。大企业对伞下的下请企业群择优选择，通过持股、金融援助、人员派遣等进行经营指导，特别进行质量管理等技术指导，并且还把它们编入自己的经营计划。对伞下企业进行选择育成，比较典型的有日产的宝会，丰田的协丰会，三菱和川崎重工的下请协同组合等。
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被称为“企业国家”，即国家整个是一个企业，叫“日本株式会社”。有以下三个特征：
（1） 通过财政投融资等方式，国家机器将巨大的货币集中，是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中介者和组织者。
（2） 国家机器自身拥有巨大财富，是高度集中的生产经营主体，形成作为大机能资本家出现的国家垄断。
（3） 国家装置对生产、流通、信用、土地、资源利用，贸易、资本输出等诸分野进行规制，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组织化”和“计划化”的展开。
高度成长期的“企业国家”的权利构造是政官财复合体。国会的机能低下，实际的权利核心是财界的代表经团连，经团连才是日本真正的政府。首先，政府的各项政策由经团连提出公式意见书，为了制定政策，经团连内设置了各种委员会，与政府的各省、厅、部、局、会对应。其次，经团连向政府的各审议会、调查会、恳谈会派遣委员。对于全体产业经济的审议会，关系省厅必须邀请经团连的委员成为通例。第三，各省厅的担当局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保持日常接触，进行政策调整。制定新政策法律的省厅，担当官需要事前与经团连的事务局会晤，询问财界的意向，然后做成政策的原案。
日本与欧美资本主义相比较，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即小政府和民间企业几乎相反。所有者支配、阶级区别、贫富差距很小，与欧美相比是社会主义。日本即是资本主义又是社会主义，却又都不象，有种说法叫“会社主义”或“企业主义”。（见《现代日本经济史》＇新版＇2002）
日本就是这么一个党政不分，政企不分，产权不明，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僵化保守的政治经济体制。就是这种体制推动日本迅速现代化。首先对国内市场进行严密保护，强制进口替代，限制外资。60年代前期，日本的国产品依然是粗恶品的代名词，但消费者没有选择，洋货的价格极贵。这种极端保护措施进入90年代后，日本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开放市场协议才放松。到今天，日本依然是非常封闭的市场。缩小贫富和地域差距，使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工业化的成果，市场基盘扩大，反过来推动生产发展。
1955年的日本技术是落后的，战时中的技术空白面很多，但潜在的工业技术水准和劳动力素质其实与欧美没有很大差距，拥有吸收消化外国新技术的能力。技术导入，并不是简单的模仿和使用，而是消化吸收提高。技术的引进和提高注重各产业间的关联，逐步把大多数产业卷入技术进步。钢铁业的技术进步，提供优质价廉的素材，促进造船业和汽车业发展。石油化学的出现，促进了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塑料的成长。自动机械的出现使制造工程合理化。这些新技术的相互配合，产生了大量的新制品。国内市场扩大，使得量产和削减成本成为可能。各产业关联的紧密化，产生了相乘的效果。
随着技术引进革新，生产扩大，消费一直受到压制，消费带着产业链逐步成熟。日本进入大消费时代已经到了60年代末。日本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则到了70年代的田中角荣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在这之前，日本在外观上还像第三世界国家。
日本的战后追求平等和限制竞争，可能损害了效率，但实际上没有产生大的社会摩擦，构筑了安定的社会，有利于人才和技术的蓄积，实际上达成了非常高的效率。日本的经济基盘是重化学工业，无论战前还是战后都优先发展，成长迅速。由于采用的是僵化保守的计划运营体制，经济效益极其低下，政府背负了巨额国债，重工业银行的不良债权堆积如山。就是这么一个从诞生起就不断赔钱的怪物，却是日本富裕的源泉和动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留在小农经济时代研究自由市场价值规律等价交换，研究种苹果卖苹果，永远也搞不清其中的奥妙。
第九节 万吨巨轮的诞生
中国长期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出卖资源和劳动力创造的“价值”，要么奢侈消费掉了，要么作为赔款、外资利润流失，要么被通货膨胀吞噬，要么变成金银外汇被席卷一空。生产设备或毁于战火，或被拆迁。几乎一无所有。作为民族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和技术，一片空白。国民绝大多数是文盲，知识分子对现代工业社会一无所知，满口仁义道德，之乎者也。发展民族的知识和技术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中之重，中国必须走“租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 知识和技术蓄积之路。
在一片空白的基础上建造万吨巨轮。首先要有各种钢材，需要一炉炉炼，一炉炉试验，一炉炉失败。有了钢材还不行，还需要锻造成大型锻件，需要研制万吨水压机。有了锻件，还需要用车磨铣刨等机床精加工。万吨轮还需要油漆、各种非金属材料，需要建立化学工业。万吨轮的控制调度通信，则需要电力电子和信息电子技术……
第一艘万吨巨轮的诞生是那么艰难，充满了坎坷和失败，就像煤的诞生，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只是一小块。需要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从无到有建立和协调配合，没有任何经济效益和比较优势，但它积累了民族的知识和技术，培养了大量的各门类专业人才和技术工人。随着钢铁、机械、化学、电子等基干产业逐步成型完善，汽车、火车、飞机、建筑、桥梁、家电，及形形色色的新制品都会从这根干上长出枝条，开花结果。
新中国并不是传说中那样闭门造车，而是积极谋求从国外导入技术。由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债务，不依法依契约办事，被民主国家强力封锁。50年代中期，系统地从苏联导入156项重点基干工程，中国开始了发展自主技术力的历程。但是，苏联要把中国纳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分工体系，1960年中苏经济断交，撤走专家和图纸。中国走上了以自力更生的道路。
民族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之路是那么艰辛坎坷。日本赶上了殖民时代的末班车，可以对外征战掠夺。中国只能依靠全民族的节衣缩食，默默奉献，构筑民族奋飞的翅膀。1964年原子弹实验成功，67年氢弹实验成功，标志着中国迈进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71年核潜艇下水和导弹驱逐舰实战配备，中国成为世界大三角的一极。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成功突破了国际封锁。
196365年（契约年），中国绕过美国的阻拦，从西方国家（含日本）导入31个基础项目，主要是石油化学、制刚设备、化纤、船舶等。19721974年（契约年），基干项目从日本导入79、美国28、英国41、西德4、法国8、荷兰瑞士意大利各1，共170项。从卫星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到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业，门类广泛。这次技术引进的水准、门类广泛程度远超过前两次技术引进。
中国的技术积累走的是一学、二用、三赶、四超的自力更生之路，自我技术力迅速提高。学习MIG21，仿制改进成了自己的J7系列，并大量出口，还派生出了J8。学习B707，研制了自己的大型客机Y10。各种工业生产设备也很快从引进到仿制，再到改进提高。中国的第一几乎都诞生在这个年代。
从6、7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曲线，可以清晰体会到基干产业逐步成型磨合跳动的脉搏，如图7。
图7 6、70年代实质成长率和投资率
中国经济是年轻的经济，与衰老期的经济不同，回复力非常快。经济停滞是由于政治斗争，而不是经济构造上引起的。67、68年激烈武斗，使这两年连续减少，后续两年迅速回复，76年打倒四人帮时也是同样。这种后退与美国的大恐慌和中国大跃进时期不同，不是由于经济构造引起的后退，中国的基干产业正迅速成长。66年到78年，实质成长率6。6％。按照一般的分类基准，03％低成长，36％正常成长，69％高成长，9％以上超高度成长。文革期平均6。6％，属于高度成长。并没有经济大混乱，濒临崩溃。
一般很难实现GNP中超过30％的蓄积率。日本经济60年代固定资本形成率超过30％，实现了高度成长。中国65年前虽然有超过30％蓄积率的年份，但没有持续，70年到80年连续11年强蓄积体制。这种强蓄积构造是80年代超高度成长的基础。这种构造被注入大量外资，达成了改革开放年率10％以上的成长。
到70年代末，中国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可以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工业的几乎所有门类的产品。天上有卫星、大型喷气客机，地上有汽车火车，海里有万吨轮核潜艇，此外计算机、微电子、家电……，应有尽有。中国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从只能仿制汉阳造，一跃成为科技先进国家，走完了日本近百年的知识和技术积累之路，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扫除了文盲。在民族即将奋飞的前夜，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到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70年代末的中国就像欲展翅高飞的雄鹰，但是……
第十节 雄鹰折翼——蓄积构造的大转换
1945年日本战败，国民经济崩溃，提出的口号是“国も企業も家計も赤字”，号召国民团结起来，节衣缩食，为民族的未来去拼搏奋斗。而中国，据说文革期的国民经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提出的却是“先富论”。
民族的知识和技术蓄积的道路是艰辛漫长的，人民节衣缩食，承受了巨大的牺牲。改革开放使这种蓄积构造迅速向消费构造转换，使生活短时间得到了极大改善。
1979年开始，连年大幅度提高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以粮食为例，1978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以100为基准，85年的粮食收购价格为202，而同期的物价指数为128。财政倾斜，化肥大规模使用，再加上包产到户使积极性提高，使粮食大幅度增产。
在城市，工资分配率急剧上升，工资分配率是工资占附加值（工资总额、利润、税金）的比重，如图8。
图8 工资分配率的变化
毛泽东时代由于蓄积构造，工资分配率约21％。80年代有三次大幅度提高，一次是80、81年增加到25％，二次是86、87年达到30％，89年以后增加到4048％，如果算上福利开支，会超过50％。作为对比，日本高度成长期的工资分配率稳定在3540％之间。中国89年后远高于日本。
80年代，急速由蓄积构造向消费构造转换，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收入急剧增加，各种耐久消费品的需求急增，中国一夜之间向大消费社会突进，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改革开放能够极大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成为共识。
但是，皆大欢喜的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生产力并没有得到实质增长，由于不顾一切向消费倾斜，政府财政出现巨额赤字，不能负担基础技术的开发和研究，已经起步的项目能砍则砍。国防科研一停就近20年，大型喷气客机、微电子……，凡是不能立即产生效益的项目纷纷下马。天真地想象“市场换技术”，能够和西方建立“和平典范”，重走“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清末民国的发展道路。
政府财政枯竭，对国营企业实行拨改贷，自负盈亏，作为“企业国家”的政府职能瘫痪。再加上工资分配率急升，企业没有能力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搞技改找死，不搞技改等死”。89年开始效益急剧下降，随着改革推进，效益越来越低下，如图9。
图9 国营企业的资金利税率的变化
作为政府主要财源的国营企业效益急剧低下，政府没有财力承担教育、医疗、养老、住宅等福利，使毛泽东时代的“准中产阶级”的社会构造崩溃，贫富和地区差距急剧扩大。准中产阶级社会构造的崩溃使购买力急剧弱化，进一步使企业效益下降。
国内蓄积构造的瓦解，只能依靠外资，于是积极引进外资，外资在固定资产中的比重急速上升，如图10。
图10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粗固定资本中外资比例
作为对比，台湾经济是由于美国援助和6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资本的直接投资推动发展的，63年进入高度成长期，到74年约13年间，66年除外，粗固定投资8％至11。5％外资依存。大陆86年外资4。4％以上，96年到达12％。如果不算外资，蓄积率93年以后不足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