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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子里，关键就是政治上站在一起，这是大问题，其他的都不是问题。谈不上永恒的朋友，也谈不上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是最真实可靠的，也是最稳定的，除非有一天利害关系变化了。
在圈子里有回报这是规矩，没规矩就没方圆，游戏就玩不下去。一个人的走运是需要另外一个人的倒霉为代价的。
在圈子里活动，最重要的就是对周围的人特别是大人物的心思了如指掌，要吃透他们。凭借本能准确地把握那些无法言说却又意义重大的事情。
什么事情都是人在做，规则只能限制那些没有办法的人；对有办法的人来说，规则只是一张白纸。圈子里形式比内容更重要，更有内容。形式就是实质，进入这个圈子，你不得不全神贯注地关注礼仪，这是给人一个定位。不然为什么皇帝要搞登基仪式？
进步是人人都梦想的事情，不能说谁是野心家，批判别人是野心家，那是很可笑的。你以前一点野心都没有，谁又会照应你？世界太现实了，圈子里尤其如此。对任何人，你只要站在他的立场上去设想他的态度，可千万不要去虚设什么公正的立场，那些原则是在打官腔敷衍老百姓的时候用的。
圈子里的人凭什么捏到一起相互照应？老乡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依据。
圈子里的思维方式与常人不同，向上负责是第一条。
在圈子里呆久了，就形成一种看人看事的眼光，这就是从利益关系去分析一个人对某件事情的态度，这是最可靠的，而友谊、人格和道德的眼光都不太牢靠。圈子里的友谊是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具有民间友谊的自发性，一旦你不在其位，友谊也就完了。这种思维经过多次检验，几乎是百试不爽。这使你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些，而对人性的评价却更低了。
在圈子里，不能抱幻想，对什么人、什么事情都不能抱幻想，任何时候抱有幻想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圈子里的等级把人的界限划得清清楚楚，在每一个小地方都得把层次体现出来。
圈子好象是个黑洞，好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安排了一切，进去了就身不由己。多少人以平民的姿态走上领导岗位，不出一两年，想法就完全变了，坦然地走在了既定的轨道上。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渗透到了圈子里面，大批操作大师进入了岗位，他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信念，要求他们不以自己为中心设计一切，那可能吗？
办事一定要找关系，找到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就大有关系，只要找到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要疏通关系，不怕关系压关系。
友情只有在从小结下的朋友中才可能延续一生，成年后的结交则必有交易的成分；感情只有在爱人或者亲人中才可能延续一生，爱人靠情意相通，亲人靠血脉相连。
其实朋友一般都是到了关键时刻派不上用场的人。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牵线人的角色已经成为政治舞台的主持。跑官的人离不开牵线人，手里有官票的人也需要牵线人。
走上了从政这条路，真才实学是一种能力，协调关系也是一种能力。要广泛结识有用的人，要尽可能地让你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同时你也要尽可能地为每一个有用的人服务。让结识的每一个有用的人为你服务当然不可能，但要努力争取更多更好。
为什么大家都要拼命拉关系，就是因为不合理的东西太多了，只有通过关系才能解决问题。
人情世故这东西，一旦包裹在提供人身上，就象枷锁，如果甩不开，年龄越大，这些东西就积蓄得愈加厚重。
一个国有企业的退休老总，退休以后有如下感概：当工人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不知道；当科长的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知道，但是自己还得装成不知道；当主任是时候，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自己根本就不该知道；当老总的时候，才知道——厂里有很多事情，最好只有自己知道。
你在得势的时候，朋友多，但真的少；你在失势的时候，朋友少，但真的多。你在得势的时候离你最近的人，很可能就是你在失势的时候离你最远的人。
为官交友，要特别警惕三种人：一是官不大，特别能办事的人；二是挣钱不多，特别能花钱的人；三是不太熟悉，但特别能套瓷的人。
在很多时候，背景比一切身份、财富、荣誉都重要一千倍。什么是背景？这是很多中国人津津乐道而外国人却莫名其妙的东西。其实，说白了，背景就是权力。是中国人都心领神会的那种权力。它可以变成特权，可以变成无所不能的强权，变成一路畅通的霸权，变成神秘莫测的极权。这种背景崇拜，就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某领导新到一地或一个单位，人们关心的不是他的真才实学，而是先打听他有什么背景。
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官本位和钱本位同时并重，所以背景崇拜中即有权力崇拜，又有金钱崇拜。表面看来，中国人比以前更自尊、更尊重别人，其实不然，在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不是人而是背景。人们只尊重那些有背景的人，那些体面的有权有势的人。
13。3 关于面子与关系
中国社会与其他类似的社会所遵循的法则与西方迥然不同。这些社会十分重视“报”（报答、回报）的规范，这些规范又因人们在差序性“关系网”中所处的相对位置、彼此间“义务”的性质以及双方长期刻意操作面子及其他观念所造成的义务不同而有所改变。这些特殊的文化象征以及有权力的领导者在历史上长期垄断有价值的资源，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些行为形态的产生。
长久以来，强调社会和谐及人际关系的合理安排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社会群体里，人们经常根据三种法则来进行社会交易或分配社会资源，它们是公平法则、均等法则、需求法则。
公平法则认为每个人都应当依其贡献比例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报酬。
均等法则不管每个人客观贡献的大小，要求大家一律平均分摊利润及损失。
需求法则认为利润、成果或其他利益的分配应该满足接受者的合理需求，而不管他们个别的贡献大小。
由于每种文化都是独特的结构情景，也各有一组特殊的文化分类体系，它们会使个体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人际关系，世界各地的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方式也会有所差异。
中国的“人情”概念，虽然可视为普遍性的“均等法则”之一例，但以之与其他文化比较，“人情”的含义却更加复杂，它与相互性的“报”之观念也有更为密切的关系。它强调在差序性结构的社会关系内，维持人际和谐及社会秩序的重要性，换言之，“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可以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
所谓权力，是社会交往过程中，一方以社会道德的说服或群体的压力加诸另一方，使其改变态度、动机或者行为而表现出顺从的力量。也有学者认为，个人以权力影响他人的过程，基本上也是一种“社会交易”过程。
个人之所以会用权力来影响别人，主要是这样做可以让他获得对方所能支配的某种社会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情感性的关系。这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可以说是对个人最重要的主要社会团体。典型的传统中国家庭具有政治、经济、宗教、教育等多重功能，能够满足个人各种不同的需要。
工具性的关系。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的其他人建立关系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他所希望的某些物资目标。个人和他人维持情感关系时，维持关系本身就是最终目的；而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手段或工具。
中国人和属于工具性人际关系的其他人交往时所遵循的法则是讲究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这是一种普遍性而非个人化的法则，凡被划归为工具性关系的对象，个人都会一视同仁地以同样的原则与之交往。
中国人常常为了维护团体内的人际和谐而压制或者禁止攻击行为；然而，他们却常常为了团体的利益，而对其他的敌对团体采取非常激烈而且过度的集体攻击行动。
混合性的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混合性的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这类人际关系的特色是：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的情感关系，但其情感关系又不象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人际关系可能包括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
在这类角色关系中，交往双方通常都会共同认识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第三者，这样彼此认识的一群人，构成了一张张复杂程度不同的关系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同时涉入几个不同的群体中，而置身于数张不同的关系网内；从当事人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而拥有独特的社会关系网。每个人关系网内的其他人又各有其关系网，这些关系网彼此交叉重叠，构成了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人际关系网络对于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有十分深远的影响。由于关系网内的人彼此认识，，混合性关系的另一个特色是它在时间上的延续性。混合性的人际关系大多数不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不象情感性关系那样绵延不断，长久存在。它的延续必须靠人与人之间的礼尚往来加以维系。
不仅如此，它和工具性的人际关系也不大相同。在工具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普遍性和非个人性，交往双方即使可能再次相遇，他们也不预期将来他们会进行进一步的情感性交往。混合性关系则不然，在混合性关系中，人际交往的本质是特殊性和个人化的，交往双方不仅预期将来他们可能再次进行情感性的交往，而且他们还会预期共同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也可能了解到他们的交往情况，并根据社会规范的标准加以评价。因为关系网具有这些特性，如果个人需要某种生活资源，而要求其关系网内的某一资源支配者给予协助时，资源支配者往往会陷入人情的困境中。假如资源支配者拒绝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则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之间的关系，甚至破坏其人缘。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资源支配者不得不遵循人情法则，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尤其是双方掌握有权力时，更是如此。
在中国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利用混合性人际关系的这种特性，运用种种方法来加强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权力形象，以影响对方，并获得自己想要的资源。
人情在中国文化中，有下列三种不同的含义：
一是，人情是指个人遭到各种不同的生活情境时，可能产生的情绪反应；
二是，人情是指人与人进行社会交易时，可以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
三是，人情是指中国社会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的社会规范。
促使中国人对别人“做人情”的主要动机之一，是他对别人回报的预期。在一个讲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文化里，资源支配者施恩于他人时，虽然能够预期受者一有机会终将回报。可是，由于人情很难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衡量，不仅对方回报的时日遥遥无期，对方回报的方式也难以预计。因此，资源支配者只能依照对方权力的大小来估计他可能做出的回报。对方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掌握的资源越多，他可能回报的层面越广，回报的方式也越丰厚。反过来说，对方的地位越低，权力越小，掌握的资源越少，他可能做出的回报也越为有限。
在中国这种关系取向的社会里，个人所拥有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权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时，除了考虑自己付出的代价和对方可能的回报之外，往往还会考虑：对方关系网内到底有哪些人物？这些人物对自己有多大的影响力？如果对方“交结尽权贵，往来无白丁”，而且这些权贵对自己又有直接的影响力，资源支配者在考虑他们的可能回应后，便可能“不看僧面看佛面”，答应对方的请求；反之，资源支配者就很有可能拒绝他的求情。
总而言之，资源支配者在面临人情困境时，往往会考虑自身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各种预期的得失，权衡轻重，以决定是否要“做人情”给予对方。如果他必须付出的代价是一定的，而向他求情者的权力很大，关系很好，资源支配者不管是施恩于对方，或者是拒绝对方，预期获得回报的绝对值均远大于所付出的代价，则他很可能接受对方的请托。反之，则他很可能拒绝对方的请托。在中国社会中，无权无势又无社会关系的人，在失意僚倒之余，常会感叹“世态炎凉”、“人情如纸薄”，其道理就在于此。
不给予对方正面答复，是中国文化中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这时，请托者最好另谋解决之道；如果请托者不知趣地直接向资源支配者询问，后者很可能表示歉意并且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自己实在是爱莫能助。
社会取向的中国人，往往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准，而是依据他对外在情境中权力结构的知觉而表现出顺从或者反抗社会要求的行为。
请托者在资源支配者心目中权力和地位的大小，会影响后者是否愿意将其掌握的资源作有利于请托者的分配，因此，个人和其关系网内的其他人交往时，往往特别重视“面子”和“面子工夫”。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面子”，是指个人在社会上有所成就而获得的社会地位或声望；所谓“面子工夫”，其实就是一种“印象整饰”的行为，是个人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某些特定的印象而故意做给别人看的行为。
在中国社会中，个人的社会关系是决定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