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粮。
明朝张居正时期，采取乡绅“间接管理”的形式，这种“间接管理”虽然行政效率极低，实际上却为事势力所需，它在成千上万农民之间解决了官方鞭长莫及的难题。
张居正的措施，彻底地暴露了明朝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上升为道德问题。
在张居正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经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帝国的实际主人。
为什么张居正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者罢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因此得罪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
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持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只能是事与愿违。想用一时的政治力量去解决这些财政和经济政策上的问题，无疑是舍本逐末，其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年，代代相传，在当时则是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统一。
明朝从一开始就有重文轻武的倾向。经过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阶段，他们的社会地位上升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换句话说，也就是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这种畸形的出现，原因在于明朝的政治组织为一元化，一元化的思想基础则是两千年来的孔孟之道。如果让军队保持独立的、严格的组织，和文官分庭抗礼，这一元化的统治就不可能如所预期的成长、发展，以至于登峰造极。这种制度既经固定，将领们即使出生入死，其社会影响未必抵得上一篇精彩的大块文章。
概括起来说，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时，通常会导致战争。但是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了事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在一般情况下，武将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
“流放”是一种仅次于死刑的法律惩治，也称为“流刑”。而“贬谪”虽然也可称为“刑”，但其实是一种政治惩罚，是将官员贬职到京师以外的边远地区。“贬谪”在中国历史上，由来以久，直到今天，仍然是对官员惩罚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过在不同的朝代，使用的程度、范围有所不同。
“贬谪”，作为对官员的一种惩罚无可厚非。对于那些犯有过失，或者能力低下，不宜留在权力核心的官员，将其调离，下放基层，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措施。问题在于，事情既然涉及的是官场，首先就有一个政治是与非、道德正与邪，其次是手段对与错，动机善与恶，程度重与轻的问题。从历史上的贬谪事件来看，其中大量的贬谪，其缘由或由于对君主过失的谏阻，对邪恶的揭露，对暴政、误政的纠正、改革，对正义、正直的支援；但他们失败了。
在专制制度之下，最高掌权者个人的品德、作为，决定着整个政治生态的清浊。一个好的最高掌权者，即封建史家所说的“明君”，可以使一段时期的政治生态变得比较洁净；而一个凶残的、邪恶的、平庸的最高掌权者，必然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变得毒气弥漫，污浊不堪。而这，也影响着所有政治人物的性格及命运。
“贬谪”，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是多么平常，多么司空见惯。可是，在当时，却是一件天大的祸事，对于充满世态炎凉的中国官场、中国社会来说，那些遭祸的人，冤假错案也好，罪有应得也好，立刻从人生的高峰跌入社会底层。在一个以权威的是非为是非的社会，谁来分辨你的对错，谁敢议论你的曲直？掌权者的目的达到了，他们可以任意地指点江山，没人敢再去同他们抗争；小人们可以快意恩仇了，他们由于没有了伟大而变得神气起来；我们民族的多少精英，就在这种黑暗下被扼杀了。
最高掌权者的不明、不智、昏庸、残暴；同僚的排斥异己、打击陷害、落井下石，这是造成古往今来任何不当的、错误贬谪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前者。
同僚间的倾陷，根据权力排他律，是事在必然，即使在所谓的明君圣主的治下，这种现象也在所难免。如果逢上昏君、暴君，这种倾陷则是助纣为虐，火上加油。中国的官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本领，就是揣摩，他们能够从最高掌权者的只言片语中揣摩出最高掌权者的意志心态及喜怒好恶，并根据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来判断谁该贬斥，贬斥到什么程度。
2。3 关于官场秘诀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待遇一应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政府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职务背后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种利益。
做官到底有没有秘诀？好象是有的。天下有道时，一个人有才干，干得好，为民兴利，就能升官，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天下无道时，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诀”就有了捷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第一个秘诀是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
按说，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官员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升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羡慕，就有人敢来“不怕难为情”。
“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一是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
据报道：1995年春节，原广西钦洲市委书记褚之田到成克杰家里拜年，一进门见到成克杰，便扑通一声双膝跪下，行跪拜大礼。他真正跪拜的不是成克杰的肉身，而是他所代表的权位。因为大凡买官之人，总要做“市场分析”的，而且会发现卖官粥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许多不易，必须另有一套，送钱外加送尊严。
二是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诈，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三是唯上是从。在官场上，上司对下属的升迁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级，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级则可能官位不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说，唯唯称是就行了。
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这也属于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造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
四是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
五是笑骂由人，好歹我自为之。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
在清朝，人们都要下跪。当下跪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它就成为一门学问，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总结出来，是很有指导性的。下跪的时机、姿势、形态、时间这些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标例出来，成为后人下跪的理论。
其中的集大成者，应该是张之洞。天下似乎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总结的为官之道只有六个字，却把深奥的当官秘诀说得很朴素，谁只要依了这六个字，就可能玩转一个官场。这六个字就是：多磕头，少说话。磕头就要下跪，磕头就不好狡辩。他不说下跪，而说磕头，这就回避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一问题。
当了官就不愁没有黄金，所以男儿膝下有官位比男儿膝下有黄金来得实在，也更接近于事物的本质。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孙策在临终时对孙权说：“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但奇怪的是，孙权并没有让张昭当丞相，而是让比张昭资历浅的顾雍当了丞相，而且达十九年，他最大的优点是沉默寡言。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一是胸无城府、口无遮拦。一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也急于发表，本意是想供主子决策时参考，然而言多必失。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二是对上不恭、不善逢迎。而顾雍则能处处注意维护主子的形象和尊严。这样识趣省事的部下，做领导的谁不喜欢。
张昭做不成丞相的原因之三是为人矜持、过于清高，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清代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遇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一是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
二是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格外受到尊敬。
三是同一个人，官势显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
四是权势者失掉权势便身价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
在封建社会中，同乡关系是除了亲属、裙带关系以外最亲近的关系。同乡之间有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友情，即所谓“乡谊”。乡谊渗透在清代官场中，在官场上的作用非常重要，是官场中人互相拉拢，很系为党援的重要纽带。
拜干亲是清代官场中拉拢关系、攀附权贵的重要方法之一。以此法建立的关系，较之拜同乡、拜把子、拜门建立的关系更为密切和牢固。但建立这种关系要具备一定条件：或有捷径可走，如结亲双方原来就有较密切的关系；或是下一番功夫钻营，如请中间人代为说项，给要拜的权贵送厚礼，甚至不惜让妻妾侍奉权贵。
清代官场中甚为流行拜把子的交结方式，也是依附攀援、拉拢关系的重要手段。拜把子虽然自称是“友情深厚”，但实际上是“以势相结”，“是势利上的讲究”。虽然彼此称兄道弟，但常常是互相利用，而决非真正的朋友。
清代官场中盛行的“拜门子”也是官场陋习，以求仕途通达。拜门时所拜的“老师”，并不是教学意义上的真正的老师，而只是建立师生的名义。拜门之前，双方可以并不相识；对于被拜为老师者的辈份、年龄、品行、学识，自认门生者也并不计较，只要有权有势就行。拜门以后，门生就可以向人炫耀自己是某某权贵要人的弟子，就可以靠着老师的权势活跃在官场上。
官场上一方面有人通过拜门来攀附权贵人物，另一方面，权贵人物也希望和欢迎有人来拜门。其原因，一是想通过网罗门生扩大自己的势力；二是有些官僚不是科举出身，因而特别好“师”名，想通过收门生来过过“为人师表”的瘾。
清代司法，积弊重重。官员是执法官，官员的徇私枉法是造成清朝司法黑暗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封建社会，要想打赢官司，通关节是常常必不可少的。罪犯要想逍遥法外就必须通关节，受害者想胜诉也要通关节。
贪官张二江的《下级学》一书中就有：在上级面前要装糊涂、装孙子的“高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官场的“潜规则”——升官不是看谁有德才，而是看谁擅长“装糊涂”“装孙子”。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