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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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之殇-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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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之殇:竞底(全文)》

第1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代前言)2008年,中国经济形势陡然紧张,大批企业关门倒闭,许多大学生毕业等于失业,这与国际大环境有关,但更多的是中国人本身的问题!这些问题,源自中国人的选择!竞底策略使中国有过辉煌的奇迹,但也造成了结构性的困局。如果不使这种策略升级进化,它还将决定中国人的未来。中国人喜欢将自己与犹太人相比,他们称善于做生意的温州人、潮汕人为中国的犹太人,在此简单举个典型案例,比较犹太人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模式:东欧某个城市在城东和城西,各修筑了一条新马路。于是,犹太人在西边,中国人在东边,各开了一家修车店,他们的价格都很公道,服务非常好,两家店的生意都十分红火。不久,另一个犹太人在西边发现,人们来修车时,常常要费时等待,他就在修车店的旁边开了个餐馆,专营犹太美食,不久就声誉鹊起,不少人即使不修车,也愿意光顾。而在城东,另一个中国人看修车生意好做,就在街对面克隆了一家新店,为了招徕顾客,他按照对面老店的价目表,九折收费,两家店的关系有些紧张,但大家的日子还能过。又过了一阵子,另一些犹太人看城西的人流越来越多,就渐渐开起了超市,建起了住宅、教堂、学校,西边慢慢形成一个繁荣的新兴社区,房地产也开始增值。而在东边,更多的中国人来开了修车店,价格战变得白热化,每家店都偷偷在客人面前诋毁自己的同行,为了控制成本,店主们不惜克扣修车师傅的工资,甚至在修车时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于是,高水平的技师都流失到西边犹太人的修车店,不太在乎价格的优质客人也不来了。慢慢地,城东西的修车业务出现了产业分工:高价车、新车都到城西维修保养,尽管那边修车的价格平均是城东的三倍;而二手车、廉价车都到城东,尽管他们的服务差强人意,但毕竟收费低廉。
第2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于是,犹太人的修车店赚得盆满钵满,而城东的中国人虽然很辛劳,却在苦哈哈地熬着,仅混了个温饱。再后来,最先在城东开店的那个中国人下定决心,准备贷一笔款把自己的店搬到城西去,他假装客人到犹太人的店里去考察,发现犹太人用赚来的钱买断了几项专利,修车的效率提高了五倍,质量提高了三倍,而此时城西因为成了旺区,房价和房租都上涨了120%。中国人发现,如果在犹太人的店铺旁再开个店,凭他现在的资金和技术,恐怕只有死路一条。这个中国人百思不得其解,论聪明和点子,他自忖不输给犹太人;论勤奋,他干得绝不比犹太人少,甚至已经把犹太人用来念圣经、守安息日的时间,全部用于工作;论节俭,除了看看电视,他根本没有什么娱乐。他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那些后来的中国人身上:他觉得自己和他们,就像放在篓子里的一群螃蟹,任何一只想要往上爬,其他的螃蟹便纷纷攀附在他身上,结果把它拉下来,谁也走不出困境。螃蟹文化,就是竞底文化的一个表现,每一只螃蟹都被拉到底线,才肯罢休。如果说东欧的这个故事,离我们太遥远,那我们看看身边发生的事情:深圳宝安是一个电子产业集中区。李志强(化名)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此开了十几年的电子加工厂,主要承接美国的电话机订单,也做少量的内销。这样的厂在深圳多如牛毛,品牌毫不重要,姑且把它叫志强厂吧。志强厂这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可算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缩影。最开始它从港台商人手里接单,几年下来,摸熟了出口美国的渠道,就开始直接接单,到2007年,每年的出口额稳定在四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电话机是低利润产品,李志强常常把自己的竞争战略挂在嘴边:便宜就是硬道理。他给我举了个例子,这个例子集中反映了中国商人的思维方式,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我详细记录如下:电话机的座机和听筒由于配重的需要,通常要装加重块,李志强刚开始从台湾人手里接美国订单时,这加重块的材料是铅。
第3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开放之初,民智未开,直到老老实实按订单要求做了两年后,李志强才去掉对电话机的神秘感。有一天他忽然脑袋开窍:这闪闪发亮的铅,不过就是在机壳里面增加重量嘛!他立刻把昂贵的铅改为相对便宜的不锈钢。这一改,志强厂相对竞争对手一下子获得1元多的成本优势,接连赢得几个大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李志强对自己充满信心,与买方谈判时的感觉好极了。但很快,其他加工厂也知道了这个奥秘,随即跟进,李志强又没有了成本优势,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和对手们开展控制成本的比赛:不锈钢换成上油漆的生铁,再换成不上油漆的铸铁,加重块的成本从1元多,直线降到了0。1元。还能不能更便宜呢?除了李志强外,宝安所有的电话机厂都在开动脑筋,不过似乎再没有比铸铁更便宜的材料,这条削减成本的小路,仿佛已走到了尽头。但李志强没有气馁,他尝到了甜头,决心一如既往,这次他瞄准了水泥。开始的试验效果非常差,电话机里的水泥块经过野蛮装运后,非常容易碎裂,李志强率领他的工程团队展开技术攻关,经过数十天的不眠不休,做过数百次试验,他在水泥中加细铁丝,加纤维,用各种不同标号的水泥,不同的配方严格记录试验过程。最终,他获得了成功,加重块的成本降到了0。01元以内。这就是中国式的坚韧和智慧。志强厂在酷烈的竞争中,又可以喘一口气了。我含着泪花听李志强绘声绘色地讲完这段故事,心里不禁在想,眼前这个中年谢顶、略显憔悴的中国男人,在劳心费力做他的降低成本试验时,他的试验方法、苦干精神、付出的努力,和当年伟大的发明天才爱迪生所做的工作,有什么两样呢?但爱迪生在试验了上千种灯丝材料后,为人类发明了电灯,而李志强的努力,又换来了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在电话机的成本控制上,再拧紧了一圈螺丝。写到这里,我不禁问自己,如果犹太人处在李志强的角色,他们会怎么做呢?
第4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后来,我从志强厂的工友们嘴里知道,当时宝安众多电话机厂家都认为:加重块的成本肯定可以降低,因此,在残酷地争夺外贸订单时,纷纷预先考虑了这个利好因素,提前就把价格降了下来。李志强为了留住大客户,也不得不以临近亏本的价钱接单。但他预期中的加重块成本降低,却迟迟没有突破,为了维持工厂运转,他对工人们开始极为严厉:加班的时间越来越长,为了克扣工人工资,各种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罚款制度,快速出笼。因此工厂的熟练工相继流失,产品质量失控,导致多次返工。在不影响品质的基础上,以廉价材料代替昂贵材料,是一种竞优,李志强开始的方法就是竞优。而此时他采用的,就是竞底:靠把人打到底线,赢得暂时的竞争力。李志强的竞底手段用到了极限,连他自己都感觉到难以再熬下去了,就在这时,加重块试验成功了,严峻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也许有人会说,志强厂的电话机,不过是个夕阳产业,日子难熬是应该的。好,那么我们说说手机行业。仅仅在六七年前,中国的大型通信企业、家电生产商还在权衡:自己是否有技术、有实力上手机项目。一个手机生产许可证,在当时还相当金贵,这总不算夕阳产业了。而才到2008年,娇贵的白雪公主眨眼就变成扫地的灰姑娘,仅深圳的山寨机从业人员就有20万,年产值400亿元。在华强北,任何一家电子配件市场都能买齐所有的配件,只要一台简易的焊机,就能回家做成新颖时尚的多功能手机,批发价才200元左右。上万家企业,数千名像李志强那样的商人在全力打拼,使整个手机产业傻瓜化。但同时,也使它像萝卜白菜一样无利润化。中国人让一个行业无利润化的能力,确实是惊人的。而这种能力所依托的,就是中国数千年来养成的竞底思维和传统。也许还有人坚持:电话机、手机这些终端产品,很难保持技术壁垒,整个产业被轻而易举地傻瓜化,也是很正常的。既然傻瓜化了,自然不会有丰厚的利润。
第5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那么我们再来看中国高科技行业的旗帜深圳华为。谁也不会否认,华为是处于朝阳产业中的高科技公司,正因为它是成长最迅速、发展最平稳的璀璨明星,本书将以华为作为主要案例,来说明中国人的竞底思维。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华为这样的公司都竞底,其他公司还能不竞底吗?2007年的华为年报显示,该年实际销售收入125。6亿美元,净利润6。74亿美元,利润率仅为5%。也就是说,如果华为的总裁任正非的铁腕稍微松一松,华为很可能滑入亏损的境地。如果任正非也像李志强一样,拼命控制成本,能否从庞大的销售收入中,再挤几个亿人民币的利润出来呢?实际上,任正非是比李志强更能控制成本的人,他有一套独特的拧毛巾哲学,这套哲学和他倡导的压强原则、狼性生存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华为的成功,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任正非的拧毛巾哲学。任正非这样阐述他的拧毛巾哲学:就如拧毛巾,只要拧出水来,就说明还有竞争空间;毛巾拧断了,企业也完了;只有毛巾拧干了,毛巾还不断,这才是最佳状态。华为在2008年中国电信c网100多亿的设备采购招标中,报价6亿多,就是竞底色彩极浓的拧毛巾,业界估计这次华为不仅不能从毛巾里拧出水来,还要亏损数十亿。但为了弥补先前判断的失误,华为也只有这样把自己打到底线了。毛巾拧得太厉害,就会接近底线。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员工自杀、猝死事件,显示出华为这条毛巾,已出现了纤维撕裂的迹象,如果再狠狠拧下去,很可能会发生重大断裂。因此,即使是任正非那样的竞底高手,如果沿用以往的战略,也很难把华为的成本再压下去,把利润率再提高零点几个百分点。竞底战略依靠人们的底线生存,来获得竞争优势,这使得人们的工作生活条件很难有较大的改善,以志强厂为例:上世纪90年代初,志强厂的女操作工(俗称打工妹)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每个月休息两天,工资按岗位不同和熟练程度不同,为200~250元。那时,工业区最便宜的快餐是1元一份,里面有一个煎蛋或一点碎肉(当然,那些碎肉大多是来路不明的冷冻肉),外加一点素菜。
第6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到2008年,同样条件下的工人收入,为900~1000元,但同样的快餐,也涨到了3元,如果再加上房租、水电、交通费的增长,18年来,打工妹们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变化!深圳如此,珠三角地区也是如此,资料显示,东莞打工妹的实际收入近20年也没有增长。珠三角如此,长三角呢?其他内地地区呢?可能还不如珠三角。写到这里,我眼前出现了大群大群穿着灰色或蓝色工衣、身材不高、面目模糊的打工妹们,繁忙的工作没有压抑住她们青春的活力,即使在午休出来吃饭的时候,她们也会偶尔嬉笑打闹一下,寻找一点难得的欢乐。如果说中国正在和世界各国如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产业战争,那么这些穿着蓝色或灰色工衣的打工妹,就像前沿阵地上鏖战的步兵一样,她们付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努力,却没有享受到值得一提的成果。古人云:一将无能,累死千军。这话用在这群步兵头上,也许并不为过。那么这个将到底是谁呢?是他们的老板李志强吗?李志强不努力吗?非也!李志强不能干吗?非也!那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战略选择的问题!微观的个案也许不说明问题,让我们再看看宏观的层面。先看一个他人的例子:1945年,日本彻底战败,战争破坏加上战后拆卸重型设备赔偿受害国,等等,日本基本上赤地千里,女人靠向美国大兵卖淫为全家谋生,很多大人、孩子冒险围着美国军舰,希望从军舰排泄出来的垃圾中,找到一点有热量的食物充饥。在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日本从50年代至80年代,实现了30多年经济腾飞。1965年,世界前五大半导体生产商依次为:德州仪器、仙童、西格尼蒂克斯、威斯汀豪斯和摩托罗拉;而到了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nec、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德州仪器。这一年,日本人的工资水平超过美国,而到1988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ic生产国。
第7节:中国人聪明吗?中国人智慧吗?

同时,日本还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基尼系数0。28)、劳资关系最和谐的国家。有些人也许会强调,日本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的扶持,而且人口比中国少。但韩国、台湾同样受益于冷战,人口比日本更少,却并没有日本的辉煌。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日本确实有些扶持,但ic产业从来是美国的支柱产业,它绝不会在这个产业上,扶持昔日穷凶极恶的对手,超过自己。中国的管理者喜欢说懒惰者找借口,实干者找差距,我们不能在这里为自己找借口!再看看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发动的中国对外开放,始于1978年。尽管经过十年浩劫,但不会有人否认:当时中国的工业基础,远远好于1945年的日本。据中国统计显示,1979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3。0%的速度。与日本经济起飞阶段gdp年均增长9。2%,和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年均8。5%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中国生产了美国低档消费品的30%,该年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排名显示:美国37610美元排第5位日本34510美元排第6位中国1100美元排109位在三十年经济腾飞后,中国人的收入水平,仅为美国人的2。9%!在此,我们没必要用所谓的购买力平价,来为自己找心理平衡。只要比较中美两国的工资与房价,就可以知道中国经济学者自豪的购买力平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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