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半个小时！布什所说的详尽仔细考虑，原来都只花了半个小时就做完了。一桩死刑案，从调查到审问到判决，有多少文件、多少证据，布什州长要如何在半小时中考虑衡量这些数据？
布什的解释是：法院已经花了那么多时间、走过那么细密的程序，他所要问的只能是：有什么特别理由怀疑、不接受法院判决吗？在那半小时会议中，州检察长要准备的资料，是整理那些反对法院判决的特别理由。
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
原来如此。照他这样的标准，那半小时的时间说不定都还嫌太长呢！毕竟一来，布什州长没有真正要了解案情来龙去脉，这个犯人被控什么罪名，因为什么证据证明了什么行为所以应该夺取他的生命。他要的，只是州检察长整理好告诉他这案子有没有什么蹊跷，如果检察长说没有，那他就认为没有，就可以安心签名了。
难怪他六年任内，一共有一百五十二个死刑犯执行令送到他桌上，他签了一百五十二件，没有一件例外，没有一件特赦，甚至没有一件判定延迟再议。
布什州长主张：这样的纪录显示他尊重法律、尊重法院，不以个人的意志，不以州长的政治权力，介入法院判决，不干涉法律正常执行。
不过换个角度，这样的纪录还显示出了其他意义。第一是他对于为什么至今美国州长仍然握有对州内每一个死刑犯的最后签决权，显然没有什么根本的认知与思考。法律管辖评断的是行为，然而让人做出行为来的，却有各式各样的动机，还有各式各样环境因素的影响。剥夺人的生命权，是法律的终极惩罚，在终极惩罚之前，动机及其他因素应该获得充分考虑，而州长就被赋予了进行这种“人的考虑”的权力与责任。
另一层相关的意义是：显然布什对于人命，尤其是他心目当中的“罪犯”的生命，缺乏根本的尊重。和其他主张保留、甚至多用死刑的保守人士一样，布什也喜欢强调一般人的生命权、受害者的权利，来合理化对于重犯者的死刑惩罚。也就是说，国家、公权力大可以决定取走“罪犯”的生命。这样的思考中，没有一种对生命普遍的尊贵，也就没有保护生命的基本底线。
生命是可以分类、甚至应该分类的。被归纳进不一样、“不对”的类别里的生命，就不受保护，甚至可以理所当然予以消灭的。
不令人意外的伊拉克战争
这样一位毫不手软签决一百五十二名死刑犯，没有任何兴趣想知道他们犯罪过程的人间故事，更绝不愿理解案情相关动机、社会因素的州长，当他成了总统，他会发动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伊拉克战争最大的特色，多年之后大家应该可
＇生命权＇ 尊重生命的价值（2）
以看清楚了，是极其草率鲁莽的决策过程。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政权与本？拉登“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从来没有坚实证据显示萨达姆握有大型毁灭性武器，布什总统还是一意孤行发动战争。
当时的美军三军联席会议主席明确在国会表示：要打伊拉克战争，尤其是要在战后有效控制治理伊拉克，需要“数十万大军”。布什却放任他的亲信，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这样的估算嗤之以鼻，主观任性地以十万军队就进行了对伊拉克的侵略占领。
结果，军事行动很容易打进巴格达，很容易赶走萨达姆，然而接下来人员不够、缺乏训练，一连串因素使得美军无法有效管理伊拉克。到处都有游击队蜂起，以各种临时自制的武器袭击美军，造成了极大的伤亡。
当然，在这过程中，伊拉克人，不管是原来的军人或平民百姓，伤亡数字更是美军的好几倍、几十倍。这些都是人命。
偏偏这些不是布什总统认为应该要珍惜、应该要尊重的生命。如果体恤、珍视生命，“九一一事件”之后立即进行的阿富汗战争还没打完，他不会执意非打伊拉克不可。至少不会用那么少的兵力、那么缺乏训练的军队去占领伊拉克。
如果布什总统，不，如果布什州长能够懂得尊重生命，尊重人最基本的生命权的话，美国应该可以免去一场愚蠢、粗鲁、代价极高的战争。
在政治上，如果不能培养、建立重视生命权的价值观，那么犯下的错误，往往是最严重、最可怕的错误。
第二辑 找到自己的风格
约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国社会享有令誉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老穆勒很强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儿子一事上。在父亲的规划下，小穆勒三岁就开始学希腊文，七岁学拉丁文，十二岁学数理逻辑。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选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识导师 主张“功利主义”、主张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
小穆勒在父亲的看管、指导下，度过了紧张、痛苦的二十年。二十岁那一年，他终于精神崩溃，作为对父亲最无奈、也最直接的抗议。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1）
英国大文豪卡莱尔（Thomas Carlyle）有一部传世的重要作品，叫《英雄与英雄崇拜》，那是他在1840年代一系列演讲的讲稿汇编。系列演讲很受欢迎，吸引了许多英国名流买票入场聆听。
其中有一场讲的是“宗教英雄”，“崇拜”的主要对象是伊斯兰的创教先知穆罕默德。讲到一半，卡莱尔拿前辈哲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及其信徒来做比较，以近乎不屑的口吻表示，关于人及其命运的看法，穆罕默德比边沁高明太多了。
当时在听众当中，有一个人站了起来，抗议地说：“不！”随即走出会场。在场很多人认识那个走出去的人，是另一位重要的英国思想家，写了《论自由》的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多人当下理解了穆勒抗议出走的原因：他曾经是边沁重要的信徒、弟子。
约翰？穆勒的爸爸，是在英国社会享有令誉的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老穆勒很强悍很霸道，尤其在教育儿子一事上。在父亲的规划下，小穆勒三岁就开始学希腊文，七岁学拉丁文，十二岁学数理逻辑。更重要的，老穆勒早早就选定了小穆勒最主要的智识导师 主张“功利主义”、主张人生目的就在“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
小穆勒在父亲的看管、指导下，度过了紧张、痛苦的二十年。二十岁那一年，他终于精神崩溃，作为对父亲最无奈、也最直接的抗议。
精神崩溃之后，边沁的哲学显然对小穆勒失去了说服力，一个甚至无法确保自己的精神健康、无法追求一己幸福的人，谈什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呢？
穆勒对浪漫主义的转向
小穆勒转而大量阅读浪漫主义的诗篇。慢慢地总算从贫弱的精神状态中恢复，艰难地重拾了理性思考的习惯。这段经验，一方面让他理解到“自由”的重要，埋下了后来写《论自由》的初始种子；另一方面也让他找出了自己未来生命的目标 他要将浪漫主义中挖掘出的种种热情与神秘经验，转译成理性的语言，让更多人能够了解。
这段过程之后，边沁及其哲学，成了小穆勒身上深刻的伤痕，难怪他会在卡莱尔演讲的会场失控站起来离开。
小穆勒的反应可以理解，然而对很多人来说，卡莱尔的行为就没那么容易理解了。卡莱尔明知约翰？穆勒和他太太就在演讲会的观众席中，他甚至知道穆勒太太买了全系列每一场演讲的入场券，更关键的是，没有人比卡莱尔更了解穆勒和边沁的关系，尤其是边沁在穆勒生命中所代表的痛苦记忆。
卡莱尔比约翰？穆勒整整大十岁，两人相识时，卡莱尔三十五岁、穆勒二十五岁。使得两人一见如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穆勒正处于和父亲的紧张关系中，而卡莱尔也有一个严厉、凶悍的爸爸，那一年他爸爸突然去世，卡莱尔也陷入特殊的父子心理问题中。
最鼓励穆勒接触浪漫主义的人，就是卡莱尔，穆勒自我疗伤的过程中，通信最勤、最亲密的对象，也是卡莱尔。
卡莱尔帮助过穆勒，穆勒对卡莱尔的帮助更多。卡莱尔的著作在伦敦找不到出版商，黯然回到苏格兰乡下隐居，是穆勒反复劝说，把他再次劝到伦敦。卡莱尔在英国奠定文名最重要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史》，那本来是穆勒想要写的书。穆勒不只把题目让给了卡莱尔，还慷慨提供了自己收藏的数据与书籍。
卡莱尔完成《法国大革命史》后，还没出版前，穆勒就先写了一篇掷地有声的评文。文中盛赞卡莱尔的著作是近年少见的伟大作品，是一部史诗，势必影响往后英国所有的历史写作。穆勒自己承认：抢先写评文，是为了阻止“小鼻子小眼睛的评家”随便攻击《法国大革命史》，而且他的重量级评文也的确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大有助于卡莱尔作品的成功。
卡莱尔与穆勒的决裂
两个这样关系的人，为什么会在公开演讲会场发生那样尴尬的事？根本的理由，还是要在穆勒为《法国大革命史》写的评文里去找。穆勒对于卡莱
＇基本价值＇ 基本价值的分歧很难并存共处（2）
尔处理“群众”的态度，有所保留。卡莱尔不相信群众，认为群众不可能扮演真正推动历史的角色。他在历史，尤其是法国大革命史里看到的，是个人的智慧与决心。卡莱尔否定有什么样的理性系统可以控制革命的血腥冲动，唯一使革命得以有所建树的，是英雄、是伟大的个人领袖。
相反地，穆勒寄希望于代议制政府，如果革命后不能建立代议制政府，那么“舆论上任何重大争议都将导致内战”。
两位曾经再亲近再要好不过的朋友，在这点政治立场上有着明确分歧。这点分歧终究使得他们无法继续维持那样的友谊关系了。太多事情都会触动这条神经，提醒、乃至扩大了他们的差异。例如1865年英国殖民地牙买加工人叛变，杀害了十八位政府公务员。牙买加总督动员军队镇压，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处死了四百二十九名牙买加人。一群知识分子与士绅联署谴责牙买加总督的行为，领衔的是穆勒；同一时间另一群知识分子和士绅联署声援牙买加总督，带头的是卡莱尔。
1873年，穆勒早于卡莱尔去世。卡莱尔听到穆勒死讯，感慨地说：“很多次我都想写信给他，问他： 约翰？穆勒，到底是什么因素将我们分隔开来呢？ 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穆勒地下有知，听到卡莱尔这样问，或许会回答：“是最基本的政治立场分隔了我们。”很多不同立场的人能继续做朋友，可是在政治上相信个人英雄主义，与相信群众政府系统，这两种态度却很难并存共处。这是最残酷的事实。这两种态度，是政治态度，却又不只是政治态度，而是会影响个人几乎所有是非判断的根本价值，就连卡莱尔与穆勒都通不过这种差异的考验。
其实，感慨地说着“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时的卡莱尔，心底又何尝真正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因素隔开了他和穆勒呢？
＇历史＇ 了解真正的人间变化（1）
哥伦布为什么伟大？
“正统”的解答，我们会从历史课本里得到的解答，应该是：他不受自己那个时代的迷信所拘执，坚持认定地球是圆的，所以就能找到一条向西走却到达东方的航路，而且他勇敢地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现，终于发现了美洲大陆。
不过如果稍后深入查考出土的原始史料，简单的“正统”解释，会需要蛮多附注说明的。例如：哥伦布阅读《马可波罗游记》，完全相信游记里所描述、形容的那个华丽、丰饶的东土，深深迷恋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国与日本，所以才立志要找到一条比较方便能够去到远东的航路。
哥伦布一生四度西航，每次都在今天的美洲大陆登岸，可是不管别的航海家、制图者如何说明，他始终坚信自己已经到了亚洲。虽然发现了“新大陆”，然而直到去世，哥伦布没有察觉这块大陆之“新”，他认定自己的成就，是找到新的路径到了古老中国所在的“旧大陆”。
他为什么如此“铁齿”？因为他实在不是个太好的航海家，甚至不是一个合格的航海家。与“正统”的解释相反，15世纪末期欧洲出现了专业航海、制图圈，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大家都确认地球是圆的，换句话说，大家早想到、也都同意，由欧洲出海向西航行，是可以绕着地球到达东方去的。理论上知其存在，却没有人起航去证实，理由是：这条航路太遥远了，超过当时航海技术的限制。
误打误撞的哥伦布
那为什么哥伦布敢去？因为他的地理计算太差了。当时一般欧洲地理相信：欧亚大陆横贯占据地球球面的一百八十度（事实上只有大约一百二十度），如果要从欧洲最西边出发，向西到达亚洲的最东边，就要航行地球一半（一百八十度）的距离。这个距离，不可能是当时只有八十英尺长的远洋船所能负担的。
哥伦布却不接受别人通行的看法。他主张：从《马可波罗游记》可以推断出日本在中国东方三十度。再来，如果不从伊比利亚半岛出发，而是从加纳利群岛出发的话，航程又可以再减九度。他又自作主张认定原本对欧亚大陆面积估计太小，最后算出来，只要航行六十度，地球圆周的六分之一，就能够从欧洲去到日本。然后他还混淆了英里和海里的长度，东算西算，认为只需航行两千七百英里就够了。今天我们确切量出来的距离，从加纳利到日本最东缘，是一万三千英里！
抱持着错误的信心，哥伦布才敢出发，也才争取到西班牙王室的支持。航程很远，哥伦布船上船员很恐慌，一直看不到陆地让他们心生恐惧，甚至开始怀疑船会不会航行到世界的尽头，“咻”地就跌入无底深渊里去。哥伦布为了安慰其他船员，特别搞了两本航海日志，一本放在外面，大家都可以去翻，另外一本私藏在船长室里，只有他能看。外面那本日志上，哥伦布刻意写“假”的航程距离，大概只有写在私密日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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