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阔人家(那是唯一赏识奥尔的伯乐)的三层楼梯过道墙壁上实现了:希腊神话、圣经故事、罗马战役的各种角色减约为奥尔一家三口,又被他画成上百个复数,拥挤纠集在狭窄而不规则的墙面上,当奥尔开灯照亮壁画时,我发现错误的形、刺目的色彩、匪夷所思的姿态获得奇怪、动人的效果,虽然他的创作意识远未涉及后现代画家如基亚、克莱门特或施草帕处理同类题材的形变或风格因素,但他的堂吉诃德式的狂想在这儿转化为装饰,这装饰既被注入奥尔的激情,又被这座豪宅的楼梯间赋予形式。我由衷赞美,这回奥尔没像七八年前那样咧嘴傻笑,他抱住我,委屈地喃喃地说:世界上只有你理解我,只有你理解我。
我仍然没说心里话。是的,我理解他,因而怜悯他的挣扎,我比他还要感谢那位房东给他机会,付钱让他疯狂;但凭什么我怜悯人家?这位“罗马人”(但愿真是)勇敢而无望地扮演着欧洲古典艺术的当代英雄,我尊敬他。就人种和文化而言,这理应是他的梦想。多年来我难以调和对奥尔暗藏的怜悯,现在我可以释然于心:这壁画终于给了我尊敬他、赞美他的机会。
那道楼梯是奥尔唯一能够与之搏斗的堂吉诃德式的风车。没活干时,他翩然回到画室。一画单幅架上画,他又难自把握。他努力画些被我们称作“商品画”的东西,在画中,永远作为模特儿的斯苔芬尼扮成盛装贵妇、绿野仙女,或是身在华屋的裸体女子。这些画法粗糙、内容甜美的画和他的耶稣钉刑图之类堆满墙角。若有画商来访,我就转而介绍奥尔的画给他们看。我眼见许多生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地画家天然不懂生意经,每当奥尔面对一位画商,立马面红耳赤、言语生硬。老一套的推脱照例是这么开头:啊,美极了,不过听着,年轻人……奥尔争辩起来,宣示自己的美学,援引美术史,男中音越来越响。
3。 艺术家肖像——奥尔(4)
人家走了。门关上。安静。奥尔的脖子很久还是红的,但一声不响,低头继续画。如果我在这儿写他当天画得很不顺手,把颜色全刮去,重重地将画笔掼在边上,就太像小说了,但真的曾经这样,我在场,我也一声不响。
他从未抱怨过——我不记得听到美国艺术家为了卖画不成这类事絮叨。倒是奥尔自己告诉我,有一天他想在木架里抽取某幅画,多年旧作重重堆叠,彼此阻隔。“我恨这些垃圾,”他说,并作出盛怒的表情学给我看,那一瞬,他的脸真像罗马雕刻中的勇士,“我用力太猛,木杠戳到脸上,全是血,斯苔芬尼吓坏了,我对着她吼:为什么我干这些事!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其实在他说的时候正画得顺手,心情好极了,他说出来,因为我知道画布上片刻的得意就会抵消所有怨恨(反过来也一样),而且回想起来,会得意自己比无益的怨恨强(反之还是一样)。我把这意思告诉他,奥尔愣了一愣,旋即大笑:“Yes; Yes!我们这些傻瓜!”
那天他扛着画同我一起下地铁,说是要给妻子看看。他故意把画面朝外,我知道,他愿意乘客看他的画。
“我们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理想,”福克纳说“我评价作家,是看他明知做不到而去做,以至光荣失败的程度。”这话漂亮。但既是提到失败,也就还有成功的意思。被罗马人打败的希腊人则另有一条格言,大意是“战死者不丢盾牌”——拿这些话来说奥尔,不免言重了,换在十几年前我还没出来时,我也未必懂得。现如今混在纽约蟑螂堆似的艺术家群之中,久了,虽说“盾牌”、“光荣”之类都谈不上,但偶尔读到这些字句,就能会心一笑。我曾转告奥尔,他好像感动了几分钟,忽儿同我讲圣经,可惜我英文有限,没听懂。
说到英文,我指的是英文的中译,其实有不少冤案,譬如“Artist”(中译“艺术家”),直译过来就是“弄艺术的人”,根本没有“家”的意思。按照中译,奥尔不但尚未“自成一家”,以官家或社会的功利标准,他都算不上“艺术家”;可奥尔教我这个中国“艺术家”知道什么是“Artist”:在美国,一位“Artist”以每天的工作证明白己的身份与人格。就我所见,奥尔他从未间断过画画,在持续的挣扎中,他画出才华洋溢的局部而不自知,他毕竟比过去画得好多了。家庭之累、默默无闻,都不曾使奥尔放弃画画,他竭尽全力单独抚养妻小,而他自己,则活在他十八岁那年所作的选择之中。
奥尔是我的第一个美国画友。今年他三十二岁了,脑门子上已经略微谢顶。他们一家搬到我所在的区域,邀我去坐,孩子们冲出睡房在客厅沙发跳跃尖叫,那娃活像委拉斯贵支画的小宫娥:图鲁兹女人斯苔芬尼两年前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今夏并怀了第四胎——上个月我看见奥尔了,他远远地在街对过的人丛里走,背影健壮,穿着他那条沾满颜料的运动裤,迈着我看熟的步子:有点鲁莽,有点无所谓——奥尔没看见我,我也没叫他。
1997年9月
4。 我的画室(1)
带天窗的画室早已不时兴了,同架上绘画一样,成了古董。纽约艺术家的梦是租用老式工厂仓房整层打通的大画室(英文叫做“Loft”),面积两百平方米上下,大得可以骑自行车转。如果在苏荷一带,月租三五千。再花个几万装修,隔成画室、书房、卧室,然后买来中东地毯、南美盆栽、非洲的木雕、欧洲的古玩——“Loft”其实不仅是画室,它代表后现代的生活方式,纽约上流文艺人的地位,加上每月一叠高额账单。
那么去租带天窗的画室。且慢:更贵。古董会便宜吗?何况这古董是一个房间。60年前的前卫艺术家有福了:那时,万恶的资本主义还没进入消费时代,即便在二战期间寄居纽约的曼·雷、杜尚也能在下东城以低租金(才几十块钱)享受带天窗的画室。
咱社会主义怎样呢?瞧如今北京新盖的古董四合院,叫价一百万。美金。
我怀念中央美院“U”字楼带天窗的画室(现在上学也得交学费了吧?)。那年头,在我结束八年插队生活的眼光看来,天窗就是天堂,光芒从上而下照在人脸人体上,雍雍穆穆,简直伦勃朗。
人各有记忆。开课那天,侯一民先生笑吟吟走进来。走到我的画架子跟前,他指着老旧的地板说:“就在这儿。就在这儿他们殴打我,连着打十几天,不让回家。”
如今,“U”字楼成了所有美院同仁的记忆。前年造访旧美院,每间教室上了封条,一枚封条旁还留着陈年标语:“欢迎新同学”。新同学呢,都在西八间房万红街二号新美院的新画室:高大、空阔,没有天窗,原先就是厂家的房子。我转了一圈,想起纽约的“Loft”。
上美院以前,我在中国有过几处临时“画室”(据说偷儿格外记得作案的地方)。1974年江西省美术“办公室”在井冈山举办“学习班”,我有幸混在那儿画了第一幅油画创作。1976年在拉萨“人民广场”的文化馆画好多藏人痛哭,出门北望即布达拉宫。1977年是在南京街巷深处两位朋友的私房,我辗转其间赶一幅部队进藏的大创作。记得想看我画画的小哥们儿连连敲门,我不应,可陋室板扉缝隙太宽,瞒不住。
每回告别一次性“画室”,我都默然四顾,不知下一回能在哪里画大画。1980年去拉萨,我缩在妻子的七平方米的宿舍里弄毕业创作,画纸搁在椅背上,挪到房门口就着过道的天光画。那是藏剧团的小院子,记得有一口用杠杆打水的井,井口碗一般大。黄昏,院墙远处的山峰被夕阳照得像烧红的生铁,我趁着余晖到院子里退远了审视自己的画。
“画室”一词译得太雅。比较接近英文“Studio”的是“作坊”,用白话说就是“干活的地方”——来到纽约,我在不同寓所的窗下摊开家伙将就画了十年,倒也没什么:我从小就习惯干活不一定非得有条件齐全的“干活的地方”。但终于我想画大画(青少年时画惯大画的旧习居然潜伏到中年),草图出来了,“想法”接踵而来,自己的寓所是断乎画不了的,干活的地方在哪儿?“Loft”,是做梦,带天窗的画室更是妄想。回井冈山?去拉萨?
后来是原浙江美院的郑胜天先生赏给我干活的地方。1991年夏他假加州圣地亚哥艺术学院办了一期暑季艺术活动,招集一群中国艺术家,我也算一个。可第三套双联画才铺开,学院开学,学生返校,我们撤出。住在洛杉矶的老哥阿城接我过去,四米长的大画正好同他家大厨房西墙的尺寸相当。窗外的柚子树雨后落一地果子,阿城特意买来两盏白炽灯方便我连夜作画。那些日子我想起在国中打游击似的作案地点——到美国情形还是一样。大画运回到纽约也没处搁呀,索性存在阿城的院子里。没画室,画也没个自己的家。
纽约是房屋的丛林(有理无钱莫进来),是一片难以测知深浅的生态场:各种人,各种生活方式,各种可能性,包括各类租金。总之,1991年底我的美国画友奥尔告诉我时代广场第七、第八大道之间有一所住满艺术家的大楼,每一画室月租金才三五百元。他独用一间,大半时间要去打工,空着也是空着,他频频催我过去。知青生涯留给我的后遗症(或良药?)可能是对一切不抱奢望。所以有些我以为很难的事忽然如愿以偿,半是机缘,半是有人推一把。那年冬天我取到奥尔的钥匙打开西四十二街233号501室的房门,经年累月的松节油气味扑面而来。撒一泡尿,点上烟,我在五十平方米的屋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只觉得就像初上井冈山那会儿一样年轻,这是我平生第一间自己的画室啊!
4。 我的画室(2)
除了苏荷区,纽约艺术家租用画室比较集中的地段是东、西格林威治村,以及西十四街一带和布鲁克林。地处中城曼哈顿心脏地区的时代广场纵横一二十条街面,既是繁华的商业区,又是百老汇歌舞剧剧场和纽约时装公司聚集地带。然而各种动物总能觅得栖息出没的场所:时代广场西端,第七、第八大道之间的四十二街,二战前有好几家著名百老汇剧场,夜夜笙歌。60年代嬉皮士运动后不知怎么一来没落了,渐渐成了“成人文化”(即色情业)店铺集中点,也曾是毒贩、流莺兜生意的地段。向西去中国领事馆,朝东进入时代广场,都得经过这条街。白日里看不出什么异常(没有“成人文化”的中国成人倒是常来此地盘桓),晚上呢,其实纽约到了晚上哪儿都难保不出事(中国画家林琳即是在时代广场附近被歹人打死的)。市政府对这条街头疼多年,苦于没钱整治——没钱的艺术家于是钻了这条街房产贬值、房租低廉的空子。
233号楼总管巴巴拉先生每天气宇轩昂站在大门口,同时和好几位熟人生客插科打诨兼招呼。全楼共有六层,两架电梯。上下进出的人物看来真是艺术家,准确地说,还未成名发迹的艺术家——疲倦,亢奋;沮丧,骄傲;心事重重却了无牵挂;目光冷漠但眼神热情;懒、随便,又显然紧张而工作过度;气质是单纯的,精神则天然地颓废。美式英文的招呼礼节从来简洁,彼此擦肩而过,门一关,美国所有的楼道差不多全都空无一人。
画画。画室里很快摊得一塌糊涂。记者问培根,是否刻意从画室的零乱无序之中画出“有序”,培根回答:“是。”在画室里能这般理性吗?收音机开着(刚占据画室,接上电源乐音弥漫时,真像开了新纪元)。乐曲有序,我无序地听。这里不作兴串门聊天,“干活的地方”就是干活的地方。一天,有人猛敲门,冲进两个警察两个便衣。三人直奔大窗口朝步话机急速讲话,留一位解释:朋友!要抓人,借个监视点,对不起。
二十分钟后,楼下斜对过两个青年已经被反身制服,双手抱头,就像电影里那样。
录像带普及后,四十二街一排成人电影院相继倒闭。看下去,有两座影院的突出门楼上每天聚满鸽子,鸽粪斑斑。有人定时撒食,鸽群飞降街面,挤挤挨挨捣头如蒜(多好。它们用不着画室,也不需要绿卡)。天黑了。下地铁前偶尔会弯进哪家成人商店(这词想得真好)。我也是成人。千万册杂志画报(十八岁以上的成人照片)可以随便翻看,翻着,忽然就想起楼上我的画室,我当天的画——我是谁?从何处来?我在哪里?井冈山、拉萨、时代广场?
居所和画室分开真有道理。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安稳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至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回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渐渐地,我和奥尔的大画堆不下了。1994年,我单独租用楼下的406房间,并铺开画一套十五米长的十联画(真是疯狂)。几年来不少过访纽约的中国画家来过,登时一屋子北京话、四川话、上海话。在这个陌生地方,他们见到从前熟悉的人。
我已熟悉得仿佛从来就在此地,也将长此以往。一个地方让人踏实下来,只为这里有你摸熟的书画、抽屉,一堆随手拿起放下擅自作案的家当。往昔漂泊粗陋的作画条件变得不可思议。最不可思议的是,如果有一天我失去这画室?失去每天开锁进门,泡上茶,坐下来审视前一天画好的(或画僵掉的)作品的权力?是的,这是我的唯一的权力。恐惧倒还不至于,但绝不好玩。单是这许多大画寓所就根本放不下。
4。 我的画室(3)
好吧,我想:知青日子我也趟过来了,还能怎样?多年来我调动这个念头对付种种挫折,正如那位阿Q,这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