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是非的能力，更不会逻辑推理；二是这种尚未进入发育阶段体型小的动物跟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妥协性软弱性”，对大人有着本能的畏惧，易于服从，说啥是啥。抓住这两个弱点，老师家长发明了一套三式的改造程序，把他们彻底驯化成“好孩子”。
第一大招
这改造驯化的第一大招是：树权威。咱中国人最明白了，要想让别人听你的，你就得比他高，就得建立起自己的权威地位。有了权威，就有了绝对的统治。
毫无疑问，家长是第一个禁锢孩子的人，要不怎么说“家长是人生中第一位老师”呢。在家长们看来，自己地位比孩子高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或者说在他们眼里孩子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只是他们的私有财产。打记事儿时起，爹妈就总这样忽悠你：“是我把你生下来的，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儿肉，你就是我的，你就得听我的！”你一想，可不是嘛，没爹没妈就没我，岂有不听爹妈的理？家长庞大的身躯以及时不时动用武力的强大威慑作用，让迷不棱登弱不禁风的我们； 声泪俱下唯命是从，把他们奉为权威。
其实我们稍微想想就能发现其中的荒谬，“你从我身上出来的，你就得听我的”，没见到比这更邪门的歪理了。《圣经》里还说女人是男人身上肋骨变来的呢，难道说女人都要听男人的吗？若真如此，世上不知会少多少麻烦。孩子再小，他也是个独立的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凭什么听你父母的？
但孩子那简单的脑瓜显然不会想这些，我们只会一心争当爹妈眼中的“好孩子”。自此以后，你我便成为爹妈养的宠物，完全依从于他们，跟个穿线木偶一样任由他们摆布。
家长是用“我把你生下来的”的生物学现象压你，老师则是用“老师”这个高尚的名字唬你。和家长一样，老师也是先靠建立等级制度让学生感到卑微，然后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首先他们会靠此名号为自己塑造一个光辉形象，你看平常不管是写看图说话作文啊，还是讲个小故事啊，都要扯上老师的伟大。每逢升旗或者教师节，更会有红领巾上台朗诵关于老师多么高尚的感人诗句（当然是老师事先写好的）以营造“辛勤的园丁”、“阳光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形象。接着老师就会借此形象使出“大棒加胡萝卜”战术，先说一堆大道理，不管通不通反正学生听不懂，然后看着学生要是照着做了就给块糖表扬一下，要是不听话那就是一番血腥场面……比如上课都要求手放好，可为啥呢？不知道，只知道老师站讲台上下面同学看着就觉得自己渺小，老师发出“手放好”的命令后看到有谁张牙舞爪立马拉出来，一个凶狠的目光就能把那孩子吓得尿失禁，然后她走到一位坐姿最僵硬如同戴上手铐的同学面前摸摸脑袋说：“看×××，多乖！她就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孩子们立刻羡慕＋惭愧，纷纷仿效着“手放好”，期待着下次老师表扬奖赏自己，而那位屁滚尿流的兄弟恨不得给自己买副手铐。
老师这样树权威至“神圣不可侵犯”，一是能威慑学生而有利于管制，二是能给他们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自此，大家识趣地认识到跟老师较劲如同鸡蛋碰石头休伊特碰费德勒，绝无好果子吃。于是“听老师的话”渐渐变成了学生的本能，时间一长，批判思维能力也自然无处生长。后面咱会看到外国老师说中国大学生不会质疑老师，其实此趋势从小学这儿就开始了。
第二大招
行为上的服从只是表象，精神上的服从才是真正的服从。为了让学生彻底接受老师的价值观，他们发明了无比犀利的驯化第二大招：喊口号 。
一上小学你便会发现，大家首先学会的不是科学知识不是公民素质，而是“喊口号”。所谓“口号”，即牵扯到是非观价值观的短句，主要以一个果断的“怎么怎么好”的判断句形式出现，而究其内容，又统统是那种令人听后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脱离实际的道德情操。记得上小学时，但凡写个看图说话，最后必扯上改革开放的春风，不扯就觉得不对劲儿。那时别说“改革开放”了，连“春风”我都不知道啥意思。但写这句话却成了一个不受大脑支配的习惯动作。至于为什么这样写，不知道，我只能说语文书上这样写，墙上小黑板这样写，老师这样说，而且我看其他小朋友也都这样写（虽然大家的错别字各不相同），那我最好也这样写。
这就是“喊口号”的原理：小学生年少无知，除了吃喝拉撒睡玩以外啥都不懂，这正是最容易被植入观念的时候，而且一旦成功，此观念就会深深扎根于他那幼小的心灵中，以后想改还不好改了。说白了就是，在小孩儿不知道A、B是什么的时候，你不断跟他说A好B不好，他一定会认为A好B不好，而且以后你让苏格拉底来给他论证B比A好都不管用了。
对孩子不能单调地说教，光说出来干巴巴的，唱出来才够劲儿。你听小学操场上，经常会萦绕一些肉麻的歌曲，大家放学路上也没事儿就唱那个。即使说教，也要利用孩儿们的童趣。比如语文书上一旦印有“口号”，必然伴随着春暖花开野蝶飞舞的景象，还要配上小学生昂首挺胸领巾飞扬充满希望看着前方的图片；比如教室墙上走廊中常常贴满了烈士们的挂像，高高在上供我们仰望；比如老师会分发各种好人好事的四格漫画让同学传阅，都是扶老太太过马路之类的，通常在最后一格，一名红领巾飘飘的少先队员会挺直胸板儿敬个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
不记得小时候写过多少次“这是我应该做的”这句话了，只记得我一次都没说过。而“扶老太太过马路”也只有在上学迟到时才派得上用场。三年级学生会在作文中写“社会主义好”。乍一看，嘿，这娃真聪明，博士都弄不懂的“社会主义”，他都弄懂了（其实这逻辑也不对，在中国，博士通常都是最笨的），再问他啥叫社会主义，傻眼了。
现在回想起自己当年写的那些离奇作文，高唱着的那些荒诞口号，觉得真脸红，比红领巾还红。那些口号对我来说就是几个大字，空洞毫无意义的大字，然而我却能给它贴上好或坏的标签。虽然看上去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此举却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非好即坏”的两分法思维春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深入我们的心里，你我的头脑开始被简化成鸳鸯火锅—分成两半，一边是“绝对真理”，一边是“绝对谬误”，这对我们思维的侵蚀难以预测，而中国学生的所有问题大概都能在此找到影子。
“树权威”与“喊口号”相辅相成互利互惠。老师家长树立起权威，就方便了命令学生喊口号，而且权威本身就代表着“绝对正确”的思维模式；同时，喊口号把学生头脑改造为好坏鸳鸯锅，权威的想法自然是在“好”的里面，于是学生会更加听从指令，不加质疑地接受老师家长的价值观。
第三大招
到这儿还差点事儿。老师家长们总是希望孩子要时时刻刻为他们利益着想，于是便发明了第三大招：去除自我意识。等这招完成，您就会为了博他们一笑而抛头颅洒热血了。去除自我意识里面又分三个小招式。
第一小招是家长使的，大家肯定不陌生，叫“争气”。“争气”绝对是小时候我们最常听到的俩字，你看大人要是夸谁家孩子，都会跟他爹妈说：“瞧你这孩子多争气！没白养！”而家长听到这种话也定会心旷神怡。相反，若是别人的孩子强过自己的，则仿佛是人生最大耻辱。于是，在此种“以孩子比别人强为荣，以孩子比别人差为耻”的不知什么主义荣辱观的诱导下，家长们争先恐后地给孩子报“兴趣班”，号称“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是不能让自己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孩子走路还走不利索呢，就被父母拎着整天奔波，比唐骏还忙（唐骏现在倒是不忙了），从数学、英语到钢琴、芭蕾到象棋、武术，有什么学什么，一天下来折腾得翻江倒海晕头转向，家长们则心满意足容光焕发。“拼班儿”之风已然盛行开来。
场景一？周末时节，送孩子上课外班的家长往往会聚一堆儿议论孩子，常见句型无非是：“我们家闺女古筝八级了。”“哎哟哟，真棒！”“我儿子华数得了全国二等奖。”“啧啧啧，多给你争气啊！”等自己孩子下课出来，就会提溜过来耳提面命：“瞧瞧人家……你也跟人家学学……”
这就苦了孩子们，整日累得半死好像就为了让家长在人前在茶余饭后有个谈资。今儿拼班，明天就该拼分数拼学校了。“考个好大学，给妈长长脸！”此时，你已然被私有化，成了为家长争气长脸的工具，你的个人意识也逐渐消解，明白了活着不能为自己，而要为父母的脸面。
第二小招是老师使的，叫“为集体争光”。家长们是把孩子“私有化”，老师则逆其道而行之，把学生“公有化”，通过灌输班级一体的价值观，一样能将个人意识扼杀在襁褓中。我们进小学开始，老师就总会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班级是个温暖的家，每个同学都是其中一分子，都代表着这个班级的形象，你们应当时时刻刻想着班集体，为集体争光争彩！”随即眉头一皱话锋一转：“今天×××同学又因为做操时动作和其他人不一样给咱们班扣分了，在这里要对他提出批评……”这时全班同学都会斜眼儿看他，目光中充满了鄙夷和斥责，而这位同学脸立马红了起来，低下头，悔恨之情像是误入女厕还撞见了年级最丑的女生。
小学班级间都会有计分评比，比比哪班操做得好啊，哪班值日做得快啊，哪班早读齐啊等等，升旗时还会给分数最高的班级颁发奖状。老师们往往将这种奖状视做最高荣誉，但凡因为哪个同学被扣分儿了，老师必定大动干戈怒不可遏。这就给学生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压力，稍不留神就会触犯众怒。其他的诸如广播操比赛、鼓号队比赛之类的应有尽有，而每碰到这样的比赛，从老师到校长都仿佛是世界大战爆发般精神抖擞，全民皆兵让学生从天亮练到天黑。这种活动鲜有个人才艺展示，就算鼓号队什么的也从来都是看整个班齐不齐，不看哪位同学吹得好。如此一来你便会发现自己的全部功能不过是“为集体争荣誉的一分子”，或者说是集体的一个螺丝钉，除此之外，别无它用。
场景二？每次一到广播操比赛，大家就十分郁闷。为了这么一破比赛，天天都要站太阳底下一俩小时听老师吆喝着你练：“动作要做到位！做整齐！队形保持好！……×××，就你那儿跟别人不一样！”烦死了。等所有人动作都整齐划一得跟好莱坞特效做出来的似的，才能放学回家。
这一招可谓防患于未然，在小孩子的个性尚未显露之时就将其连根儿拔掉，避免了后顾之忧，方便以后高强度的管理。而这种价值观到了极致便是从众；从众到了极致便是自我的缺失。小时候全班男生都是板儿寸，就我留一樱桃小丸子发型。老师总会说：“你留这样的头干嘛，剪成板儿寸多好。”我就问：“为啥好啊？”她就说：“跟别人一样多好。”我再问，“为啥好啊？”她立马一瞪，目光中说：“不为啥，就是好。”倘若我是一个独立的人，那我便有权选择和别人不一样的发型，否则留我这“头”真的就没用了，砍了算了。
你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公民。
—《论公民不服从的权利》
中国学生的头其实都没什么用。你首先是个独立的人，其次才是集体的一员。但咱们学生往往非常能发扬风格，可以完全牺牲掉自我，不主动思考，一切行动看别人。要不怎么能说出“别人都这样儿，我也就这样儿了呗”这种话。我看咱其实可以跟Blonde Redhead这专辑封面似的，所有人共用一个大脑。
这还不算完，此价值观的幼苗自此如杂草般疯长，由小及大由近及远，从班级年级逐层往上扩散。在那大字不识一斗的年代，老师就会让你入少先队，给你系上红领巾，然后指着墙上先辈们的遗像，深情地劝说你“长大了要报答什么什么养育之恩”、“不辜负什么什么殷切期望”，最后还要让你做接班人，为伟大的事业奋斗如此如此。你听到这话就像那看到岩井俊二电影的半文艺女青年，装作伤感泪流满面。
培养接班人本身没问题，但像这样培养，不知以后能接什么班。小学应当是培养公民素质的时节，你天天给他灌输一堆虚无概念，日后就能指望他有多大出息吗？到大学，您就能看看当今青年素质十分了得，很多大学生无比节约水资源，上完厕所从不舍得冲，每天宿舍里的茅坑边都乌烟瘴气，搞得宿管没办法，只能在墙上贴“来也xx去也xx”的字样昭示天下上完厕所要冲水。这就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风尚。小学叫你做什么什么接班人，大学教你上厕所冲水，这就是中国教育的拧巴。
下面咱继续拧巴，以上两招都不是最给力的，最给力的是老师家长双剑合璧一同使用的第三小招：“横向比较”。
前面说家长拿孩子攀比，他们往往觉得自己比不够爽，还要让孩子们互相比。小时候最常遇到的事儿就是家长让我们比身高，谁最高谁家长就最乐呵，那孩子也昂首挺胸仿佛瞬间又长了三寸，而此时输了的家长会投去羡慕的目光，留下自己的孩子灰头土脸一边儿呆着。久而久之，个儿高的孩子也就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人一等了。有了“绝对权威”的身份，家长就可以把自己的评判标准移植到孩子身上，让他们去“横向比较”，比矮了的会收到“权威嘉奖”，然后更热爱这个“权威”，比输了的则又自卑又恐惧。所以你看，这种折磨学生的方式是成体系的一环扣一环的，既有创意又将主观与客观结合，是在实践中得到充分检验的真理。
横向比较在家长这儿屡试不爽，到老师那更是变本加厉花样百出，全面建设横向比较主义。谁作业写得认真啊，向老师问好声音洪亮啊，黑板擦得干净啊，做操胳膊伸得直啊，无所不比。比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班里人多，要分层比，从小组到班干部最后是全班大比拼，一般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