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她演什么角色。
本世纪末“我演一个妓女，哈哈哈，而且是年华老去、生意不好的妓女，她在社会上是这么卑微的一个人，却一心一意想结婚。整场戏她出了很多笑话。到了最后还是悲剧的。男人怎么会尊敬一个妓女呢？可是，她为什么不能有梦想呢？”
一瞬间，我记起她唱“点亮霓虹灯，粉刷这黑夜不会那么深，纵然心已冷也把爱当作真……”
“你也有过，是吗？”我问。
“我就没有我的角色这么勇敢了，我只能承认我的失败，但是我还不敢真正很有信心地迎接可能的成功，在爱情上。”她想了想自己的话，点点头。空气里都是静默和百合细若游丝的清香。
我拿起桌上她那张叫《遇见》的新专辑，看看歌名，忍不住微笑。
她也笑：“是，这些歌都是80年代台湾很红的歌，‘bala’歌，就是说烂得不能再烂了，但就像我不怕跟人家穿同一个款式的衣服，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有什么关系，又不是衣服穿我们，是我们穿衣服。从前当我听到《张三的歌》、《驿动的心》时，我会想这些歌为什么不是我唱的？这次，可以了。”
“有没有更私人的理由？”
“嗯……这一首，”她指着《把悲伤留给自己》。“我父亲去世的那天我才听到这首歌。那时全家都很哀伤，我是长女，要处理很多事，一直忙忙忙，忙到下午五六点，我们要到山顶的佛寺去，弟弟问我吃饭了没有，我才想起来，去了对面的商店，只是想买一瓶矿泉水和两只茶叶蛋。站在两个货架中间，忽然收音机里就传来陈升这首歌，我刚好听到那两句说‘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不能分担你的忧愁……’我站在那里就哭起来了。因为我的爸爸一直把我当一个儿子在训练，我知道他的遗憾是我不够温柔可是……”
她的经纪人在旁边指指手表，她停下来看看我，笑吟吟。
最后我依记者俗例问她“最大的梦想”，以为会是在领终生成就奖时大家一起鼓掌下泪，享受殊荣。结果她说“到处去旅行”。
咦？她曾经说“家是我的堡垒”，一遍一遍。
“那时我在外面只想早早结束可以回家去，后来……大家都说你去过很多地方，真的吗？我只记得后台，还有饭店——天哪，连饭店我也记不清楚了，有一天，我真的试图想回忆起芝加哥的饭店是什么样子，比利时的饭店是什么样子… …结果超过十五个以后，我完全混乱了。所以这个世界，我们好像到过了，因为有机票，还有行李上的很多标签……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到过那个地方。以后我要真正去了解这个世界。
“至于家……对我们这些要到处走的人来讲，只要按下手提音响上的play，你喜欢的音乐播送出来的时候，那个空间就是你的家。”
跟她握别。
回程车上，音响里放《时间的河》，窗外灯火流丽之极，蔡琴的声音醇厚纯净，“时间的河啊，慢慢地流……”，令人烂醉。那是1987年的歌了吧。
这么多年了吗？真不觉得。
最蓝的蓝
那一夜，在上海。
米丘白衣黑裤，长发。站在苍老的“四明公所”牌楼面前。
一年前，为了保全它，他将它平移26米。在那周围设计了玻璃，钢，清水，灯。雕有各色翅膀，包括水面之下。
上海的声光色影在其中反射相投。
站在其中的人也沉浸于光线，有隐隐的神秘气息。
“我也用黄金做过翅膀。”他说。去年他为世界黄金协会设计《生命之骰》，黄金的翅镶在两颗水晶上，黑与白。如同轮回。他说黑水晶是很神秘的，最后制出时模具也随之毁灭，“又是用来做骰子，想一想……那是一种很宿命的美感。”
那么多的翅膀，在他看来分别有喜乐哀愁的表情，我忍不住问“你迷恋飞行？”。
“其实，喜爱飞行是为……你见过吗？那种坐飞机时看到的蓝，暮色和凌晨来的时候，那样的蓝。”
他后来的画里，试着调过那种蓝。
“试了不少次”他说话夹杂着上海腔和一点点英文，有些词却用北京话说，异常圆熟。
“大学毕业在北京。什么都干，旧城改造，水墨画，摄影，行为艺术……”
那是1982年。他分到建设部。结识的却是北岛、陈凯歌一色人，从此众人行。有次陈凯歌要拍他的一个短片，一行人在天安门，突然狂暴的雨一卷，广场空无一人，他独自呼喝奔跑，简直以狂欢的姿态在天风海雨中趔趄而过。
彼年他26岁。
第二年他们5人被邀去欧洲演讲，之后9年，他居留挪威。
从访问学者到海涅昂斯塔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然后是欧中文化交流计划的主席。
举办“中国艺术五千年”大型欧洲回顾展。他用集装箱从黄河运来了36吨黄土，到欧洲后，清除，吹干，最后将20吨黄土铺在展厅里。
金缕玉衣就悬浮其上。
办完展览，闲，日日黄昏时出海，只为看蓝色，水面，天光，还有山脉，从蓝的深处到更深处。那蓝到了临界点，令人惑。
呵呀。
为什么要回来此城呢？
他一笑，打住旧事不说，带我们去爬满废藤的工厂改造而成的“1221”吃上海菜，满厅中西杂陈的人，女人都穿浓紫深绿，或是镂空蕾丝的黑裙，耳上一粒钻，细细地夹着烟。
一群人，都是他的朋友，饭后呼啸一声，去宋美龄旧居的后花园，重重深绿的藤蔓，夜风吹过脚踝。
他为每个人要酒。那种智利的酒，有蓝色火焰。
一夜声色。
只有他一个人清醒，送每个人回去。
次晨去他郊区的工作室，他穿蓝工装，身上溅满泥浆，随坐随卧。和工人一起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
有工作时，他会在这里封闭数月，“劳动有一种非常……嗯，朴素的快乐。”他坐在石膏上说。
6月份北京东方广场前，那座叫做《飘》的雕塑就来源于斯。 黑合金钢，中性的人体。小而狭的头部。细而长的颈与肢。有翅自肩打开。失真的比例使它有非人间的气质。
同时又是均衡，精确。十分物质的。
象他的家。
房子很简阔，玻璃桌，宽口水晶瓶，没有插任何东西。简无可简。到处是线条。只有流风穿梭。一尘不染。
两只沙发，一只深蓝。另一只白色的，面对阔大的阳台，在那里可以看到上海苍蓝的黄昏如何归于寂灭 —— 看这华美魅惑的城，渐渐去到夜的深处，睡眠深处，灵魂深处。
他开亮头顶钢架轨道上的射灯。
我翻看杂志上他作品的图片。建筑，画展，摄影……很多以“幸福生存”命句。“技术，或是艺术，都是为了人”他在一旁轻声解说。我翻到一些的红色的照片，象一个人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身上。
那是1993年挪威国庆节前，他做的《全球传真行动》，主题是艾滋病。向世界各地发出2000封信，在3月的两个星期中，24小时开通的传真机源源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关于艾滋病的答复，上千件。有美国作家、法国诗人、同性恋者协会的成员和尼日利亚的总统。
5月14日晨7时到次日晚7时，他将那些传真印刷成红色，贴在一起，在地面铺了148米，那条道路的一边是议会大厦，另一边，公园的后面就是皇宫，侧面是经济法学院。有将近60万人从那里走过。
“那天下雨，红色的光投在人的脸上，站在那里，看到那些不同的神色，怎么说呢……”
他沉默一瞬，站起身去放了《费城故事》的原声唱片。患艾滋的汤汉斯在临终前某夜放给丹素·华盛顿的那一段。
“记得吗？他牵引着那些缠着输液管子在音乐中旋转，讲述死亡。”米丘抬起臂，手在空中划出弧线，他的脸在暗处，眼中有光闪动。
歌剧已到结局，弦乐骤起，声音明亮如黄金。是敬畏，是悲悯，是隐密的喜悦与悲意。我两颊发麻。
人世悄无声息。
“艺术家，创造戏剧性的时刻”我轻咳一声，开口。
“或是，感受它。村上春树，书里写，和一个西班牙朋友去吃墨西哥菜。夕阳照来，人满身通红。他说坐在那样的光线里只能哭泣。”他顿了一下，声音轻促“看到这儿，我也哭了。”
人，在那样的光的照耀下，走很久的路，去往很远的地方。
采访完回到北京后，有一晚他打电话来，正在他父母那里，他的两个姐姐也在。说难得一家人在一起。
“其实当初回国，是因为可以离父母近些。”因为没有听他说过这种家常话，我在电话这端愣了一下。这种世俗的暖意是他身上罕见的。
想起他说“调色时永不可能调出在海上看到的蓝，那蓝，有了光，有奇异的变化，才是最蓝的蓝。”
方兴东：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第一次见方兴东，是在上海。
《新青年》录一期节目，评十大新锐人物。张元，司马南……各色人等，被安排种种名目登场。方的名头是“最具挑战精神”，因为人人都知他跟微软打笔仗的事。录完节目的当夜，大家呼啸一声都散了，只有他和李阳留在酒店。闲极无聊，李阳组织大家去外滩。一路上，上海的声光色影在车里掠过。人语喧哗。方也不大说话，只微微笑，象一个脾气好的小孩子，跟着大家在江边乱走。他问我听什么音乐，我摘下耳机给他听江天的《上海梦》，他听了一会，也不见得有什么感慨。
所以后来看到他的诗很惊讶，是很敏感的人才会写出的那种，他写鸟，父亲和土地，女人，瓦蓝的蓝，被卷起的树荫和大朵大朵砸下来的云。 一颗一颗的字，洁净之极，水墨的风格。有天清早上街的时候，想起他的句子；天已亮了行人纷纷黑下去。就跟他约了采访。
他的办公室在清华附近的学联大厦，玻璃隔开的小房间，有一种粗糙的蔟新。笔记本电脑，文件，他的书，全是计算机方面的。小沙发，小几子，人来人往，都顾不得坐。
他一边招呼我，一边放下电话，说是南嫫打来的，“八几年在西安的时候一起写诗的，包括伊沙。”他倒了杯水给我，“那时候写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象今天的互联网一样。”
他穿浅蓝衬衣。有一张清秀而微含忧戚的，但难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脸，拿杯子的手很柔软。
“现在？现在已经不写了。有了互联网就不太可能写诗，诗是要孤独感的。这个行业……整天无数的事情，那么热闹，根本静不下心来写诗。”
他是讷于言的，很少直视女性的视线，急起来有些口吃，但一说到互联网却神色自若，看得出他的愉快兴奋，“互联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受益最大的是1965年到1975年出生的人，这天生就是为我们准备的——就是我们这帮没有钱的年青人。”
“这就是理想生活。” 他很享受自己朝九晚九，没有周末的工作。
“现在偶然看到夕阳，天空还会不会有诗意的感觉？”我笨拙地引导他。
“好象没有。”他回答得非常流利。
“嗯——靠想象力在生活吗？”
“没有，想象力也不多了吧。”
“天哪 。”我实在忍不住笑。
这个人，他还在说，“有想象力也不是诗意的想象力，是想互联网的走向。这个行业的人都是很单调的，如果你已经有条件过得很舒适的话，你肯定不可能这样拼命地往前冲了。”
我惊讶的只是他毫无内心的分裂感，1996年他从西安来北京读高电压博士时，写了10年的诗，带了2000多册，12个纸箱，从口粮里节省下来的文学类的书。8月份，因为电脑公司的同学说“可以增加点收入”，开始写计算机方面的文章，在这以前他对这个行业从无了解，也从不感兴趣，但从那时候起，“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不一样了。”1997年以独立撰稿人身份写稿。1999年批判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文章出来，影响力达到业外。去年9月停学办公司。
在朴素的功利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他居然毫无摇摆。
“我这个人，在文字中是很理想，很浪漫的。但在现实生活里表现得非常现实。象我喝酒，可以喝到十几瓶啤酒，但从未醉过，我知道那个极限，到那里就决不会再喝。”
他并非为自己而生活——他不是投机分子和利已主义者，但他知道什么是肥料，农药，和破旧的房子。“这是真实的生活劳作的人总是疲惫生着病咳着血。”对他来说，贫穷一直是悬于头顶的沉重死板的巨石。
“我爸爸非常喜欢喝酒，我上高中时最大的理想就是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每天买酒给他喝。结果等到我毕业的时候，我爸因为身体不好，不能喝酒了。”他说起父亲总是有一点悲哀的神色。
他的一首诗写生病的父亲，格外沉郁顿挫，结尾说“大街上田野上谁需要一个贫穷的父亲谁需要一个伤心的儿子”。
父亲近年沉迷赌博，他也不好劝，只有说：“你身体不好，呆一会儿就回来吧。”
他是长子，对父亲一直有这种奇异的了解与悲悯。
直到上研究生，他都在放假前一两个月锻炼身体，为了回家干农活。“累，在三十五六度的天气下，汗也非常多……但非常好。”
我看看笔记本上记的他在1989年的诗，“比我们更高更大的作物们纷纷匍匐下来我们弯腰默默除草让四面八方的波动告诉远方的人种子的由来就是我们的由来。”
我们进了路边的小馆子，他要了几个炒菜和酒，给我要了一份奇形怪状的拔丝苹果。周围是尖叫的小孩子和为股票争吵的男人。
“中国人在骨子里是很有饥饿感的。随时需要争生存空间，再有钱，骨子里还是个贫民——这样也是好的，象美国那样一个‘非磨擦’的社会，人多么寂寞。”方兴东说。
我想起有人说他的文章“快意恩仇”。
“特别是微软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啊，他们动用了四个公关公司，从各种角度要怎么着，压力特别大，但是状态特别好，每天都是要跟人打架似的。这样无所顾忌，”他双眼闪亮，兴奋感久久难去。“互联网是一支爆竹，它在透支你的生命，你现在还年青，兴奋，身体又比较好，感觉不到。但不管将来怎么样也不会后悔，再没有这样的机会让你这样折腾了，”他顿了顿，笑了，口气揶揄。“哪一天落魄了，正好去写诗。”
邻桌几个刚进来的年青人忽然探过头，“方兴东吧你是？”问他办网站的事，约好第二天去他办公室谈。
“中国没有互联网，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