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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山将军之死，对于驷兴震动很大。他知道这样一个不能以死捍卫疆土的王朝，离末路不会遥远了。他虽然精通政典和刑章，但更爱读史诵经。从此以后，他流连于经史中的时光更多了些。他尤其偏爱《易经》，觉得它神秘幽深、灿烂华美如辽阔星河，不止一次动了批注的念头。来傅家甸就任道台的近半年来，他的公务并不繁忙，每日能闲出半日读书。可是鼠疫一起，风云突变，他的安宁日子结束了。从各国领事的照会，尤其从他们唤他“于观察”时那嘲讽自得的表情，他看到了瘟疫背后，那一双双虎视眈眈的眼睛。他联想到了俄军当年借路护路的野心，看来洋人除了自危，要插手傅家甸的防疫，还有其深层的目的。于驷兴忧心如焚。
北洋医学堂的医生对瘟疫无可奈何，各国医生又纷纷要插手，郁闷的于驷兴，差人去请商会的傅百川来道台府，他想这个有胆有识，为商而好文的人，也许能帮他出点好主意。
道台府的首任道台杜学瀛，嫌傅家甸街市过于凌乱，有衰败之象，在为衙门选址时，就定在了相对清静的靠近四家子的一片开阔地，这儿离松花江很近。夏日的夜晚，站在院子的榆树下凝神静听，可闻松花江的涛声和渔歌。
这座耗资大约三十万贯的衙门，青砖兽脊，乌梁朱门。官道东西宽四十五丈，南北轴线长七十丈。依照“左文右武，前衙后寝”的布局，从中轴线起始，依次为照壁、大门、仪门、大堂、二堂、宅门、三堂；东侧线上有衙神庙、书房、厨房、杂项人房，西侧线上则有冰窖、督捕厅、会华官厅等。此外，院墙里还有车棚、马厩、茶房和粮仓等。
官道大门，立于台阶之上，两尊石狮，一左一右蹲伏着。大门两侧，各有一个角门。东角门叫入门，也称喜门，是供道台平素出入的；西角门为鬼门，又称绝门，只有在提审犯人的时候开。虽然两座角门大小一致，可是东角门给人明亮温暖之感，西角门则让人觉得狭小阴森。说来也怪，夏日的燕子和冬日的麻雀，翻越门墙去道台府觅食时，从不打西角门上空飞过。
道台府里的“六房”，在大堂后身，吏、户、礼朝东，兵、刑、工向西，这六房是道台处理内务和外务的部门。吏房掌管官吏的升迁调任；户房是征粮纳税的部门；礼房掌管庆典、祭祀等；兵房是征集兵丁、马匹、训练兵卒之所；工房呢，掌管农、工、商等事务。
凡接待上级官员和主持审判，都要在大堂进行。大堂前的抱厦，上书“公廉”二字。堂中央悬挂着匾额“明镜高悬”，下面立有五彩屏风，上绘海水朝日图，图中翱翔着云雁，这是四品文官的标志。屏风前设有台案，案上摆着令签筒、惊堂木等升堂用品。令签分黑红两色，判决较轻的刑罚时，抽出的是黑色令签；而红色的一出，则要人头落地了。有一次于晴秀好奇，跟着打扫卫生的刘妈进了大堂，看到台案上的红色令签，有如看到了烧得通红的铁棍，吓得直咋舌。
比较而言，处理民事案子的二堂，则亲切得多。二堂由正堂、东西厢房和耳房组成。正堂的堂门上悬挂着黑地金字匾额，书写着“清勤慎”三个大字，门柱的楹联是：头上有青天，做事须循天理；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堂中的台案上方，悬挂着“正大光明”的匾额。两侧竖立着“肃静”“回避”牌。公案上摆放着文房四宝，道台的事务，大都是在这儿处理，所以这个地方也充满了人情味。东耳房可做茶房，让道员在公务疲累时小憩，西耳房呢，陈列着收集的奇珍异宝。东厢房是待客之所，拜见道员的官绅，一般在此等候。
过了大堂二堂，就是道台和眷属们居住的内宅，也就是三堂了。三堂前并没有几株花木，可无论冬夏，它都弥漫着一股兰花般的幽香。女眷们脸上扑的脂粉和手上涂抹的香脂，有意无意地，做了府上流动的香料。
于驷兴在府中，呆得最舒适和长久的地方，就是毗邻三堂的书房了。书房有三间，独辟一院，庭院里花木繁盛，夏季时蝴蝶和蜜蜂在花间争宠，冬季时一群群的麻雀喜欢落在枝头，嘁嘁喳喳地叫。好像花木凋零了，枯木里却蕴含着香气，它们要把深藏的香气给叫出来。
傅百川每次来道台府，于驷兴都是在书房接待他。书院里的两簇黄色蔷薇花，还是于驷兴的前任道台施肇基在时，傅百川特意从自家的庭院移植过来的。花儿也恋旧主吧，春末傅百川造访，本来是无风的，可他经过蔷薇的一瞬，忽然一阵风袭来。金币似的蔷薇花，在日光中灿灿闪动，将淡淡的香气送入他的鼻息。傅百川感怀，当场吟出：“日暮春沉探书海，一树沉香识故人。”于驷兴即刻对了句：“幸得清风代迎客，一阶花影伴君临。”两人吟完，相视一笑。傅百川和于驷兴都喜欢藏书，他们在一起谈诗时，总有茶点相伴。因为于晴秀，傅百川爱吃道台府的点心。于驷兴发现后，每次在傅百川离开时，总会吩咐人给他提盒点心。
于驷兴也曾和傅百川说起过于晴秀，说是有天下雨，她被隔在道台府，在庖厨房与人喝多了酒，兴奋得在院子里四处游荡，见着马厩的马亲吻马，见着提水的杂役就亲吻杂役。她要来书房时，被人拦住，她竟然大嚷着，说是要面见道员，将书房的楹联“花初经雨红犹浅，树欲成荫绿渐稠”给改了。于驷兴正安静读书，想着一个厨娘，竟敢狂言修改楹联，就让守卫放她进来，赐予笔墨，让她写下。于晴秀趁着酒兴，将“花谢径下风犹绿，树欲飞天披云裳”留在纸上，乘兴而去。于驷兴望着那端庄秀丽的蝇头小楷，简直不相信这字和楹联的意境，出自一个厨娘之手。第二天，酒醒的于晴秀，由庖厨房管事的领着，战战兢兢地来向道员谢罪。于驷兴不但没有责备她，还说如果她喜欢读书，作为姓于的本家，他书房的书，尽可向她敞开。于晴秀吓得头也不敢抬，连说自己喝多了酒，才会胡闹，以后再也不敢了。
傅百川走进道台府时，于驷兴已经在书房的炉边摆好了茶。他们见面后稍作寒暄，于驷兴便切入正题，说如今傅家甸疫情严重，各国领事不断施加压力，尤其是俄国人，问傅百川可有应对的良策？傅百川笑笑，展开一份揣来的《盛京时报》，这是日本人办的报纸。在广告页面的边缘，可以看到九重牌香皂、金刚石牙粉以及大号生发油的小广告。但在中央的醒目位置，端坐的却是一只肥硕的老鼠。它一脸悲凉，拎着一方手帕，正在拭泪。在老鼠身边，是简易杀鼠剂的产品介绍，以及据称可以用于防疫的“东瀛第一仁丹”的大幅广告。
傅百川说：“看到了吧，日本人把广告做得这么大。图的是什么？利呀！傅家甸的消毒站，存的不都是日本药房的消毒品吗？于大人，俄国人图的能是什么？不也是利吗？”
于驷兴叹了口气，点了点头。在他眼里，东北盘踞着两条蛇，一条是俄国人控制的中东铁路，一条是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这两条铁路，一北一南，平素看上去像是两条冬眠的蛇，可是一遇风吹草动，它们就苏醒了，吐出有毒的信子。不过，于驷兴觉得此时发牢骚无济于事，重要的是如何应对眼前的难题。
傅百川提出，可以考虑把傅家甸的几个有名的老中医聚在一起，针对目前鼠疫的症状和流行趋势，集思广益，让他们确定一个方子，以中药来治疗和预防。如果方子可行，他的中药铺，可以再雇佣几个伙计，日夜为大家义务煎药。
于驷兴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如果中医能够战胜鼠疫，也算在洋人面前出口恶气。事不宜迟，他立刻差人，协助傅百川落实此事。
傅百川告辞之时，没有像以往一样得到道台大人赏赐的点心。他微微蹙眉的时候，于驷兴意识到了什么，连忙笑着解释，说是于晴秀因为家里婆婆死了，被盛传是鼠疫，一时还不敢招她入府。庖厨房的点心，都不是于晴秀做的，就不给他带了。于驷兴的话，让傅百川尴尬了片刻，但他很快恢复常态，微笑着说：“哪里，哪里。”
于驷兴不无惆怅地说，于晴秀不来也麻烦，因为快到洋节了，按照惯例，每年这个时候，道台府的道员都要提着点心，去拜会各国领事，说些祝福话。前两任道台呈送给他们的点心，都出自于晴秀之手。如果今年的点心变了味道或是花样，引起不必要的猜忌，恐生是非。
傅百川赶紧说，他见到了于晴秀的儿子喜岁，喜岁悄悄告诉他，他奶奶是因他说的一句话而笑死的，不是鼠疫。至于是一句什么话，喜岁不肯说，他也没追问，而喜岁不是个撒谎的孩子。
于驷兴说：“我倒不是草木皆兵，只怕她万一真染了病，她做的点心洋人吃了，有个三长两短的，可就捅大娄子了。可是不送她做的，又不好。唉！她家要真没事，过几日就得让庖厨房请她来了，眼瞅着快到日子了。”
傅百川说：“她家的点心铺子照常开着，于大人放心吧。”
傅百川走后，于驷兴看着他丢下的那份《盛京时报》，看着那只假意流泪的老鼠，心里堵得慌。于是将报纸扔在地上，端起残茶，泼到它脸上，这回老鼠仿佛真的哭了。于驷兴把湿漉漉的报纸卷了，弃在字纸篓里。他的书案上，摆着近几期的《远东报》，这份俄国人办的中文报纸，关于傅家甸鼠疫的报道，责难多多。傅家甸疫发后，受重创的还是商业。刚在此地开办不久的大清银行分号，已经关闭。汇兑、借款一律停办。而有日本人合股的名利当，刚刚开张，就面临着关张。商业萧条，再加上人心惶惶，傅家甸死气沉沉的。于驷兴预感到，如果新年前疫病不退，道台府的道员，将换新主儿了。他不怕革职，只要有一间书斋，能品茗听雨，抚琴赏雪，他就知足了。
后记
珍珠
有一头猪，一被放到牧场上就开始吃。它并不只是选择上好的草，而是碰到什么就吃什么，肚子撑得溜圆了，鼻子却还贴着地面，不肯离开。大团的阴云悄然移动到牧场上空，眼瞅着暴雨就要来了。喜鹊、火鸡和小马都到橡树下避难去了，猪却头不抬眼不睁地继续吃。只是在冰雹哗啦啦地砸到它身上的一刻，猪嘟囔了一句：“纠缠不清的家伙，又把肮脏的珍珠打过来了！”
这是朱尔．勒纳尔《动物私密语》里的一则故事。读它的时候，我刚把《白雪乌鸦》定稿，轻松地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去旺角的几家小书店淘书归来。我买了这本妙趣横生的书，黄昏时分，坐在可以望见一角海景的窗前，安闲地翻阅。读到《猪与珍珠》时，我实在忍不住，独自在寓所里放声大笑！也许是《白雪乌鸦》的写作太沉重了，心底因它而积郁的愁云，并没有随着最后一章《回春》的完结而彻底释放，我笑得一发不可收，把自己都吓着了。
细想起来，我在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跟那头心无旁骛吃草的猪，又有什么分别呢！我只知道闷着头，不停地啃吃，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的。
有了写作《伪满洲国》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经验，我在筹备《白雪乌鸦》时，尽可能大量地吞吃素材。这个时刻，我又像那头猪了，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我逐页翻过。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就这么一点点地进入我的视野，悄然为我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当时的哈尔滨人口刚过十万，其中大部分是俄国人。中东铁路开筑后，俄国的政府官员、工程技术人员以及以护路队名义出现的军队，纷纷来到哈尔滨。而中国人不过两万多，且大都聚集在傅家甸。这些来自关内的流民，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出苦力和做小本生意的居多。
1910——1911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其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已经呈现失控的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风雨飘摇中的朝廷，派来了北洋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这位青年医学才俊，虽然在英国剑桥受的教育，但做为甲午海战英雄的后人，他骨子里流淌着浓浓的中国血。举荐他的，是外务部的右丞施肇基。施肇基是在考察槟榔屿时，认识的伍连德。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尸体解剖等一系列科学手段，判断此地流行的是新型鼠疫——肺鼠疫。也就是说，这种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他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防控措施，如呼吁民众佩戴口罩，对患病者厉行隔离，调动陆军实行封城，及至焚烧疫毙者的尸体。虽然清王朝已是暗夜中一盏残灯，但摄政王载沣难得的一次开明，下旨焚尸，使东北鼠疫防控现出曙色。
然而我在小说中，并不想塑造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虽然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
动笔之前，我不止一次来到哈尔滨的道外区，也就是过去的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一个人。在我眼里，虽然鼠疫已经过去一百年了，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如静水深流，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那一段道外区正在进行改造，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垃圾纵横，一派喧嚣。我在街巷中遇见了崩苞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