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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是爱因斯坦1918年4月在柏林物理学会举办的普朗克60岁生日庆祝会上的讲话。普朗克（18581947），德国物理学家。——译者注
②“cosmos”原义是“宇宙”，指广包一切、秩序井然的整个体系。
③“先定的和谐”（harmonia praestabilita），莱布尼兹的术语。他说一切“单子”之间，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存在着一种预先被确定了的和谐。
④第欧根尼，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犬儒学派哲学家。
我是要被献祭的
克尔凯戈尔
（18131855），丹麦哲学家，神学家。本文选自《克尔凯戈尔如是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在每一代人中，总有一些人命定要为其余的人做祭品。……
我相信自己是要被献祭的，因为我理解我的痛苦和苦恼使我得以创造性地钻研有益于人的真理。
以人性的意义而言，没有一个人可以模仿我……我是一个历危机而成为的人，甚至可以说，我是一只供研究存在之用的试验用兔。
我，我相信，具有怀疑一切的勇气；我，我相信，具有与一切搏斗的勇气；但我没有去知道一切的勇气；没有去占领与拥有一切的勇气。
我活得像一头伦尼伯格猪。我的思考就是激情。我能为别人拱出麦蕈来，虽然我自己是尝不着的。
我的奢望是，但愿有可能阻止一个知识分子蜕变成世俗的工具。
我必须时刻警醒，不使我的努力为追求自我的享乐所玷污，追求崇高的思想和真理，而不从中求得世俗的暂时利益。
在生活中谋求一个固定的职业，得到某个对个人几乎没有什么要求的官方的任命，自然是比较可靠的，但是的确还有更可靠的工作。只是它要具备信念；在每一个紧要关头，每一个瞬间都需要有信念。这就是区别所在。大多数人向往安逸的生活而不顾其他，正因如此，他们对于上帝知之甚少。他们拥有固定的生活，从来不需要付出最大的努力；他们和妻子同处，安享天伦——对于这种幸福，我是从不加以贬低的——但我相信我的天职与此无缘。
我的工作达到了我能力的极限，愈来愈紧张，而孤独地致力于以最清楚、最优美、最确切的方式表达我的思想，丝毫不顾及其他事情。这正是我为什么被视同疯子，遭人怠慢的原因（因为我对他物漠不关心）。要是我也像当今真正的伟人那样，十分之一的精力花在理智的追求上，十分之九的精力花在追名逐利、斤斤计较我微不足道的工作能否得到金钱和荣誉的充分报酬上，那么，我也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受人尊敬、高山仰止的人物！！！
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不断地努力寻找我自己并依靠我自己。
在我们时代，著书立说已变得十分无聊，人们写出来的东西，他们根本没有真正思考过，更不必说亲身经历了。所以我决心只读死囚犯写的书，或者读以某种方式拿生命冒险的人写的书。
我恨那些伪学者们——我在晚会上有几次不是故意端坐在某个靠嚼家庭琐事为生的老处女身边，怀着最大的兴致听她唠叨呢？
大一点了，我睁开眼，看见了现实，我看得大笑起来，从那以后我的笑怎么也停不下来了。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是去讨一份生活，生活的目标是获取厚爵高位；爱情最美满的向往是娶一个女继承人，友谊的好处在于手头拮据时有人替你付账，智慧就是多数人想当然地认为对的东西，热情表现在演说里，勇气就是敢担十块钱的风险，善良在于能在晚餐桌上说“别客气”，虔诚在于一年去一趟教会。我看到了这些了，于是我大笑不止。
我只有一位朋友，回声。回声为什么成了我的朋友呢？因为我爱着我的忧愁，回声从不从我这儿夺走它。我只有一位密友：夜一样的沉默。它为什么是我的密友呢？因为它沉默。
需要创作活动，作为一种诱惑，以帮助我忘掉生活的平凡琐屑。
我只有在写作的时候感觉良好。我忘却所有生活的烦恼、所有生活的痛苦，我为思想层层包围，幸福无比。假如我停笔几天，我立刻就会得病，手足无措，顿生烦恼，头重脚轻而不堪负担。这是一种强有力的充分的不会枯竭的鞭策，它日复一日，已经存在了五六年，它仍将一如既往、来势汹汹，人们也许会想，这样一种鞭策莫非来自上帝的天命。
也许有许多作家比我更为思想敏锐，才气横溢，可是我倒愿意看看，有哪一位作家能敏锐地重复思考辩证法的第二种能力①。在其作品里表现为一个敏锐的思想家是一回事，在其自身的存在里辩证地重复他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前者是一场不下赌注的游戏，是为游戏而游戏；而在其自身的存在里的重复，则是一场因为下了大赌注而趣味性陡增的游戏。作品里的辩证法仅仅表现思想，而思想在生活里的重复．则意味着在生活里采取行动。
我是承受着内心极大的痛苦才成为一个作家的。
年复一年，我继续当着作家，为了理想而承受着来自内心的痛苦。
如果我不曾拥有一份独立的财产，我就会在现时代取得很好的地位。首先，我能不去花费时间写我的大部头著作，我的举止行为也和常人无异。于是，我会为人所爱，于是，人们读到的只是一些生活琐事而已。
我只是希望被人家骂得狗血喷头，做一个文人而遭谩骂是和他的身份相合的，所以，每当我完成作品，便希望挨骂，要求挨骂……
我有勇气敢于直面人世的嘲笑，并且敢于承受它，就这一点而言，我大概算得上是一个诗人。
①辩证法的第一种能力是思堆，其次是作为存在的能力。克尔凯戈尔用重复（to reduplicate）一词来描述他所设想的生活的双向运动的反复过程。
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韦伯
（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本文选自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目前尚无法看出，以政治活动为业会呈现出什么面貌。甚至更无法看出，沿着什么途径才有可能找到机会，使得有政治天赋者承担起遂其心意的政治任务，基于物质条件而不得不“靠”政治吃饭的人，几乎总是会首先考虑新闻工作或党内官员职务，将其作为典型的谋生捷径。或者，他一定会考虑诸如工会、商会、农会、手工业协会、劳工委员会、雇主协会等这些利益团体的代表位置，或者是某个市政府中的位置。关于这些外在物质的方面，所能说的也不过如此：就像新闻工作者一样，党的官员也会被人当做“不得志者”受到厌恶。他的耳旁会一再响起“受雇文人”或“受雇说客”这种不幸的称呼，尽管这种话并未明白说出来。凡是心理上不堪一击，没有能力自寻答案的人，最好远离这种生涯。因为无论如何，这条道路除了有强大的诱惑之外，也不断地导致失望。那么，这种生涯能带来什么样的内心享受，它为走上这条路的人安排了什么样的个人条件呢？
首先，政治生涯可以让人产生权力感。知道自己在影响着别人，分享着统治他们的权力，尤其是感到自己手里握着事关重大历史事件的命脉，会令职业政治家超然于日常的琐细事务之上，即使正式说来他仅仅是个地位平常的人。但是他现在的问题是：我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才有望正确地行使这种权力？（无论就具体的个人说这权力多么有限）他怎样才能有望正确履行这种权力加于他的责任呢？这把我们带入了伦理学问题的领域，因为这些问题就属于这一领域。一个人，如果他获得允许，把手放在历史的舵盘上，他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前提性的素质，对于政治家是决定性的：激情、责任感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里所说的激情，是指不脱离实际的激情，是献身于一项“事业”、献身于一个掌管着这项事业的上帝或恶魔的激情。它所指的，不是我的已故友人席美尔习惯上称为“无生育力的亢奋”（sterile Aufgeregtheit）的那种内心感受，这是某些俄国知识分子（并不是说他们全都如此！）所独具的特色。正是这种亢奋，在我们用“革命”这一高傲的名称来修饰的这场狂欢节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徒具知识关怀的浪漫主义”（Romantik des intellektuell Interessanten），它空洞无物，缺乏任何客观责任的意识。
当然，无论这激情多么真诚，仅靠它是不够的。激情并不能造就政治家，除非这种献身于“事业”的激情，也使得对此项事业的责任心成为行动的指南。这方面所需要的，是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是对政治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心理素质：他能够在现实作用于自己的时候，保持内心的沉着冷静。这也表现在他与事与人都能保持距离。“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能够把激情和冷静且恰如其分的判断力同时熔铸在一个灵魂之中？政治运作靠的是头脑，不是身体或心灵的其他部分。献身于政治，如果尚未变成轻浮的智力游戏，而是一种真诚的人类行为，那么单靠激情即可唤起和培养这种献身。但是，使一个充满激情的政治家有别于常人，使他不同于徒有“无生育能力的亢奋”的纯粹政治票友的，则是他对灵魂的坚定驯化，而惟有通过习惯于保持一切意义下的距离感，他才有可能做到这点。“政治人格”的“强大”，首先就是指拥有激情、责任心和恰如其分的判断力这些素质。
因此，政治家每时每刻都要在内心征服一个十分无聊，却又十分符合人情的敌人：一种十分庸俗的虚荣，它是对事业采取不脱离现实的一切献身行为的死敌，是保持距离的死敌，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同自我保持距离的死敌。
虚荣是一种十分普遍的品性，大概没有人能完全摆脱它。在学术和学者的圈子里，虚荣是一种职业病。但是，在学者中间，从虚荣不致损害科学工作这个意义上说，它不管表现得多么令人难以接受，却是相对无害的。政治家的情况完全不同。他的工作，离不开追求权力这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如平常所说的那样，“权力本能”属于他的正常品质。但是，这种追求权力的行为，一旦不再具有客观性，不是忘我地效力于“事业”，而变为纯属个人的自我陶醉，他便开始对自己职业的崇高精神犯下了罪过。在政治领域里，致命的罪过说到底只有两种：缺乏客观性和无责任心，这两者虽不总是，也常常是一回事。虚荣心，个人尽可能站在前台被人看清楚的欲望，强烈地诱惑着政治家犯下这两种过失。当煽动家极想制造“效果”时，情况就更复如此。他会因此时刻处在这样的危险之中：变成一名演员，对于为自己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满不在乎，只关心自己的表演留给人们的“印象”。他的缺乏客观性，诱使他不去追求真实的权力，而是追求浮华不实的权力外表。他的无责任心，又会使他缺乏实质性的目标，仅仅为了权力本身而享受权力。权力是不可缺少的手段，追求权力是一切政治的动力之一，虽然如此，或毋宁说正因为如此，对政治力量最最有害的歪曲，莫过于像暴发户一样炫耀权力，无聊地沉醉在权力感之中，和一般来说对权力本身的所有崇拜。单纯的“权力政治家”或许可以造成强烈的影响，但实际上他的工作既无目标也无意义。（在我们中间，也有着一种强烈的崇拜欲望，会给他带来荣耀）在这方面，对“权力政治”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一些这种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突然出现心理崩溃，从此类事例我们即可看出，在这种外强中干的姿态背后，隐藏着内心的虚弱。这种心理崩溃，是对人类行为的意义持一种虚假而肤浅的态度所造成的产物，它同所有行为、尤其是政治行为中包含的真正悲剧意识毫不相干。
政治行为的最后结果往往——甚至经常——完全不合初衷，甚或时常同它截然相悖。这是一切历史的基本现实，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无暇做详细的证明。但正是由于这个事实，若想让政治行为获得内在的支持，对事业的奉献就是不可缺少的。政治家为了事业而追求和运用权力，至于这事业具体是什么，属于信仰问题。政治家可以服务于民族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的、伦理的、文化的、世界性的或宗教的目的。政治家可以为一种对“进步”的强烈信念所鼓舞，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他也可以冷静地拒绝这种信念。他可以宣称要为某种“理想”效力，也可以从原则上否认这种理想，只打算服务于日常生活的物质目的。然而，某种信念是一定要存在的，不然的话，即使是世界上最重大的外在政治成就，也免不了为万物皆空的神咒所吞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做上面这些说明时，我们已经开始讨论我们今晚所关心的问题了：政治作为一项“事业”的性质。如果完全不考虑它自身在人类行为的整体道德安排（die sittliche Gesamtokonomie）中的目标，政治能够完成什么使命？也就是说，在伦理世界中，政治的家园在哪里呢？当然，在这里，终极的世界观相互冲突，人们必须在各种世界观中做一抉择。让我们来果敢地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近人们又以十分错误的方式，重新开始对它展开讨论。
不过我们首先要让自己摆脱一种十分不足道的谬误，即从道德的角度说，伦理学乍看上去是在起一种非常有害的作用。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各位几乎找不到这样的男人，当他移情别恋时，他不觉得需要给这种行为找个理由，对自己说：她不值得我爱，或她令我失望，或无论什么好像存在的“理由”。这种极其缺乏风度的态度，是要为一个明白的事实—一他不再爱那个女人，她必须接受这一点——找个虚构的“正当理由”。靠着这种“正当理由”，这个男人为自己要求一种权利，同时把引起不幸的错误加在她的头上。情场上获胜的竞争者，其作为也如出一辙：他的对手一定不如他值得人爱，不然他也不会被淘汰出局了。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