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马丁？路德并没有因为他的信仰而献出生命，但是，从他宣布反对教皇的那一天起，他就冒着时刻失去生命的危险。在开始他伟大的斗争之初，他几乎完全是孤身一人奋战。形势对他极为不利。“一方是”，他对人说，“博学、崇高、显贵、神圣不可侵犯的、极具才华、手中握有强权的且受到大众拥护的教士们，另一方则是威克利夫、洛伦佐？瓦纳？奥古斯汀和路德——可怜的，无知的，仅有几个朋友的人。”当皇帝召他到沃姆斯去答复关于他的异端指控时，他决定亲自去答复指控。周围的人都对他说，如果他去，就很有可能会为此而失去宝贵的生命，他们都劝他逃走。“我不逃走”，他说，“虽然我也许会发现那儿的魔鬼比这里公开张牙舞爪的魔鬼要多三倍，但我仍然要去那儿，就是龙潭虎穴，我要去那儿。”当有人警告他当心乔治公爵的刻骨仇恨时，他说：“我要去那儿，连续9个整天应该能熄灭乔治公爵的仇恨火焰。”
路德是言必行、行必果的人。他立刻动身出发，开始了他充满危险的旅程。当他经过沃姆斯古老的钟楼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并唱道：“伟大的城堡就是我们的上帝。”——这是宗教改革运动期间的“马塞曲”——他唱的这首“马塞曲”的歌词和曲子都是他在仅仅两天前临时创作的。在路德即将会见迪埃特之时，一个名叫乔治？弗伦淡伯格的老军人拍了拍路德的肩膀，并对他说：“虔诚、仁慈的僧侣啊，我劝你注意你的言行，你将进行一次比我们任何人曾遭遇过的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是，路德对这位老兵的回答却是：“决心捍卫《圣经》和我的良心。”
关于路德在迪埃特面前所表现出来的非凡勇气，历史上已有记载。路德的勇气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篇章上的一页。
当皇帝最后要求他放弃他的信仰时，他坚定地说：“陛下，除非根据《圣经》或根据极其明显的证据，我才会相信我错了。我不能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因为我们绝对不能违背我们的良心。我站在这里说，我不能不这样做，上帝会帮助我！他必须恪尽职守——与国王的命令相比，他应该首先服从上帝的命令，他是冒着一切危险躬行践履这一信念的。”
后来，在奥格斯堡④，当他的敌人多方刁难他时，路德说：“如果我有500颗头颅，我也宁愿全部失去它们，我也绝不愿宣布放弃自己的信仰。”像所有大智大勇之人一样，路德的勇气也似乎随着他所不得不遭遇和不得不克服的困难的增加而增加。“在德国，没有人”，霍顿说，“比路德更视死如归。”我们应该把现代的思想自由以及对伟大的人权的维护归因于马丁？路德那样大的贡献，也就是说，其他人对现代思想自由以及维护人权观念的贡献都远远不及马丁？路德。
高尚勇敢的人绝不会忍辱偷生。据说，保皇主义者厄尔？斯特拉福德昂然走向塔山的断头台时，其坚定的步伐和坚定的态度就像一位将军率领一支军队去夺取胜利时的态度一样，绝不像一个被宣判并被执行死刑的犯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同样，英国的约翰？埃利奥特先生也在同一地点英勇就义。在英勇就义前，埃利奥特先生说：“即使死一万次也不能玷污我的良心。我把纯洁的良心看得重于世上的一切。”埃利奥特最牵肠挂肚的便是他的妻子，他不得不弃她而去。当他看到妻子正透过塔楼的窗户朝下看他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挥舞着他的礼帽，朝妻子喊道：“亲爱的，我要去天堂！——去天堂！——而把你留在地狱！”当他继续行进时，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喊道：“这是你曾坐过的最光荣的座位。”他回答说：“的确如此，你说得对。”显然，他分外高兴。⑤
虽然成功是对那些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之人士的酬劳，但是，这些人士却经常在看不到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然不懈奋斗。其时，他们必定是靠其勇气而生活——也许是在生命的黑夜播下奋斗的种子，怀着美好的憧憬，希冀将来有朝一日，他们播下的种子能生根，发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那些最崇高的事业必定是屡遭失败之后才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许多奋斗者在到达胜利彼岸之前就死于狂风巨浪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不应该根据他们是否成功来衡量，而应该根据其所遭遇的艰难险阻，根据他们坚持不懈地与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来衡量。
①培根自己写道：“我宁愿信仰传说中的信念、犹大教法典和《古兰经》，也不愿信仰这一没有思想的空架子。”
②奥布里在其《威尔郡的自然历史》中间接提到了哈维。他说：“他亲口告诉我，自从出版了那本书以后，他的医疗业务就锐减。”——原注
③伦敦塔：英国皇家要塞，曾长期被用做国家监狱。
④奥格斯堡：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城市。
⑤在就义前，埃利奥特说：“死只不过是一个词儿，但赴死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就义前写就的《狱中随想》中写道：“他并不害怕死亡，他什么也不怕……有生的时光，也有死的时刻。死得其所远比忍辱偷生强。聪明的人惟有在认识到生比死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时候才会顽强地活下来，并非总是寿命越长越好。”——原注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怀念顾准先生（顾准日记序言）
吴敬琏
（1930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本文原载《读书》，1995（5）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日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１９５６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 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３年他重回经济所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１９６９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读书，认真思考问题。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是“恃才傲物，日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做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人判断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例如在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发” 顾准在３０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 的“内奸”，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他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们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时很不以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