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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发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发展了某种防御策略，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策略还可怕。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发点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极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超脱老猾者的力量。
和平主义
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人三种最恶劣的特点。这些特点使他们失去了组织活动的能力。我们看到这些特点来源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既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征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显，这种人生观不无优点，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们既无野心又无欲望地立于世上，他们阅历丰富，时刻准备接受生活所给予的一切，但同时又坚决主张在命中注定的环境下享受幸福体面的生活。
由于中国人是富有经验不易动情的人，他们很严肃：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假装生是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许多先知那样想在地球上建立什么乌托邦。他们知道这个世俗的生活充满了痛苦与不幸，他们只不过是想驾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国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热情、参与精神、冒险意识、英雄胆略等等。他们不会对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极探险发生兴趣。使他们极感兴趣的是这个世俗的尘世，他们为此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并且很富有责任感和冷静头脑。他们欢乐、幽默、大度、心平气和，具有那种在艰苦环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无与伦比的天才（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精神），正是这些精神使他们得以享受这个平凡的生活。这些品质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义与豁达大度，它们标志着老成温厚的文化，这是当代欧洲所缺乏的。
事实上，我们纵观当代欧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烦恼的并不是缺乏“精明的才干”或脑力活动的能力，倒是缺少一点老成圆熟的智慧。我们有时思忖，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或许会多少戒除点儿自己烈性的青年气质，减少自己脑力活动的能力并缩小思考的范围，以便在科学再进步一个世纪、世界变得更小的时候，能够学着对生活对别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失去欧洲人本色的危险。他们或许会学得少一些锋芒，多一点圆熟。我相信会发生这种变化，但变化的原因不是什么高明的理论，而是一种善谋自存的本能。那时西方也许会学到并相信少专断多宽容的好处，因为世界变小了，宽容就成为急需的了；那时他们会减少谋求进步的欲望，增加理解生活后的焦虑；那时将有更多的人乐于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
依照中国人的观点，和平主义并非什么“高贵”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识而已。如果我们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没有来世，那么我们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气和。根据这个观点，西方人独断专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过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标志。对东方哲学深有造诣的中国人可以看到欧洲的这种幼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臻成熟。
也许很奇怪，在异常精明的道家哲学中，“宽容”一词总是出现。我认为宽容是中国文化最伟大的品质，它也将成为成熟后的世界文化的最伟大的品质。要学习宽容，人们就要学一点道家的那种感伤与愤世嫉俗。真正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肠最好的人，因为他看到了生活的虚无，又由此生发出一种普遍的怜悯和同情。
和平主义也是建立在人类对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个人学一点愤世嫉俗，他就会对战争多一点反感，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所有有知识的聪明人都是胆小鬼。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不会打仗的人，因为他们是聪明的种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学与强调和谐为人生理想的儒学所培养所左右的民族。他们不去拼命搏斗，因为他们是最工于心计，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就知道一个头发斑白的欧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东西：无论国家个人，打仗总有死伤。中国持不同政见的党派也最容易恢复理智，那种教人经常计算得失的哲学也教会他们要尽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尽快妥协和解。这个超脱老猾的哲学既教会中国人在艰难时世下要忍耐，采取消极办法进行对抗，同时也警告他们要防止成功时的骄傲与自以为是。中国有不少劝人凡事适可而止的格言，如：“钱财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尽”。过分武断或尽职尽责的人被称作“锋芒过露”，被认为是粗鄙行为和倒台的先兆。英国人认为“不打已倒之人”，是为了尊重公平比赛的原则。中国人的类似说法“不要欺人太甚”则纯属一种文化素养，我们称之为“涵养”。
对中国人来讲，凡尔赛和约岂止是不公平，简直是粗鄙和缺乏“涵养”。如果法国人在他们胜利之际有一点道家修养的话，他们就不会用凡尔赛和约骗人，因而他们现在的睡眠也就不会这样不安稳。然而法国还很牛轻，德国也会干出这种事情来的。法德两国总是试图将对方踩在自己的铁蹄之下，这种极端的愚蠢竟没有意识到。说也难怪，克雷孟梭何尝读过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没有。所以让他们去斗吧，道家则只是旁观，只是莞尔一笑。
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多半也是出于禀性和对人生的理解，中国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远没有西方多。作为一个民族，尽管我们不停地打内战，可我们该打的比实际订的要少。如果把美国人放在我们这样的腐败政治之下，那么他们在过去的20年中会有30次而不是3次革命。爱尔兰现在太平了，因为他们过去打得很凶；我们今天还在打，因为我们打得还不够凶。
中国的国内战争也井非真正意义上的战争，迄今为止所有的内战皆无值得夸耀之处。没人知道征兵的事情，当兵的只是些没有别的办法糊口的穷人，他们并不想打仗。那些将军们之所以对打仗有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用不到去冲锋陷阵。每次大的战役总是银元得胜，尽管得胜的英雄还可能在声声礼炮中披红挂绿、凯旋回城。那些炮声很像战斗的炮声，很有典型意义：在人与人的争吵中、在内战中，都是这种喧闹声代表争斗的实质。人们在中国不可能目睹战争，只能耳闻，我就听说过两次战争：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厦门，听来都很使人满意。通常是较占优势的一方吓退了劣势的一方，一场在西方国家可能是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里一个月就宣告结束。被打败的将军，根据中国人公平竞赛的原则，将被给予10万美元的旅资，派去“调查欧洲的工业情况”。因为胜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内战中，自己可能会有用得着这位失败者的地方。下次时局一转，十有八九你会看到上次的征服音与被征服音像结拜兄弟一般坐在同一辆汽车里，这就是中国的“涵养”之美。与此同时，人民却与这些事情毫不相干，他们永远厌恶战争。在中国，好人从来不去打仗，因为“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知足常乐
凡是到中国旅行过的人，特别是那些固执地到过为访问者所罕至的中国内地的人们，无不为中国劳苦大众低劣的生活水准所震惊。尤其使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在这种条件下居然颇感快乐和满足。即使像陕西那样闹着饥荒的省份，这种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只在极端情况下才有例外。即使现在这样，陕西的一些农民仍然可能笑得出来。
外国人眼里所谓中国人的苦难，其中不少无疑出于他们用扭曲了的欧洲标准来衡量中国所产生的误解，这种标准认为没有暖气烧得过热的房间、没有收音机，一个人就无法幸福地生活。如果这种标准正确，那末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么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国生活幸福的人也就应该比“舒适的”巴伐利亚为多。在巴伐利亚，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折叠、能够旋转的理发椅，更没有什么开关按钮之类的东西，中国农村的开关按钮就更少了。在先进的上海，还有可以称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发椅，这也仍可见于伦敦的国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马特区。就我而言，则更倾向于认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发）的人更为幸福。那种根据一个人每天揿多少机器按钮来衡量文明程度的标准肯定是虚伪的。因此，中国人许多所谓自满自足的神话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结果。
然而事实上在相同条件下，中国人比西方人也许更容易满足，不管哪个阶层。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种快乐知足的精神，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渗透的洁果。这种精神可见于欢快饶舌的北京黄包车夫身上，他们一路上总是谈笑风生地逗乐，很想让同伴遇到什么难题，自己也好开开心；这种精神也可见于那些气喘吁吁、汗流侠背地用山轿把你抬上牯岭山顶的苦力身上；这种精神还可见于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纤夫身上，他们每天所能挣到的钱，除了吃两顿简单却还满意的饭菜之外便所剩无几。根据中国人知足的理论，无忧无虑地吃一顿简单而满意的饭菜已是莫大荣幸。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云：“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美，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都能找到这种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陆深写给友人的信，其中写道：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寇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这种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中也能找到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那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罗素夫人曾经明智地指出，“谋求幸福的权利”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他们总是专注于那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的权利。中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种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贫穷还是失宠都无法把这个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西方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大部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法。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只要求那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中国人至少要求两件干净的衬衫，因为尽管故事书中第氏精神的芬芳对人毕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与第氏为伍，效其所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穷得只配有一件衬衫，他也不在乎。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没有条件看，也并不十分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如果院子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他希望有许多孩子，有一个妻子亲自动手做他爱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高级厨师和一个穿着红裤子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要能在他读书或作画时为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则歌伎也行。如果他生来就没有这种“艳福”，他也不会懊恼。他需要吃饱，好在大米稀饭和腌萝卜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希望有一坛好酒，常常自己酿造米酒，或者花几个铜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闲，这在中国不难得到，如果他——
〖因过竹院逢僧话
又得浮生半日闲〗
他便会快活得像一只小鸟。如果他没有一个可供玩乐的花园，他便希望有一间坐落在山里的僻静小屋，门前有一条小溪自山上潺潺而下。这间小屋也可倚傍着一个河谷，下午他可以漫步河岸之上，欣赏鸬鹚为渔夫捉鱼的生动情景。但如果他没有这种运气，只能呆在城市里，他也不难过。因为无论如何他还可以在笼中养上一只鸟，栽种几盆花，还可以赏月——月亮总是会出来的。大诗人苏东坡就写过一篇十分优美的散文来描写月亮，这就是《记承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