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阿姨凑在我耳朵边上说：“那次你大闹会场，蒯丽都看见了，她很喜欢你这样的。”我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听错了，天下还有喜欢杀胚的姑娘，真出乎意料。秦阿姨说：“我也劝过她，她就是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没办法，青菜萝卜各有所爱。”我只能敷衍说：“是啊，敢爱敢恨也是一个优点。可这都去年的事情啦，怎么今年才托你来说合？”秦阿姨说：“去年她有男朋友的，今年被人家甩了。”我听了这话，双眼一闭，心里觉得悲惨不堪。
秦阿姨说：“路小路，你爽气一点，给我个说法。”我心想，真操蛋，老太婆有你这么说媒的吗？显然秦阿姨对我的印象非常糟糕，完全不把我当根葱，连蒯丽这样的姑娘，她都认为我配不上。这要是六〇年，食堂的姑娘我也就认了，可惜九四年国家粮食储备很丰富，为了吃块排骨就把自己送到食堂去做驸马爷，实在犯不上。这些刻薄的话，我都藏在了肚子里，没对她说。我只告诉秦阿姨：“我已经有女朋友了。”秦阿姨说：“啊？哪个车间的？”我心头一怒，说：“她在上海读研究生。”说完这话，我又觉得很凄凉，拎着饭盆就走掉了。
后来我再去吃面，排骨就没有了，而且食堂对我的态度非常恶劣。我把饭盆放进去，过了一会儿，哐当一声被扔在窗口，里面稀稀拉拉几根面条，连大蒜都不放一星半点。我端着这盆面，想起了蒯丽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姑娘，这丫头要是在我饭盆里放一把耗子药，我就死得硬邦邦的，毫无悬念可言。那阵子我只能去厂外面吃烧饼，夜班连烧饼都吃不上，只能自带干粮，几个月下来，瘦了一大圈。
我后来知道，悲惨的生活往往是不自知的，得通过一些具体的人和事来告诉你，这些等同于镜子，悲惨是籍由镜子映照出来的。当然，世界上比我悲惨的人有很多，我没有理由为之耿耿于怀。在我年轻的时候，悲和惨是分开的，有时候悲而不惨，有时候惨而不悲，唯独在蒯丽和秦阿姨身上，我照见了自己又悲又惨的样子。为什么会是由她们来告诉我悲惨的真相？我的神难道依附在她们的身上？这一点真是很奇怪，很久以来一直想不明白。
九四年我还遇到过一个女孩，在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先是一个夜大的同学给了我一张油印的传单，说是戴城诗歌青年聚会，传单上写着一串诗人的名字，还有时间地点，还有一段很抒情的话，我都记不得了。我这个同学在第四人民医院工作，但他不是医生，而是个花匠，他平时的工作就是把黄豆渥成肥料，浇在花木下。他还教了我很多种做肥料的方法，也不管我爱不爱学。夜大的学生来自各行各业，有营业员，有屠夫，有乘务员，工人和小科员更多，但花匠就他一个。我的这位花匠同学平时也写点诗，还发表在晚报副刊上，他经常拿出一张《戴城晚报》，然后指着上面的一小串字说，这就是他写的诗。由于他用的是笔名，而且不止一个，所以可信度甚低，大家只当他在吹牛。
有一天花匠诗人对我说：“我马上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了。”然后拿出传单在我面前晃，我什么都看不清，接过来仔细看才知道是文艺青年的聚会。他主动要带我去，我也就同意了。我很想看看诗歌朗诵会是什么样子，从来没见识过。到了那一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车间里，说自己吃坏了肚子，拉稀拉得腿都软了，只能让我一个人去了。
晚上我独自去城西的一个工厂俱乐部，那里是个舞厅，我以前去过。我跑进去发现有很多长头发的男青年坐在那里，还有很多女青年，扎堆抽烟，喝着啤酒。室内光线很暗，点着不少蜡烛，台上有人拿着麦克风在大声朗读，这个场面很熟悉，要是把耳朵塞起来，简直以为是在唱卡拉OK。我鬼头鬼脑地观察了一通，没发现我们厂的海燕，便找了个角落，靠在墙上，也没人搭理我。
后来我遇到个女孩，她就站在我旁边。她对我说：“能麻烦你替我看管一下衣服吗？”我很久没遇到这么有礼貌的姑娘了，脸上微微发红，就点了点头，接过她的大衣和皮包。这是一件红色的驼绒大衣，手感很舒服，领口有点破了。后来她走到台上，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用很轻的声音把她的诗读完，鞠躬，下台。下面也没掌声，我也没鼓掌，看着她从那里走过来，把衣物交还给她。她吐了吐舌头说：“写得很差啊？”我说：“你声音太轻了，别人都听不见。”她说：“下次我注意。”
那天诗歌朗诵会的气氛很热烈，有个男的跑上去朗诵了十来首诗，每一首都有《神曲》那么长。大家像是等公共汽车一样等着他把诗念完，然后又有一个人跑上去，念了几首诗，掏出打火机把诗稿烧掉了。下面的人大声叫好，也有人骂娘，闹成一团。再后来，主持人跳上台去，对下面说：“把你们的青春都亮出来吧！”此时激光灯球开始旋转，音箱里传出猛烈的迪斯科音乐，一伙人全都扎到了舞池里。我看着影影绰绰的人群，被灯光闪得像群魔复活，那时我还是靠在墙上，不是为了装酷，而是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跳迪斯科。
那个女孩一直站在我身边，起初她很激动，指着台上的诗人说，这是老K！我问她，有皮蛋吗。她哈哈大笑说：“你肯定是混进来的，连老K都不知道，他是著名的诗人。”后来她又指着另一个人说：“这是风马，他去过西藏的！”我心想，老子要不是为了上三班，这会儿也在西藏呢。我想到这里就觉得没劲。女孩说：“我太想去西藏了！”我当时就很担心，别又遇到一个要拖我去西藏的，那也太捉弄人了。
后来，诗人们开始跳舞，我对女孩说：“我要走了。”她说：“我们一起走吧，我也不爱跳舞。”我们沿着黑漆漆的道路往外走，那是一个金加工厂，地上全是铁屑铁丝，走出去的时候她微微牵住了我的手，我的手指被她的小手捏着，到了有路灯的地方，她又把手放回了口袋里。我再次注意到她的领口，有一个小小的破洞，仿佛她所有的温柔都被集中在了那里。
那天我送她回家。她说，她叫小堇，是面粉厂的科员。她问我的情况，我说我在糖精厂造糖精，一个小工人，但我不是混到诗歌朗诵会来看热闹的，我自己也写一点。她说：“给我看看你的诗。”我说我没带，以后给你看吧。她说：“你背一首来听听吧。”我吸了一口气，最后还是说：“背不出来，算了。”
我一直把她送到家门口。她家很远，在郊区的一个新村里。我们交换了通信地址，她说：“谢谢你送我。”我说不用客气，然后目送她像一只小猫般刺溜钻进了楼房里。那天我骑车回家，足足用了一个小时，路程太远。面粉厂就在我家附近，我想起这么一个温和的女孩，每天要花两个小时上下班，心里有一点伤感。
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我收到小堇的信，是一个档案袋，里面是她的诗，用复写纸写在几张信纸上。女孩的字很美。在某一首诗旁边，她特地用红笔注明：这首诗发表在《星星诗刊》上的。我捏着她的诗，读了很久，后来我把她们放进了抽屉里。
我一直都没有回信给她。
九四年春天，我下早班，那是下午两点。我看见一大群人围着厂里的公告栏，那地方平时贴些先进职工的照片，专门用来引人发笑，那天却有不少人在叹气，还有哭的。于是我停下自行车，跑过去看热闹。我看见一张鲜红的宣传纸上，写着一长串的名字，一问才知道，这是即将被送去造糖精的职工名单。九四年春天，崭新的糖精车间已经快要造好了，第一批下车间的名单就被公布在这张红纸上。非常古怪的是，上面还写着：“此排名不分先后。”
有关这张名单，后来几乎闹出了人命。有个看仓库的女工说自己怀孕了，死也不肯去上三班，厂里不答应，不上三班就下岗，女工一听这话，一头撞到厂办负责人的怀里，把人家撞岔了气。岔气不会死人，她自己却因此而流产。那阵子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新的，以前是“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现在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就差“一人下岗，全家光荣”了。工人看见这种标语吓得要死，看看若干年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标语还在小红楼上，真如一场春梦啊。
那天还有人打架。红纸上写着一个名字叫“张伟”，我厂有五个张伟，其中三个在上三班，剩下的两个，一个在食堂烧菜一个在汽车班开车，按说这两位都不应该去上三班。两个张伟站在那里，互相说是对方上了红纸，结果打了起来。后来保卫科的人跑过来说，不许打，再打就一起送去上三班，他们就不打了。上三班犹如咒语，真他妈灵验。
那天我也凑在那里看，我是最没有心理负担的人，我早已经中了咒语。我没看到长脚的名字，还觉得挺高兴，后来小李走到我身边，脸色惨白惨白的。我问他：“你被调过来了？”小李摇摇头，在我耳朵边上说：“小噘嘴下车间了。”
我有点发懵，小噘嘴是劳资科的科员，表现一直不错，她怎么也会被送去上三班？晚上我们几个一起吃饭，小噘嘴也是脸色惨白，吃了两口菜，放下筷子，哇的一声哭了。我和长脚不知所措，小李劝了半天，她还是哭。我问他：“小噘嘴不是干部吗？干部也上三班？”
小李说：“这次调动很大呀，厂里劳动力不够。另外为了安抚人心，特地调了一批基层干部到车间里去，就是做榜样的。”
小噘嘴一脸泪痕，说：“胡说！就是厂长家的亲戚要到劳资科来，所以把我调出去了！”
小李说：“这也是一个原因呀。”
既然是厂长要她下车间，那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只能劝她，想开点吧，我也一样上三班，时间长了就习惯了。小噘嘴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听了这话有点生气，她接着说：“我以前在劳资科得罪了那么多工人，我还不被他们整死？”我心想，你总算是还有点自知之明。长脚说：“那就辞职吧，要是调我去上三班，我就辞职。”小噘嘴又是一串眼泪夺眶而出，说：“你起码还会修管子，可我什么都不会呀！”
小李说，小噘嘴学的是企业管理，而且是中专文凭，这种学历和专业在工厂里其实就是个屁，什么用场都派不上。如果去外资企业，那地方连大学生都在车间里做流水线，还不如我们厂呢。
那天我和小李出去尿尿，我们两个站在墙根，他对我说：“小噘嘴要是嫁一个科长，就不会被送到车间里去了。”我说：“你这是废话，人生没有假设。”他说：“这不是假设，而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那时候我想，我也经常会做些白日梦，比如我假设自己是亡命之徒，假设自己有了钱，假设白蓝没有离开我，假设我和小堇谈恋爱。这些事情都可以去想，可以去为之快乐或痛苦。但我不会去假设自己不上三班，这种假设没有任何意义。理想之高，不必高到去拯救全人类，理想之低，也不应该低到不想上三班。如果有个女科长可以让我娶回家，然后我就可以调回去上白班，鸡芭，我情愿一辈子造糖精。人可以没追求，但不能因此等而下之，去追些狗屎回来供着。这就是我的底限，我不为这种事情伤脑筋。
小噘嘴到糖精车间，做的是车间管理员，其实就是抄抄表，接接电话，很清闲。唯一辛苦的就是要倒三班，但她不用造糖精。车间楼下有一间脏了吧唧的调度室，专供管理员办公，里面的办公桌都是黑乎乎的，要是伸舌头去舔一下，会发现那里的一切都带着点甜味。小噘嘴很快也变成了一个甜人，我叫她SWEET HEART，她听了就笑。小噘嘴那时候像是变了个人，再也没有劳资科时候的装模作样了，看见我就喊我“路师傅”，搞得像真的一样。那时候我问她，有没有想过跟小李分手，嫁个科长什么的。小噘嘴说，哈，嫁个市长得了，我把厂长调来造糖精。我很喜欢她讲话的这种口气，让我想起从前有个厂医也是这样。
小噘嘴忽然就变成一个剽悍的姑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我还以为她会像个祥林嫂一样天天挂着一串眼泪呢。后来我知道，有些人受了刺激之后，脑垂体分泌异常激素，性格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
小噘嘴自己倒不在乎这种变化，她骑着自行车进生产区，车速飞快，两鬓的短发像松针一样支楞着。生产区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她不管，有时看见我在路上走，她还冲我喊：“路师傅，我捎你一段！”我就跳到书包架上，她骑了一会儿就说：“你太沉了，你来踩踏脚，我扶龙头。”我们两个就像马戏团一样，骑着车子一直进车间。这事情被小李知道了，还挺吃醋，问我说：“她到底是谁的女朋友？”我对小李说：“你的还是你的。她不但捎过我，还捎过长脚，不信你去问！”小李说：“算了算了，管不了她。”
小噘嘴不但骑车在生产区招摇，还偷偷地学开叉车，叉车师傅看见她都竖大拇指。她没有叉车驾驶证，这也是违章，但生产区没有人管这些，干部都在很远的大楼里呢。自从她学会了这个，我也手痒，跳到叉车上开了小半圈，把一棵小树给撞断了。小噘嘴说：“路师傅，你不行，没这天赋。”我说：“原来你的天赋是做司机，我还真没看出来。”小噘嘴说：“你爱信不信，我五分钟就学会开叉车了。”
有关天赋，我说过，我既不会修水泵也不会爬电线杆，现在又被证明不会开叉车。我只能腆着脸说自己的天赋是写诗，但这种话说给一个叉车女司机听，无异于自取其辱。我对小噘嘴说，你做我的Sweet Heart就够了，开什么叉车呀！
那阵子她跟我一个班次，虽不能一起上班，但可以一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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