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8世纪正是欧洲日新月异的时代，尤其是18世纪；启蒙时代解除了套在人身上的枷锁，反观东方大地，在康雍乾腊肉的带领下，套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不是没了，轻了，而是多了，重了，恐怖笼罩大地，血色密布乾坤，神州沦为鬼州，人间化作地狱。
“腊肉”们对刨棺戮尸情有独钟（1）
北风如刀，满地冰霜。
江南近海滨的一条大路上，一队清兵手执刀枪，押着七辆囚车，冲风冒寒，向北而行。
前面三辆囚车中分别监禁的是三个男子，都作书生打扮，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个是中年人。后面四辆囚车中坐的是女子，最后一辆囚车中是个少妇，怀中抱着个女婴，女婴啼哭不休。她母亲温言相呵，女婴只是大哭。囚车旁一清兵恼了，伸腿在车上踢了一脚，喝道：“再哭，再哭，老子踢死你！”那女婴一惊，哭得更加响了。（金庸《鹿鼎记》）
这是文学家描写的清朝文字狱时押解《明史》案囚犯的一幕，我相信，真实的历史远比这更残酷。
1663年的《明史》案，是清王朝套向中原百姓身上的一根铁索，写作者、参阅者、刻工、刷匠、买书的、藏书的都被斩。妇女均发配边疆为奴，死至少七十余人，牵连七百余家。并且把主编者庄廷鑨戮尸。
显然，对这些不合乎清朝统治者标准的历史观必须扫荡干净，才能让江山永固。
1713年，康熙腊肉杀历史学家戴名世，戮方孝标尸，因为戴的历史著作中记录了南明三王的历史和纪年。看来，腊肉的屠杀和攻心战非常成功，三百年后，人们还以1644年的王朝纪年为清朝开篇，而忘却了此时明朝并未彻底亡国。
1717年，自私的康熙腊肉为了闭锁国家，对出海贸易做出诸多限制，出国不返者，拿不住本人，就将知情同去的人关押起来。
1725年，为了权力斗争的需要，雍正腊肉对功狗年羹尧的幕僚文人汪景祺大开杀戒，汪的诗集中居然有“皇帝挥毫不值钱”的句子。立斩，妻子为奴。
次年，该腊肉又吹毛求疵，查出所谓江西乡试试题有问题，拿了查嗣庭大兴文狱。并且借此报复江南知识分子，停止浙江的乡会试，因为汪、查是浙江人。
1727年，查嗣庭在狱中病故，腊肉也不放过，戮尸泄愤，其子受株连，家属遭流放。
1729年，雍正腊肉掀起一个迫害思想、迫害文化的高潮。曾静、张熙、吕留良案起。无耻的是，腊肉竟然要全国知识分子表态。万民无声，唯有山西夏县出现了一反动帖：“走狗狂惑不见烹，祥麟反作釜中羹。看透世事浑如许，头发冲冠剑欲鸣。”
腊肉狂怒，批示：“悉心根究，莫令奸匪漏网。”
清朝腊肉们在疯狂打压和屠杀言论自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精神上的同化政策。
1716年，编了一个腊肉牌《康熙字典》。
1725年，颁布《圣谕广训》，当然肯定用的是百姓的血汗钱。
1735年，历时多年的官修版《明史》成书。凌沧洲通读了该书的白话文版，客观地说，该书在细节和文采上是不错的，但在清朝文化和思想审查的大气候下，该书的阴险心机也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读官修版《明史》，只会得出明代皇帝比较昏聩的结论，无奈清朝的这点把戏唬得住庸人，却唬不住老凌等睿智之士。一、读完明史，你会发现明代的知识分子言论的空间是很大的，百姓们的骨头还是硬的，当权者还没有彻底把他们玩残；二、如果清朝不心怀鬼胎，又何必把民间写的各种版本的明史一一诛杀？
相比之下，朱元璋的史官们就太不敬业，只编了不到一年，就弄出一本《元史》，不仅粗糙，而且由于王朝史观作怪，不能公布中原被征服的真相。
1732年，思想家，不合作的特立独行之士吕留良先生在死后多年，被腊肉及其帮凶无情地从坟墓中拽起戮尸，家族也惨遭株连。
搞笑而残忍的是，为了让腊肉爷爷的《康熙字典》，一花独放，腊肉孙子乾隆在1777年制造了一个案子，当时，江西有个举人叫王锡侯，为了混口饭吃，就编了一部字典《字贯》，被人告发。乾隆腊肉找了碴儿，就把王先生给斩了，这下，谁还敢编字典呀？腊肉的字典，连同其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都能畅通无阻了。
“腊肉”们对刨棺戮尸情有独钟（2）
乾隆腊肉时代的法国思想大家辈出，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将完成推动人类历史的著作，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亮光照亮了人类的黑夜。而在东方，在乾隆腊肉的统治之下，编一部字典就能送了命；此时的东方民族就像一头喝醉了的盲牛，从容走向黑夜的屠场而不自知。
就在查抄字典案的当年，一个手上也沾着无辜文人鲜血的封疆大吏高晋建议武闱舞刀改为鸟枪，乾隆腊肉不同意，因为怕民间会放枪的人增多。
清朝腊肉其自私愚昧之心，从此可见一斑：民众会放枪，就有可能造反，就可能危及其黑帮政权的生存。这个禁令，与清朝禁止汉人养马，禁止民间制藤牌是一样的心理。
1746年，清朝下了一道禁令——禁止百姓出山海关。
这道命令，对现今清朝腊肉的粉丝来说，不啻为一记响亮的耳光。腊粉们胡言：清朝带来了东北等土地的嫁妆。
看看这份嫁妆吧，在腊肉们的时代，民众只能悄悄出关！而在近两百年后，清朝的末代腊肉溥仪，将会把这份“嫁妆”献给日本人，成立伪满洲国。
雅正群言与删改旧籍（1）
东方专制国家的权柄，传到了腊肉孙子乾隆手中时，这位聪明过人的独裁者，这位英明而阴险的皇帝，平均两年就要兴一次文字大狱，等于平均两年就要吃一次人血馒头。
凌沧洲先生必须悲哀地承认：乾隆的专制是空前的，虽然并不绝后。
把乾隆以前的腊肉们都拿出来晾晒晾晒，就会发现没有像乾隆对文化和思想控制得这么紧的。暴君嬴政最多烧了一次书，埋了一批儒生而已；暴君汉武最多去了司马迁的势而已，如果司马迁理财有方，能赎买自己，还是有救的；及至中华文明最为辉煌灿烂的唐宋时期，文字狱几乎是没有的，李白被流放是因为站错了队，苏东坡入狱是因为新旧党争，并且都获得了释放。
在清朝糊弄历史、篡改历史、混淆历史多年后，实际上，就已经把中华民族的灵魂、思想、骨气、血性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清朝腊肉的粉丝们至今仍然在提明代文字狱，说来说去就是一个“光天之下以身作则”，触犯了朱元璋“光”和“贼”的忌讳，且不说这种史料是否真实，明代大规模兴起文字狱的证据又何在？可有人因为一本书而被凌迟，连带全家为奴的？可有人因为一首诗歌而被杀害，死后还被戮尸刨棺的？可有株连得丧心病狂，连买书的、刻书的、印书的、卖书的、藏书的也一并杀了的？
无边的极权专制恐怖渗透到了每个中原百姓的家里、灵魂中，因为在这样一个热爱诗歌、热爱文化的国度中，诗歌和文化已经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成为了家破人亡的导火索。即使不为自己着想，总得为家人和孩子着想吧？
把专制的大刀磨得更快，伸向文字狱、思想狱后面无辜的妇女、老人和儿童，这就是伟大的清朝帝国的发明，伟大的腊肉们的杰作！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把康熙、雍正、乾隆等腊肉推向人类末日的审判台！
人类历史上没有像腊肉粉丝这样的人，以色列人不会歌颂达豪集中营，不会播放罗马人对他们的屠杀。
日耳曼人播放的是日耳曼人反抗罗马、追求自由的影视，凌沧洲先生就亲眼看过这种影视。
俄国思想界、文化界对金帐汗国的奴役也是深恶痛绝的，这从他们对蒙古汗国的蔑称就能看出。他们以帐篷的颜色来称呼蒙古汗国，从来没有认他们为正统。即使现今还有两个蒙古人聚居的共和国，但他们也并没有把蒙古大汗的臭脚捧了又捧。
俄国作家索洛维约夫和克列皮科娃在《在克里姆林宫高墙后面》（中译本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一书中说：
在俄国历史的许多要素中，最悲惨的和最痛苦的是不断遭受外敌的侵略。在俄国1000年的历史中，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这些民族灾难被记忆了下来……
然而，中国人面对征服，面对这样的民族灾难，有记忆吗？如果有，那么这记忆是真实的记忆、真相的记忆，还是被篡改的记忆？！
专制愚昧的天朝不是自清朝开始的，朱元璋就无法解释汉民族为什么会被元朝征服。因为天子是天下的主宰，于是，元朝依然是正统。
王朝史观实在是一种愚昧的历史观点，它无法解释民族、地缘的裂变。
18世纪；东方帝国在康雍乾腊肉的强力打造下，向着更深的奴性进军。
除了编辑《康熙字典》之外，腊肉还下令颁行十三经和二十一史到各州县。
1739年，颁发《钦定四书文》。
1746年，《明通鉴纲目》修成。
1773年，开设四库全书馆，要把天下著作都统一到腊肉的思维方式上来。
1775年，又下令查阅各省上缴的应毁书籍，并为个别书籍作结论。令文化弄臣们收集天下图书，“务须详慎抉择，使群言悉归雅正。”
1776年，乾隆腊肉下令删改旧籍。也就是说，不仅要禁书，而且还要篡改别人的著作，撒谎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
（）
雅正群言与删改旧籍（2）
康雍乾腊肉所造的孽，绝不止于文字狱、思想狱，其实质是对东方民族民气的全面摧残和折磨。
而康雍乾腊肉这些伟大的“政绩”一点都没有在
影视剧中反映，这真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
清朝两位思想家的真知灼见（1）
“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一根专制腊肉，搞得东方大地臭气冲天，玩残了千千万万中原百姓，许多人“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
以21世纪文明的视野来看，专制统治下的所谓盛世、治世（比如清朝造出的康雍乾盛世，还造出了乾嘉盛世），所谓新政（比如同光新政），均是赤裸裸的谎言。稍微动动脑子就能明白，康熙腊肉之前，帝国的天下还未一统，还有人在为自由奋斗，天下还没阉阉然全化作奴隶、奴才，当然，腊肉们自己也不好意思称之为“盛世”；而康雍乾三根腊肉之后，烽火遍地，西方炮舰即将轰开大门，腊肉们再吹盛世，更是不好意思，于是就吹新政。新政？光绪腊肉还有点想革新的意思，无非也是在亡国亡权的逼迫下的思变；而同治，莫非新政到烟花柳巷？时人讽刺为“不爱家鸡爱野鸡，可怜天子出天花。”老凌说实话，这些清朝统治下的民谣作者，思想水平比辫子戏作者的水平都高。
腊肉们大兴文狱，禁锢思想，闭关锁国，好关起门来治理家奴。若干年后，清朝国的思想家龚自珍先生如何评价腊肉们的政绩呢？
“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见《龚自珍全集·西域置行省议》）
“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贫；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见《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诌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见《龚自珍全集·明良论二》）
龚自珍先生哀叹人才的凋零，讽刺挖苦说：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龚自珍先生更揭露了腊肉们恶毒的攻心术、洗脑术和宣传欺骗术：“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戮之，名亦戮之，声音笑貌亦戮之。戮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于要领，徒戮其心，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或三岁而戮之，十年而戮之，百年而戮之。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见《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腊肉们为了维护专制极权的绝对权威，他们“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龚自珍全集·古史钩沉论一》）。整个国家，上上下下假话连篇，逢迎谄媚、趋炎附势的无耻之徒高居庙堂，英才沦为下流，特立独行之士要么到监狱中寻找，要么刑场上见，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
1899年，清朝腊肉国行将走进坟墓的时候，谭嗣同的遗作《仁学》出版。
其中对专制的批判，尤其是野蛮专制的批判，值得一看：
天下为君主囊中私产，不始今日，固数千年以来矣。然而有如辽、金、元之罪浮于前此之君主者乎？……一旦逞其凶残淫杀之威，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砺猰象之巨齿，效盗跖之奸人，马足蹴中原，中原墟矣，锋刃拟华人，华人靡矣，乃犹以为未餍。峻死灰复燃之防，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着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缘饰皮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此而已矣！
夫古之暴君，以天下为其私产止矣，彼起于游牧部落，直以中国为其牧场耳，茍见水草肥美，将尽驱其禽畜，横来吞噬。且其授官也，明明托人以事，而转使之谢恩，又薄其禄入焉。何谢乎？岂非默使其剥蚀小民以为利乎？
清朝两位思想家的真知灼见（2）
虽然，成吉思之乱也，西国能言之；忽必烈之虐也，郑所南《心史》纪之；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