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元，全国两千个县才两亿元；如果一县五万元，全国才一亿元。县里有权有利，商业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担子全压在我们身上，下面有问题我们看不见，也不能解决，有什么好处？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经济，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我们常说，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谁来“化”？主要是县委。
第四，调整商业系统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部长、局长、经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体执行还是靠二百五十万职工。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像算盘珠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商业工作就肯定做不好。党的八大（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开会时有一位同志提出，工人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厂长、经理。我看这个意见有道理。监察工作固然重要，但光靠监察工作不行，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发挥民主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会、店员代表会等形式，许多大事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他们可以向上提出建议，撤销厂长和经理。我们党是一直坚持群众路线的，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与苏联断了关系以后，没有办法，让工人自己管工厂，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抗战初期，何应钦（注「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等职。——第31页。」）不给我们发钱，毛主席向大家提两条，一是解散，一是搞生产。结果想出了办法，开展大生产运动（注「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陕甘宁边区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号召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第32页。」），大家都吃饱穿暖了。可见，只要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在不放弃国家计划和集中统一的情况下，搞工人委员会有什么不好？商业系统只要把二百五十万人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有责任感，就不怕“天下大乱”。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谓单纯业务观点，就是不依靠广大群众和当地党委。商业系统过去的群众工作是做得非常之差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要经常拿到部务会议上讨论。
以上说明，商业部门存在着同人民群众和地方党政的关系问题，还存在着本系统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谓政策，无非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想，按照上面的办法把我们的工作改进一下，照理说是有希望做好商业工作的。
最后，说一说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
我看七年来的商业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促进生产、稳定市场方面，在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方面，都有成绩。至于缺点错误，有些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如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要有现在这样一套组织机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如猪的收购，本地销的和出口的一样分四个等级，这就使收购人员多了一个压级压价的机会（注「自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生猪以后，为了做到收购生猪时计价简便、合理，曾制定了收购生猪的办法。当时各地主要采用“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即根据收购时的毛重定等级，重量越大，等级越高，单价也高。这种办法虽然简便，但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同时容易助长农民交售饱食大肚猪的现象。后来，不少地区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即按照活猪每百斤毛重出带骨肉多少定等级，出肉多的等级高，单价也高。但是，这种出肉率的确定，全凭眼看手摸，又出现了收购人员压级压价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有关部门作出了简化收购规格和规定验级公差的决定。——第15、324页。」）。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中的缺点，有些也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我看，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要有几条界限：第一条，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第二条，缺点错误中有一部分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一部分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第三条，缺点错误上下都有责任，但主要应由中央一级的商业部门负责。许多政策和办法，都是上面定的，领导机关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我也有责任。现在，下面的同志有一肚子气，到了这里要出一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把这一点说清楚。
还要说一下对挨骂的看法。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如果五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六年再从五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例如，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如果有毛病不指出来，一味地高呼万岁，一下垮了就不得了。宝成铁路修通了，只是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
有了成绩也不要老讲，一年讲几次就够了。有成绩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天天讲。对于缺点错误倒是应该经常注意的。商业工作，有六万万人天天看着，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我们一不是当资本家，二不是为当官，而是干革命的。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过去我们搞商业，是为了打倒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现在搞好商业，稳定人民经济生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长江大桥是大，建设很有必要，但商业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
我们有了缺点错误，天天批评倒还好些。平时不批评，总有一天会来个大批评。斯大林功劳七分，缺点三分。他在世时，有人不讲他的缺点，一旦批评起来，连像都不挂了，这就不好。
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商业部扩大的部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他兼任商业部部长。」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为什么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今年一月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这是使资本主义企业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企业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工人阶级的胜利。全国工人十分高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群众开展了劳动竞赛。在这个大会上，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我国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赎买政策
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以后，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和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政策是不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是采取没收，而是采取逐步赎买的政策，是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赎买的办法是，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使私营企业获得合理利润，进而实行按比例分配利润（即四马分肥注「一九五三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四个方面分配，称为“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说率，一般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百分之十至三十；职工福利奖金一般占百分之五至十五；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第35页。」）；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采取定期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制度，并对资方在职人员全部由国家分配工作。
为什么要采取赎买政策呢？有下列四个理由：
一、对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有利。
资本主义企业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生产人民日用品的轻工业。日用品的正常生产，对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很重要。有了日用工业品与农民交换农产品，可以加强工农联盟；有了日用工业品和农产品，可以供应城市人民的需要，稳定市场物价。在经济恢复时期，我国的物资供应是比较充足的。如果在一九四九年政府采取没收政策，资本主义企业便不会照常生产，很可能出现生产停滞、减产和工人失业的不利情况，那就不但在政治上不适当，经济上也将发生混乱。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应该像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一样没收，因为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有矛盾，在一定条件下，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同时，他们又有动摇和妥协性。在恢复时期中，他们积极地参加了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自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36页。」）的斗争。在土改（注「土改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36、324页。」）斗争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土改法令（注「土地法令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施行。——第36页。」），他们没有反对。如果我们不把他们和官僚资本主义区别对待，不团结他们，我们就要在国内和国外、在城市和乡村一齐进行斗争，无疑的将大大增加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工作中的困难。因此，我们应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在“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36页。」）斗争以前，他们曾向我们猖狂进攻，但当我们进行了“五反”斗争之后，就团结和教育了愿意守法的大多数资本家。因此，从恢复时期的全部过程来看，人民政府对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不采用没收政策，而采取赎买政策，也就是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恢复经济是很有利的。
二、公私合营后一定时期内给资本家五厘定息是必要的，对国家和人民也是有利的。
民族资本家经过了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战争的一关，又经过了土改斗争的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