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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为了刺激上海职工以及失业人口之内移，政府今后对于某些地区必需发展的企业，拟适当提高工资；而在上海方面，今后在工资问题上，则不应同样地随便提高。
第六，作为治标的救济工作，是应该进行的，但对开办训练班则应慎重考虑，既开之则准备留用，否则不要开。在现行救济标准之上，规定一个临时救济办法是可以的，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解决。现在上海尚有救济金约五百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大体可以解决问题。不足之数，可以把劳动就业金调用一部分。明年的失业救济金可以继续征收。劳动就业工作队四千人是太多了，应大大紧缩。为了工作需要，可设一小的机构，编制人员，应包括在市级编制内。
以上意见妥否，请研究。有何意见，望随时见告。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复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信。」
粮食要统筹统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粮食要统筹统支*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粮食的管理和供应，我主张维持原办法，但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略增地方机动性。如果把由中央统筹统支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则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各省为了各自保证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粮者必然希望更少调出，缺粮者必然要求更多调入，其结果很可能发生下述两种情况：
（一）上缴粮不能达到中央要求的数量，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
（二）地区之间的调剂，因一方要得多，另一方供得少，而不能达成协议，仍然要求中央作决定，甚至形成地域之间互相封锁（此种情况一九四八年在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北满的人到沈阳接收，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由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率领四千名干部，从北满根据地首府哈尔滨出发，进行接收沈阳等城市的工作。——第26、191页。」，一九四九年在赣浙之间都发生过），市场发生混乱，后果可能更坏些。
如果本次财经会议（注「指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191、205页。」）或中央主张采取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办法，我提议，为慎重起见，必须先对下述两点作出决定：（一）各大区、各省上缴中央粮食数量（连同品种）的具体方案（我现在还说不出中央究竟掌握多少为好）；（二）各大区之间调剂的数量、品种的协议草案。在此两点未确定前，以暂缓实行新办法为稳妥。
*注「这是陈云同志复周恩来同志的电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关于物价政策。现在若干种东西的价格偏高，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有些是主动提高的，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一九五○年提了一点价，一九五一年因为收统销税（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为配合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开征棉纱统销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第117—193页」）又提了一点价。有些是因为供不应求，如食糖，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我们掌握的很少，压不住市场，价格就上涨了。有些是因为国营企业生产效率低、成本高造成的。这类东西只要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以后，价格就可以降下来。我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对降低物价要采取谨慎态度。降下来容易，提上去麻烦。降了再提，就会有人提意见。要分别对待，该降而可降者就降，暂时难降者不要降。纱布对农民关系最大，据东北调查，纱布占农民购买力百分之三十。降低纱布价格，得益的人多，可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今年春曾提出，如有可能，纱布价可以降一点。但要考虑两个问题，即今年的库存和对税收的影响。早先估计到年底可存五十五万件纱，现在计算只有三十八九万件，布也少了，只能有二千五百万匹。如库存不够，降价只能明年再议。纱布统销税，现为一万八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如果减少一半，即九千亿元，布价才可降百分之二三。
在物价问题上，决不能草率从事。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条件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乘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在几种经济同时并存的情况下，降低物价的步骤必须稳妥。
去年九月以来，我对降低物价是犹豫的，主要是担心利润会下降，因为我们屁股后面拖着军事费用。军费不能短少，打仗的事情不能单由我们做主。去年艾森豪威尔（注「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94、287页。」）上台，叫嚣要进行两翼登陆。这样，我们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费用。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七月二十几日还在打仗，我们还不能摆脱军事费用对财政预算的影响。（周恩来同志插话：今后国防建设费的比例仍会很大。）现在，朝鲜战争停下来，我安下心来了。过去三年心总是放不下，因为任何问题都没有打仗这个问题大。一九五○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我脑筋里考虑的问题，重点常在这里。
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附带讲一下降低利息问题。去年六月降低利息（注「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示全国各分行，在本月份内将现行存、放款利率分别降低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同时，停办保本保值存款和折实存款。这次降低存、放款利率，是为了适应市场物价出现全面稳定的新情况，也是为了降低工商业成本，开展农村信用，进一步发展生产，活跃市场，迎接新的建设高潮。——第195页。」），也只能降到那样的程度。早降了不行，降多了也不行。去年以前，物价在上涨，加之那时存在着很多私人银行，利息还不可能降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后，私人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把一万八千名私营行庄的职工包了下来，这才有可能降低利息。当时同志们提出分两步降，我也同意。实际只降了一次，没有降第二次，这是一个疏忽。应该再降，究竟降多少，还要专门研究。
其次，关于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地方财政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该解决的必须解决。把财力集中于工业建设，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地方是不会要得很多的。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这是总的趋势。财权可以迟放的，放下去作用不大的，就要缓放。
再次，关于编制预算的权力。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和管理问题。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委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经方面的政策。
过去编制预算的办法，是财经机关（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和财政部）拿出方案，邀请政法、文教各部委负责人参加，提点意见，加以修修补补。那时政法、文教各部门的发言权不多，他们的需要很容易被忽视。这是那时不得已的办法，今后要改变。当然，财经部门拿出一个初稿，仍然是需要的，可以供大家讨论。
最后，再讲一下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的问题。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这是应该做的，但不要盲目排挤私商。请地方党委加以掌握，不要单交商业部门去做。现在有些我们该占领的阵地没有占领，有点右倾的毛病。但是，要注意，不要来一个“左比右好”，犯“左”倾的毛病。
对零售商与批发商要有区别。对待零售商，在去年中关于央调整商业的指示（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了主要阵地的前提之下，应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是：一、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百分之十至十八。二、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店，要加以缩减；县镇的国营商店要适当地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城市国营商店和合作社要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农村供销合作社所要收购的，应是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和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的次要土产，应让给私商经营。对于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也保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全国公私商业的比重，仍按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上述措施停止采用。参见本书《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文（第246—254页）。——第196、249页。」）中已交代明白。对待批发商，我们的做法也应有区别。我阵地未失者，如盐、煤炭、白布等，自不发生恢复阵地的问题。有些行业的批发商现在不应削弱，比如他们经营土产，挤掉了对我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