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朱熔基身边工作的人回忆说：开发上海浦东的动议，在朱熔基临去上海之前已经是持续了四年的「老生常谈」了，赵紫阳当总理和总书记期间，不知听过多少回经济专家，关於开发上海浦东的各种设想的汇报和规划。而上海的前几任市长，包括汪道涵、江泽民，都对浦东开发作过不少设想。
朱熔基到上海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原先对於开发上海浦东的事情并不甚积极，甚至没有江泽民积极。原因就是他从上层的政治斗争角度，考虑到了陈云没有吐口，从下面的经济规模角度，考虑到了当务之急是要给上海老百姓「雪中送炭」，而开发浦东那是「锦上添花」，眼下没钱置「锦」，「添花」就更谈不上了。
因缘际会
从中共公开的报刊资料查对，开发浦东也确实是在九零年四月才正式喊出来的口号，朱熔基在八八年上任的施政演说及八九年的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确实从来没有提过关於浦东开发的半个字。
使人感到费解的是，一九九零年正是李鹏等人叫喊继续治理整顿最凶的时间，而李鹏等人所设计的「治理整顿」，不但包括经济上的全面紧缩，特别还包括向地方收权一项，怎麽又突然想起了摘一个大干快上的浦东开发？
因为开发浦东势必要向上海方面实行所谓「政策倾斜」，而中央财政的收入长期以来都是以上海为大头的，因此，倾斜的结果会让中央财政直接受损。
当然，开发浦东的远景设想之一，是希望藉此带动整个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进而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远景设想之二，可能还有希望上海通过开发浦东以重振昔日经济重镇之雄风，并因此带动全国的经济发展。
但是，中共元老中的计划派人士，尢其是陈云这样的人，怎麽会轻易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向邓小平让步呢？
中共高层的一位人士说：陈云在改革开放政策取得明显经济效益、同时深得大陆人心的「大气候」下，完全不调整自己战略方针是不可能的。尤其是上海方面，在朱熔基上任当了市长以後，因为实行了有限度的改革，加上中央放权，经济确实开始有了起色。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如果继续坚持不搞浦东开发，只会在与邓小平下一场的较量中陷於被动。所以陈云很可能是考虑到与其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长期处於与邓小平等改革派领导人，实行政策性对抗的被动措施，还不如网开一面，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於是才想到了「先发制人」这一招。
当时，陈云曾召朱熔基谈话说：你在上海搞改革我支持，现在我继续支持你开发浦东。改革开放搞了这麽多年，广东等地是最大的受益者，关键原因就是它们有特区，有特区才享有政策性优惠，所以上海在这些年里才显得落伍了。长期让上海落在後面当然不行，所以浦东开发势在必行，开发浦东最重要的是钱，最重要的是要有中央财政的大力支持，我让陈元出面，他在开发浦东的问题上，可以给你起到很好的助手作用。但是，浦东要开发，就要开发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新特区。
有了邓小平後悔没有在建立特区之始即把浦东带上的讲话，又有了陈云的这番大力支持，朱熔基这才雄心勃勃地大展浦东宏图。於是，九零年九月在上海举行的开发浦东新闻招待会上，陈元俨然一副「钦差大臣」的样子出现在主席台上。
陈元的配合
他先是代表中央金融机构发表演说，表示了一番对浦东开发的大力支持。当有日本记者问到什麽时候中国人民银行将批准第一家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时，他回答说：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中国人民银行将先批准两个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然後再批准外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我们打算，如果事情进展顺利，我们将尽快接受这两家财务公司的申请，发给申请表，待批准後会尽快地考虑批准在上海设立外资银行分行。
事後，即有了陈元出任上海浦东开发区副主任的传说。
九三年七月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下台，一般都认为这是朱熔基趁李鹏生病之机，去除为李鹏掌管金融大权的心腹。但有所不知的是，朱熔基在主政上海期间，就已经与李贵鲜结怨，而陈元是站在朱熔基的角度上说话的。
朱熔基担任上海市长的头两年里，虽然没有马上把浦东开发提到日程上，但在他大力主持「雪中送炭」的「九件实事」的同时，对於上海的对外开放还是下了一定功夫的。
到了上海暂时还没有正式当市长的时候，朱熔基即已经把他同楼继伟等人谋划改革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提交到市委常委会议上。其主要内容是：必须抓紧建立高效率处理外商投资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实现「一个机构，一个窗口和一个图章」办公，把过去那种层层审批、级级把关的吓跑外商的「串联式」作法，改成各个职能部门齐头并进的「并行式」作法，以保证整个上海到本世纪末，达到吸引外资一百亿到二百亿美元的目标。
在朱熔基刚刚当上市长不久，由他亲自兼任主任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即正式开始对外办公。
朱熔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对外商许诺说：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保证上海吸引外资的工作按国际惯例进行，是上海的审慎决策，长远决策，是绝对不会改变的。外界有一种说法，说上海人「精明不高明」。现在，上海企业家已经想通了，如果不让外商赚钱的话，我们也赚不到钱。因此无论你们赚多少钱，我们也绝不眼红，只要我们也能赚到钱。
按著，朱熔基又下令上海新闻机构大力宣传「上海为国外投资者敞开大门」，并亲自飞到北京出席中美合作、贸易和经济发展讨论会。在大会发言中，朱熔基再次大做广告，列举到上海投资的种种有利条件和优惠措施。
同时，朱熔基又下令让新成立的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分成十四个小组，分别走访了上海三百九十四家外商驻沪机构，征询外商对上海投资环境的意见，并向外商保证一定要用比过去快得多的速度，向外商提出的一切问题与要求给予答覆。
鼓励外商
朱熔基的这些行动自然今外商大受鼓舞。八八年四、五两个月里，上海市批准了外资项目九十九个，出上年同期增加两倍多。而在朱熔基当市长的第一年里，共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二百一十九个，出上年增加一点九倍，全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三点六亿美元，比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点七。
外商投资的软体环境在朱熔基任上得到改善後，所取得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比如当时大陆评选「最佳合资经营企业」时，十个中选者中，上海就占了六个。
朱熔基在上海，一开始所表现出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实际举动，至少是在改善上海的投资环境方面，给浦东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他自己开明形象的外表，再增加了一圈色彩斑澜的光环。
至於朱熔基刚到上海的头一年多里，为什麽没有急於发动并促成浦东开发，甚至对江泽民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迫不及待，更视为好大喜功，朱熔基有他自己的一套解释。
他认为：什麽事情都要有条件以後才能干，「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文革」作法。我刚到上海时百废待兴，所以找决定上海的工作先从对内加快企业改造，对外改善投资环境著手，先从办几件实事，理顺人民群众情绪入手是「著眼现实」，而浦东开发这样跨世纪工程则是「放眼未来」，只有著眼现实，才能放眼未来。
当开发浦东的时机成熟，朱熔基立刻当仁不让，要求中央给他比广东和福建的特区，还要「特」的优惠条件。经过一番力争，使得朱熔基实现了愿望。
浦东与深圳和厦门特区相比，除了浦东是当时中国大陆最大的一块特区之外，还有四个主要的特点：一、在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工业区；二、引进外资银行，开放证券交易所；三、对吸引外国企业家直接投资方面，也采取改进措施，即在老企业里面可以让出一部分的股份，同时也可以吸收以股票的形式来进行投资；四、在土地的有偿转让和开放房地产市场方面，采取更灵活政策。
现在再分析当时上海浦东开发区的这四大特点，就不难看出这是朱熔基在为他日後主持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开放，进行试点。其实，当时即有大陆敏感人士就浦东开发的问题评论说：朱熔基在把上海浦东，作为下一步主持国务院经济领导工作的「试验田」。
在宣布开发浦东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英国记者问朱熔基：「在海外，浦东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您的名字联成在一起的，今後一但您离开上海，这个局面将会怎麽样？」
为自己造势
这番话自然会使朱熔基心里十分高兴，但表面上却仍然要不苟言笑。他故意装出一付不以为然的样子回答说：「我认为浦东开发不是与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而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决策，不管谁在上海当领导，这个决策都是一定要实现的。」
「至於我嘛，」朱熔基神秘地笑了笑说：「我的任期还有三年。」
其实，海外之所以把朱熔基的名字同浦东开发联系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他巧妙地为自己造势的结果。
虽然浦东开发是九零年四月，才由李鹏亲自到上海代表国务院宣布的，但在此之前，因为朱熔基相信此事已经不可逆转，已立刻开始了一连串的猛烈宣传。而这番宣传造势举动中，最为成功，最使朱熔基的形象为海外所注目的，就是九零年三月举行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谘询会议」。
为开好这次会议，朱熔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瑞士、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荷兰等十个国家的十八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由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戈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并商定这个会议今後每年举行一次。
这些出席会议的人士大都认为上海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又在环太平洋地区占据策略性的地位。上海目前已经为二十一世纪制订了一个宏伟目标，那就是要使上海重新成为亚洲的工业中心和贸易中心，这就决定了浦东成了当今世界上有巨大开发潜力的一块宝地。
九一年三月，该谘询会的第二次会议继续举行，一个月後，朱熔基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观察家评论说：朱熔基能有今天，是因为他先有机会当上海市长，并充分掌握了时机，为自己塑造了足堪更上一层楼的形像。
第七章 走在政治钢丝上
对於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因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突然病逝而引发的北京学生运动，响应最快的就是上海。北京在十五日下午才开始在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和清华大学等校园里出现大字报、标语、挽联等，上海方面十六日即有学生上街游行了。
当时，江泽民还在北京，听到朱熔基关於上海方面形势的电话汇报後，赶紧飞回上海与朱熔基共商如何稳住上海大局。
四月十九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和北京的《新观察》杂志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人士严家其、苏绍智、陈子明等。《世界经济导报》方面的主要代表是该报驻京办事处主任张伟国。《新观察》主编戈扬主持座谈会，议题主要是两个：一为胡耀邦乎反；二，为「消除精神污染」和「反白由化」翻案。
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社论《必须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文章内容把当时的政治局面，说成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抗争新闻自由
因为社论的内容，是以邓小平在前一天的讲话为基调，所以熟知内情的江泽民，立刻觉得此时上海方面必须「旗帜鲜明」了。他於当天下午召开全市党员干部大会，表示了上海市委要坚决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决定。按著他又宣布，停止《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中共党组成员钦本立的职务，派出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为组长的整顿领导小组管理《世界经济导报》。
导致这一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因为《世界经济导报》原订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一期报纸上，刊出纪念胡耀邦的座谈会纪录。报样送审以後，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人，认为其中一些段落的内容如果原样刊出，势必会加剧人们的思想混乱，不利於社会安定。
事情汇报到江泽民处，江氏十分同意宣传部门负责人的看法，亲自打电话要求《世界经济导报》对文章进行删改，但遭到钦本立等人的软磨硬抗。
江泽民的命令下达後，为了不致引起负面作用，希望《世界经济导报》尽快改版出刊，但报社同仇敌慨，坚持不改版也不出报，同时被下令查封的那期也已经被卖出一部分。
四月二十八日，改版後的《世界经济导报）终於面世，但社会上至此已经流传出两个不同版本。同时，因为江泽民对这家报纸的处理，已经被大陆各大报纸公开报道，终於点燃了八九学生运动上升为全民运动的导火线。
开始，先是数百名北京的新闻工作者联名致信中共上海市委，抗议江泽民撤消钦本立职务，并称中共上海市委这一作法是违反新闻条例及中共十三大关於「党政分别」之原则的。在这封抗议信上签名的记者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几乎包括了所有国家级的重要报刊。
此外，还有一批著名的大陆社会科学工作者严家其、许良英、苏绍智、包遵信等人联名致函江泽民，向他提出强烈抗议。他们认为江泽民只有处理党内事务的权力，而《世界经济导报》不是党报，所以江泽民的作法是越权，而且是在制造新的矛盾。
四月二十八日，仅《中国青年报》即有八十八名编辑和记者签署给《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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