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政权和苏俄制度时，使我很愤怒。人不应当对任何政权都无保留地接受，这是奴才状态。人不应当在任何力量面前垂首，这不配作一个自由的实体。 在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由作家联盟邀请，在俄国爱国者联盟的处所我作了题为“俄国的和德国的思想”的报告，报告得到了很大的成功，是我所有的报告中最好的。 这与爱国的高潮正相符合。 后来我在《俄罗斯爱国者》（青年作家团体加入其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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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变换》的文章，它使某些俄国侨民感到难堪。 与我接近的朋友的圈子有了大的改变。 在我的住所里开始经常出现青年（相对年轻的）的作家，我对他们很有好感，这些人过去并没有来过，过去来的一些年轻的俄国人接受了苏维埃专制制度。 我和神学研究所团体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宗教的和政治的分歧。 我和苏联大使馆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我感不到有什么这样的需要。但是，有些从苏联大使馆来的苏联人到我这里来，我以很大的兴趣向他们打听俄国的事情。 我与一些年轻的苏联外交官的会见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最令人愉快的是和一位苏联作家的会面，这位作家经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招人喜欢和很有才干的人。俄国给了他很强烈的印象，俄国对他来说就是宗教。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他格格不入。 他的命运是悲剧性的。 当他告诉我所有的俄国人民不仅阅读伟大的１９世纪俄罗斯文学，而且具有对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真正崇拜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但是，我还有痛苦的感觉。 我在欧洲和美洲，甚至亚洲和澳洲都很知名，我的论著被译成很多种语言，很多人写了论述我的文章，只有一个国家几乎不知道我——这就是我的祖国。这是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断的标志之一。 在经历了革命之后又回归俄罗斯文学，这个事实具有很大的重要性。 但是，也还不可能复兴俄罗斯文学，因为占统治地位的辩证唯物主义阻碍着这一切。 哲学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没有自由思想。 可能准许我回到俄国，但是在那里我能干什么呢？回归祖国问题对我是十分痛苦的。 正是哲学家回到俄国没有意义。 当我想到俄国时，心里渗出了血。 而我是常常想念俄国的。 关于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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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悲剧，关于俄国的断裂，我想的很多，这些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在俄罗斯的命运中存在某种痛苦的东西。 这种苦难只有到最后才能铲除。 在最后的时刻，俄罗斯的问题将把我折磨死，我处于诸多失望之中。
G在１９４５年行将结束的现在，我的知名度又有很大的增长，对我的评价比早先要高得多，我经常听见说，我有“世界的名声”。
经常有外国人来拜访我，我收到难以计数的信件。大规模的通信成了我的不幸，因为我不爱写信也不会写信。有时我陷入必须回答的大量书信的绝望之中。令我惊奇的是，我成了很受人敬重、受人景仰的人，这却意味着我几乎已经是生活的导师，智慧的指导者。这完全不适合我的自我感觉，我想使我的自传的读者相信，我完全不是受敬重和有威望的人，完全不是生活的导师，而只是真理和正义的追寻者，造反者，存在主义哲学家，应在这个意义下来了解我的哲学的集中的存在主义性，但我不是导师，不是教育家，不是指导者。 我的不断增长的知名度很少给我以生活的乐趣和幸福，一般地我很少相信这个。我很少有虚荣心。我有很强的忧郁症因素，但是由于我的矜持和喜欢尖锐喜欢开玩笑而没有人发觉。 所有这些与我生活的很不幸时期巧合了。莉季娅病得很沉重，颈部肌肉麻痹，说话和吞咽食物困难愈益增加。 她对待这样痛苦疾病的态度是惊人的。她的力量衰退了。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底莉季娅逝世了，这是我的生活中最痛苦又具内在意义的事件之一。 莉季娅的死不是痛苦的，她是有崇高精神的人。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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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死亡，我学到很多东西。这对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体验。莉季娅有异乎寻常的信仰力量，我相信这种力量我在别人那里没见到过。 由于她的精神的张力，她的死是高尚的。 她直到最后意识都是清醒的，说话很准确，几乎到最后她一直在写诗；写得很漂亮，我想出版她的诗，她自己对此并不热衷，她没有任何的虚荣心，而有很强的贵族气派。 她一直在读神秘主义的书并作读书笔记。 她最清楚自己属于未来的圣灵宗教，但一直保持着与教会的联系。 每天睡觉前，我都要到她的房间去，我们进行关于精神——神秘主义的谈话。 我是如此地喜爱这段时间，全部时间都在回忆过去了的事情。亲人、喜爱的人的死亡是不能接受的。 不能接受她一去不复返，不能接受她去世所形成的空虚，不能接受人的存在的终结。 基尔克果认为人的存在是最后的真理，不可能没有会面和永远一起生活的要求。 在莉季娅死后，由于对她的全面的爱使我很容易动感情。 我讲了关于死亡的一个方面，但是还存在另一个方面。 死亡不仅是最大的恶，死亡中也有光明。 在死亡中有爱的坦露，只有在死亡中存在最高的爱的坦露，爱成为特别热烈的并转向永恒。 精神的交往不仅继续着，而且特别强烈与集中，甚至比生时还要强烈。在莉季娅死前我告诉她，她是我的生活的巨大精神支柱。 她写给我说，这个支柱将继续存在。 这是对的。 这时我还想到死亡的意义问题。 对于去世的亲人，人们很难想起他们不好之处，而可能想起他们生活中好的地方。 一般的智慧认为，关于死人不应当讲他坏的方面，应当讲他比较好的方面或者缄默不语。 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比人们所想象的更加深刻。 在死亡中有变得高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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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死人的脸有时是美的，因为人为了永恒而开始改观，脱离了所有的坏的东西。 如果我们创造性地主动地回忆死去的人，只能想起他比较好的地方，那是因为这是参与了对人的改造，积极地帮助了这种改造。 当在历史的展望中开始谈论和书写关于死去的人是坏的，甚至人们以正义的名义长久地这样谈论时，那是因为死去的那个人又回归到地上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善从恶转化而来，光明从黑暗转化而来）。那时，人是在展望中去看待他的改造和高尚的。 对于我们，死亡仍然是奇怪的事情，它是最后的恶，是不能忍受的离别；它又是彼岸的光明，爱的坦露，改造的开端。 爱与死是联系着的。 但是，爱比死有力量。 死是离别的悲惨，同时又是精神交往的继续。 当亲人去世后我们回到生活之中时会感到，与死亡比较起来，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 死亡是在时间中的事件，这样就谈到时间的权力问题。但是，时间同样是事件，它是面向永恒那个方向的时间，我体验了莉季娅的死，投入她的死，我感到死亡成了很少可怕的事情，在死亡中体现了某种故乡的东西。 我仍然和妻子，和亲人们，和特别令人感动地关心我的人们在一起。不能想象，如果她离开了这种生活，我如何能够生活。每一天我都与她进行智力的和精神的交谈，有时进行争论。 她很好地理解我的思想，离它们很近。 我对她的关系始终是独特的。 我想，我的生活的戏剧性，我的自传的读者不会更好地理解的。 冲突在地上生活的限度以内是不能克服的，它们在永恒的生活中能否克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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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我何时也没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这是与我的生活之不协调相联系的。 应当重复地说，我任何时候也不属于使感觉居于思想和意志之上的软弱的——消极的空想家。 为了了解我的特点，认识我的生活感受，重要的是了解我对那被称作“幸福的生活瞬间”的态度。 我何时都不相信在这个世界条件中的幸福，但认为幸福的瞬间是可能的。 不幸的是，我始终都不满足于不是永恒的而是时间的细碎的部分。 对人来说，喜悦永远是需要的，用别的不可能支持生命，对我来说，喜悦也是可能的吗？
在青年时代，我向往特别的生活热情，我的生命按通常的时间计算是在走向终结，但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精神的衰老，甚至没有感到灵魂的衰老，我的敏感性，我的感受性几乎和青年时期一样地有力，我感觉自己是神奇般地年轻（非肉体的）。
但是，当我有比较高兴和喜悦的瞬间时，我立刻想起莉季娅已经不在了，回想起许多其他人全离开了我。 对我来说，喜悦永远是立刻被关于死亡的思想，关于人类苦难的思想，关于这个世界的生活的非正义性思想，关于所有事物的短暂性和易损性的思想所扫光。 仅仅存在一个领域，在其中我一直能完整地体验生命的热情和喜悦，这就是我的理智的哲学创造的领域。 在那里我不会被分裂。 创造地思维和写作是我的生活的不变的肯定的内容。 我如果不构思新的著作，那就不能是我。 我只能那样生活，这对我来说是灵魂的净化。现在我正在写关于不同的迫切的问题的文章，文章不是关于政治的，而是关于政治哲学的，然而我却内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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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于哲学书籍的构思之中。 这本书应当是阐释真理与公开性问题的①，是阐释上帝问题即所有问题之上的问题的。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上帝使我的全部生活受折磨。 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信那样的上帝。 这不是轻率的或者充满敌意的结论，而是严肃的和深刻的。 它是有益的，能够具有净化的意义。 必须彻底净化人们关于上帝的观念，它导致不信上帝。 必须批判启示录，揭露在启示录中存在的人所附加的成分。 必须射入光明，以使人的创造能够丰富自己的神性生活，这是人对上帝召唤的回答。 为此，必须拒绝静态的上帝概念。 这是我基本的课题。 有时我感到，实际上我一直在写着这同一个课题。 每一次当我写作新书时，我都在想捕捉对我来说最后的东西。 使我苦恼的是，人们不好理解我。 准确地说，我自己是有过错的。 我很少解释我的生活和思想中的矛盾。 我很清楚，我的主要思想是不好认识和理解的。 我的读者有时运用我的思想于自己的目的，有时便背离了我。 我怀疑，新书的出版能否对此有所帮助。 我的思想是很动力学的，我相信自己也就在这种动力性中。 然而，人们理解静力学思想比较容易。 我的系统推论自己思想的能力比较差，这妨碍了对我的客体化的中心哲学思想（它与我的存在主义体验相联系）的理解。 在我这里能找到与当代某些哲学家，例如，舍勒、柏格森、雅斯贝斯，特别是伯麦的联系点，按哲学的形式来说我与巴德尔有亲缘关系，虽然我和许多人都有分歧。我与基尔克果认识的很晚，只是在一点上与我们相像，
①这本书已经写完并在构思新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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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主张个体的反对一般的，在其他方面我们简直是敌对的。无论何时，无论对谁，我都没有感到真正的同源，虽然经常在寻找并且准备对此加以夸张（我现在想到的是Ｊ。伯麦）。有时我对自己提出问题：我对未来的一代能有完全的了解吗？
我是一定时代的人，体验着一定时代的矛盾和斗争，同时又与时代对立而面向未来。 人在自身中承负着特殊的世界，很难被其他人所了解。 对人来说，这些不同的人的世界的全部交往是可能并需要努力的。 尽管我的思想足够丰富，但并没有很清晰地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感到我的人的世界与其他人的人的世界并不相像，我的上帝和其他人的上帝并不相像。 总的说，最能理解的，是最陈腐的，消却了个体性、抽象的——一般的东西。 需要致力的伟大任务是把共性、一般放到最个体化的、原本的、唯一的东西中去理解。 这是那被称作存在主义哲学（它越出了一般解释的、客体化的、社会化的认识的界限）的困难任务。 还有，我的最后的最重要的体验，很多人应当发现但在任何自传里都不可能描述的，这就是死亡的体验。 我的书就在这种思考中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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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９４７年的补充
１９４７年是我因俄国而备受折磨的一年。我与苏俄的关系是真正的悲剧，并且人们不好理解。我感到非常沉重的失望。在英雄的斗争之后，苏俄所产生的进程远不是人们所指望的。自由没有增加，反而更少了。 阿赫马托娃事件和左琴科事件令人产生了非常沉重的印象。 辩证唯物主义依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世界观。 在任何情况下，共产党的统治集团都用它的标准校正杂志和报纸。 杂志使人感到非常艰难。 对东正教会的态度有了根本的改变，几乎给它提供了特权的地位。 但是，教会生活的范围是受限制的，而且教会的自由并不意味着思想的自由。 在俄国，宗教运动有无可怀疑的增长，在俄国人民中基督教信仰是很强的。 由于革命与战争所经历的体验，在俄国人民内部产生了很重要的精神过程，这个过程还不能自我揭示出来。但它使我不安和痛苦，在官方教会中，在高等的教会等级制中具有保守的方向，具有恢复到１６和１７世纪的期望。 基督教被理解为拯救个人以达永恒生命的独特的宗教。 俄罗斯关于社会的和宇宙的改造的宗教思想，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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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新的创造时代的宗教思想的课题是没有的。 这种教会的保守方向正是苏维埃政权所鼓励的。 民族感情的增长可能是得到赞许的。 但是，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危险，而民族主义会代替俄罗斯的普济主义和俄罗斯在世界上的使命。同样，全面发展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也使人厌恶。 与此相联系，最使我苦恼的是最后两年里在侨民中形成的方向，一切都主要由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决定，或者是百分之百地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是敌视它，排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