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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学贯中西，治学严谨、缜密、公正、勤奋。据1947年3月3日《燕京新闻》这样评价：“陈先生是一个勤奋的垦荒者，他不多说话，尤其不唱高调，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在解决历史上的疑案。用很简练的笔法写出来，却是一篇一篇的短论文，登在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上。”他虽身体羸弱，在教授学生方面极严格，风雨无阻，绝少辍讲。他享有“字字精金美玉”之称。据牟润孙回忆：“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姜亮夫先生也曾这样回忆：“陈寅恪先生广博深邃的学问使我一辈子也摸探不着他的底。他的最大特点：每一种研究都有思想作指导。听他的课，要结合若干篇文章后才悟到他对这一类问题的思想，……听寅恪先生讲课，我不由自愧外国文学得太差。他引的印度文、巴利文及许许多多奇怪的字，我都不懂，就是英文、法文，我的根底也差。”他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由于他中西共通的教育背景，其教授一在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国学根基，更在科学的研究方法，使从其学的学子终生受益者甚多。
陈寅恪的特别不仅表现在他学识上，他的形象在清华园中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在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周刊？欢迎新同学专号？教师印象记》中对陈寅恪先生的形象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清华园内有趣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原文如此）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从中可以看出陈寅恪的身体是比较弱的，学校特别敬重他，他的课永远排在上午二、三两节（九时到十一时），只有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才有资格去选修。因为一、二年级的必修课多且所排的时间不是第一、二节，就是三、四节，他们根本无法选陈寅恪的课。陈寅恪讲课的教室都在三院一间小教室，除了清华的同学外，北大的学生也从城里坐四五十分钟的汽车赶来清华园听课。因为陈寅恪不肯接受北大的礼聘去兼教几个钟头，北大的学生不愿失去名师的教诲，只有不惮跋涉的辛劳来学了。陈寅恪学问渊博而精湛，有许多的教授都来旁听，因此在20年代的清华园，有着“教授中的教授”之称。例如，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的学问可谓不小了，从1928年入校起，当过秘书长、文学院长，以至数度代理校务，在清华可称为上乘人物了。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会看见冯先生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先生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分开。这个现象固然使人感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能感到陈寅恪的实在伟大。
陈寅恪虽然孱弱，但并不会常闹病，极少请假。他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讲授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会用一块黄布包了许多那堂课所要用的参考书，而讲其他课程，则用黑布包那些参考书，他很吃力地把那些书抱进教室，决不假手助手替他抱进来。下课时，同学们想替他抱回教员休息室，他也不肯。每逢讲课讲到要引证的时候，他就打开带来的参考书把资料抄在黑板上，写满一黑板，擦掉后再写。学生们都为他担忧，怕粉笔灰吸进肺里去太多，有碍健康，所以常常看到他快写满一黑板，就自动上前为他擦拭黑板。陈寅恪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几次，因为内容并不全同。他最令学生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资料，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学生们在听完以后都会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陈寅恪讲课喜欢平铺直叙，逐层阐释，讲至入神的地方，往往闭目而谈，到下课铃响，还在讲解不停，从无倦容。虽然平淡，但听者并不会感到枯燥，既没有窃窃私语，也没有人传纸条。每当下课铃响大家都有依依不舍，时光流逝太快之感。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学生们每次都要求他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最好各同学于听讲及研究后，细细地想想，到了学期结束，对教师每位提出一、二问题；自然，教师也不能包懂的，但对学生能否提出适当的问题，也可以知道学生是否曾用过工夫，可以略约分别成绩。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此时，他的考证主义倾向已经越来越明显，在一篇文章中，他的学生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陈寅恪的中肯评价，季羡林先生在《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陈寅恪先生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
从季先生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陈寅恪的独特学术魅力，无怪乎清华许多教授都去旁听他的课，“教授中的教授”这个称呼就当之无愧，十分贴切了。
陈寅恪深受后人追忆，不仅表现在迄今学人都难以超越的学术成就上，他在研学执教同时给予后辈学子的真情关怀，更体现了其高尚的人格，为后人所推崇。
1928年，陈寅恪给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写信，其文道：“顷有两事奉告：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熟，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一书致朱、刘两公为感；为感！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所多出一分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耳。”而后来戴家祥和浦江清得以分别进入广州中山大学与清华任教，不能不说与陈寅恪先生大力推荐有一定关系。
从此信中，我们可以获知陈寅恪荐人并不是毫无原则，以亲疏熟陌为标尺，而总要以被荐人有某种特长或专业为推荐之基础。如对戴家祥的从学经历与学术成果的介绍等即是。否则，难免获贻。这亦可从1929年陈寅恪写给时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的另一信件中得到证明。陈寅恪曾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才生，毕业后任
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
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师范大学史学系，辅仁大学国文系、史学系如有机缘，尚求代为留意。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专此奉陈，并希转商半农先生为荷。”这说明如果没有对于吴其昌的学识有十分清晰的了解，陈寅恪也不会用自己高尚的人格作担保。
在近代中国，受经济不发达和人事体制不健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于没有拥有权力资源和话语权力的普通民众来说，要想找到一份如意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事。近代学人处境虽艰，但陈寅恪仍不放弃对后进的真切关怀。这正如尽管在“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而己尚难的情况下；对傅斯年如能致书朱、刘二人接连表示“为感；为感！”此种胸怀是如此的高尚！我想这恐怕也就是大师道德文章永被后世所仰慕的原因吧！实际上，为能帮助戴家祥寻得差事，陈寅恪先生不仅要傅斯年帮忙，而且，在致容庚的信中也已经提及：“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於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转荐於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如此多方出击，为青年学辈致书，亦可见陈寅恪的古道热肠。即使在戴家祥觅得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1929年9月）以后，1933年，陈寅恪致傅斯年的信中还在为其推荐，信中说：“又前数年清华研究院王静公之弟子戴君家祥者，本孙仲容先生姻家子。自幼即传渠文字学研究之习，后又从王公游，所得益深。大约担任文字音韵古代史之类功课，必能胜任愉快。闻其流转失所，颇为惋惜。其人年甚少而志颇高，文采不艳发，而朴学有根底，因此弟欲请兄酌量情形，转荐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希兄及汪君旭初（如其尚为中大国文系主任）；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希转托志希兄或其他友人，至感！至感！。”此时距离戴家祥任教中山大学已是四年左右，陈寅恪虽不知，但仍为其觅事，其执着可见一斑。其实；对推荐后辈和人材的不遗余力，不是那时某些个人所独具的行为，而是陈寅恪、蔡元培等上辈先生们所共有的优秀品质之一。
1931年，陈寅恪先生在致胡适的信中，对已是清华教师的浦江清也作过赞赏并评之译书。说道：“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於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