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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从37岁（1926）初任教清华，到48岁（1937年七七事变），大约十二年的时间，都住在清华园。这一段时间是他的一生中读书最勤、研究最力、收获最多的日子。主要是因为生活较为安定，图书资料较易获得，研究条件较佳的原因。自1930年起，陈寅恪虽然兼任“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并且兼第一组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委员会委员，但是不负实际事务的责任，然而在他研究工作中却得到了更多的方便。陈寅恪此时治学之勤，可以从他的长女流求的追忆中，略知一二：
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清华园南院，后移居新西院（按1935年后），距西校门不远。这时家中生活紧凑而有规律。父亲每天出门总是夹着个布包袱，包着书本。晚上照例伏案工作。父亲从不满足自己掌握的治学工具，每逢星期六上午，不分寒暑都进城到东交民巷找一位钢和泰的外籍教师，学习梵文。
此外，他又经常乘车从清华园到大高殿军机处看档案。许多机密文件都用满文书写，陈寅恪一边检阅，一边汉译，遇到疑难的单字和词句，就随手记录，以便查字典或请人代为解答。
在清华的十二年中，陈寅恪大约发表了五十余篇学术论文和序跋，后来在战时发表的书与文，其研究工作实际多是在此时就已经完成了的。随着研究成果的滋长，他的学术声名也日隆。日本以及欧洲的汉学家都公认他为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民国二十二年（1933），陈寅恪44岁。这一年，有覆钱稻孙书，是为答复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询问有关中亚史的问题。陈哲三在《陈寅恪轶事》文中叙述了蓝孟博的话：“民国二十二年，我在日本，有天在东洋文库吃饭，饭后大家闲谈，白鸟说：‘蓝君你认不认识陈教授？’我答：‘是不是援庵？’他说：‘不是，是陈寅恪先生。’我说；‘那是恩师。’白鸟一听，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寅恪如此尊敬呢？他说了，他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覆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大学的覆信说应请教陈教授，当时钱稻孙度春假来日本，正在隔房，他说可以代为请教陈教授，钱的春假未完，陈教授的覆信已到，而问题也解决了。他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可惜不知当日钱将此信原封交给白鸟库吉，还是使白鸟录副而自将原信留起，此信已经不知流落何方。如能获得原手迹，将可作为陈寅恪的一段重要文献。但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陈寅恪的国际声誉。①
在清华，陈寅恪更是名教授。除了本校历史和中文系的学生听讲外，还有校外旁听生，“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当时在燕京读书的周一良回忆道：“我从燕京到清华旁听（实际是偷听，因为不需办任何手续）陈先生的课，感到与以往所听的中外历史课大不相同，犹如目前猛放异彩，佩服不已。那时一起去听课的，有在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俞大纲（都已经逝世）。我们这几个青年都很喜欢京剧，下课以后，常常讨论说：真过瘾！好像又听了一场杨小楼的拿手戏！”罗香林也回忆道：“陈师对学生的爱护，真是无微不至，不但在学术上的个别引导，使学生个个都走向专门研究，能渐渐有新的发现的境地，就是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乃至于毕业后的就业情形，也非常关心。”
从学生们的回忆，可以知道陈寅恪既是认真而受欢迎的教师，也是书斋中的学者。他不喜欢管实际事物，也很少抛头露面谈政治。但这并不是说，他不关心国事。从若干短文和诗篇中，可以窥知他有着满腔爱国情怀。他的爱国心乃是植根于历史和文化，并不是爱一党一派。他既不是慷慨激昂的政客，也不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风头人物，因而在嚣嚷的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就显得十分沉寂。
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清华改制为大学，又恰逢建校20周年。陈寅恪借此机会对当时的学术现状，做了语重心长的批评和建议。他最感忧虑的是，中国学术之未能独立。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西洋学术领域依赖于外国，即使是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的情况，也莫不“乞灵于外人之调查统计”。至于本国文史之学，史料虽多，但仍然没有系统和方法。陈寅恪认为当时大学中，未必有人“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史学研究更远不能与东邻日本相比，不禁有“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之惧。至于本国语文，一味以新文学创作为宗旨，而不求通解及剖析本民族所承受的文化内容。各学科的研究资料，由于缺乏制度、设备与政策，不是流散，就是秘藏。即使是公家博物馆和
图书馆，也因种种限制，难以提供研究的便利。而此时国家还没有一正规的印刷厂，难以使国宝珍藏普及流布。
显然，陈寅恪关心中国学术独立，思虑百年大计，希望全国瞩望的清华，能首先担负起民族精神所寄托的学术文化独立之职责。此种关切，决非一时兴起所致。早在1929年，在陈寅恪《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一诗中，便已早见端倪：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
添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
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可是，陈寅恪对清华的期望，以及个人的志趣与抱负被日渐恶化的时局所打断。当时国家内忧外患，大多数人只顾及眼前的困难，无暇考虑百年大计。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群情尤为激昂，陈寅恪曾有诗云：“钟阜徒闻蒋骨青，也无人对泣新亭；南朝旧史皆平话，说与赵家庄里听。”讥讽当时人沉湎不悟，不记取历史教训。陈寅恪受到时局的震动，自不待言。但“空文自古无长策”；正是“欲著辨亡还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书生救亡无力的无奈心情，自不限陈寅恪一人。惟有“酒共愁添哭是歌，悲秋意苦奈秋何”，并借吟咏以感伤国事世局。①
“九一八事变”后，又有西安事变，时局更加动荡不安。西安事变的结果，虽然停止了内战，但中日之战却迫在眉睫。日本的侵略军正虎视眈眈，待机而发。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陈寅恪不得不结束平静的清华园学者生活，踏上苦难的流亡征途，转徙于西南天地之间。
第四章 在日寇侵华的日子里
一、国耻家恨（1）
1937年，陈寅恪的小女儿刚出生一个多月，芦沟桥事变引爆了抗日战争。
七七事变后，日本一手表示“不扩大”方针，一手向华北派兵。至20日为止，日本中国驻屯军所属部队已分别集结于密云、高丽营、天津和北平附近地区。日军的步步紧逼和积极准备扩大战事，昭显出他们意欲侵吞中国的野心。7月下旬，日军三路围攻北平。在日军向平、津地区集结期间，中国政府军事当局派兵向保定、石家庄地区集结。7月28日，日军在司令官香月清司指挥下向北平地区第29军发动总攻，开始对华北发动全面进攻。日寇的连续入侵，使天津、北平相继沦陷。
时局混乱、人心惶惶，陈寅恪一家也经历着巨大的变革。陈寅恪的父亲散原老人和陈寅恪一家住在北平城内，终日听着隆隆的炮声。散原老人素来关心国家民族兴亡，这时，他已经85岁高龄。当日军进入北平后，面对山河破碎，情绪很消沉，卧病在床。无论家人怎样劝慰，就是不肯进食。终日忧愤不食，导致病情加重，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他拒不服药。散原老人在临终时还问：“外传我军在马厂得胜，不知确否？”①9月15日，散原老人与世长辞，享年85岁。陈寅恪从老人拒食抗日中受到的教育是深刻的，日本投降时，他写诗抒发内心的喜悦与感慨：“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对这段国耻家恨，他刻骨难忘。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万千人民流离失所，万千人民的理想与梦想被击打得粉碎，万千种欢乐与悲伤交替，凄风苦雨中经历着错综复杂的世态冷暖。北平沦陷前，清华已准备南迁。沦陷后，国民政府命令清华、北大和南开，到湖南长沙合组一所临时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定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上课。于是，在料理完父亲丧事，满“七七”后，陈寅恪不得不结束平静的清华园生活，于当年11月3日清早，与夫人唐筼一同携三个女儿及女仆王妈等仓皇逃离北京，踏上了辗转南渡的艰难历程。
陈家第一站是由北京乘火车到天津，那时平津亲日政权阻挠文化界人士离开，检查行李非常严格，车站都是关口，如果被日军认为是涉嫌抗日的分子，立即会被扣留。那天陈寅恪一家比较幸运，检查后通过穿黄军服的日军和黑制服的警察之间，得以顺利上车离京。车行很快，到达天津后，他们一家住在六国饭店。天津到了，但是要等过了万国桥才算是出了鬼门关。在出天津东站时，一家人紧紧靠拢，用力挤着前进，总算平安地出来了。直到住进租界，不见日本鬼子和太阳旗，他们一家才稍微感到安全一些。陈寅恪从当时在天津主持
清华大学临时办事处工作的叶企孙处领到部分薪水作为路费，决定乘商船济南轮南下，从紫竹林搭大汽车到大沽口外上船，船上同行的还有袁复礼先生、毛准先生等。轮船到达青岛的时候已是半夜12点，又准备立即搭夜车离开青岛。在青岛登岸的时候，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熙熙攘攘，好不容易挤上胶济铁路开往济南的火车，那个时候，为躲避轰炸，火车多在夜间运行。火车到达济南的时候，车站上逃难的民众更多，气氛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济南哄传日寇即来，风声甚紧，商店紧闭，由于大量的人争着逃难，造成极大的混乱，“火车停开，已无所谓班次，见车就上”。①火车站人山人海，挤着要上一列车，陈家人在巧遇的已上车的刘清扬先生眷属的帮助下得以从火车窗口爬进，车内拥挤不堪，身体转动都不容易。车行二十四个小时后才到徐州，当夜十点钟又转陇海路火车赴郑州，再从郑州转车到长沙，全程费时约十七天，真可谓是历尽了艰辛，尝尽了苦痛。
到达长沙后，先投宿到亲戚家。不久由于时局变化，战火逼近长沙，清华大学临时校址又决定在翌年2月学期结束后，迁往大后方的云南。于是陈寅恪只好携带全家再登程南下。陈流求记道：
我家只好继续登程，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长途汽车，星夜投宿零陵县，随后到达广西桂林市。桂林是母亲祖籍所在，外祖父母早已过世，我们和叔外祖父母叙谈仅几天，又急着赶路，在细雨濛濛中登上了长途汽车，经乐平到达梧州。晚间登上内河江轮沿西江而下，经虎门直达香港。①
陈家离开长沙时已经霜冻，辗转到达桂林，幸运的是这座城市还算安静，广西是唐筼的祖籍，所以这里也有一些亲戚。因为急着赶路，陈寅恪和唐筼仅与叔外祖亲戚叙谈了几天，没有久留。细雨濛濛的一天登上长途汽车，经平乐到达广西梧州市。当时广西大学就设在这里，李运华校长原来是清华教授，招呼陈寅恪一家吃了顿晚饭。饭后，踏着沿江灯火，陈家又登上了内河轮船，沿江夜航而下，经虎门抵达香港时，已经是1937年末。初到香港，暂时住在罗便臣道104号地下室。人地生疏，听不懂广东话，使用港币，生活费用昂贵，生活极其艰难。
春节过后，陈寅恪必须赶赴西南联合大学上课，但是唐筼原患心脏病，旅途劳顿，体力不能支持，美延这个时候也得病，不能再走。陈寅恪决定只身取道安南、海防，到云南蒙自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授课。
二、在西南联大（1）
长沙临时大学于一学年后，又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联大”。联大文法学院初迁蒙自，再迁昆明。陈寅恪1938年春天到蒙自，在蒙自授课仅数月，因学校又归并为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不得不在是年秋天随校转往昆明。在作别蒙自后他作诗到：“我昔来时落水荒，我今去时秋草长。”
在逃难离京到蒙自授课这段辗转的经历中，身体的劳累和困顿还在其次，最令陈寅恪心痛神伤的莫过于在路上几次遭遇的丢书事件，这对他的身心打击尤其巨大。陈寅恪喜欢在几种基本的书籍上，将自己平日阅览时的意见，或者发现其中的新问题，写在每页的书头，这样陈寅恪的很多书可以说凝聚着他学问研究的诸多心血。接连的丢书事件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抗战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将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由于交通不便和当时战事不断，在陈寅恪抵达长沙的时候，这批书籍还没有到达。但是，清华临时大学的校址又要迁往云南，他迫不得已顾不上长期奔波的劳累，将未能一同前往的家人安顿在香港后，独自一个人南下到蒙自。这样后来到达长沙的书籍只能慢慢的存放在亲戚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