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你陈寅恪的腐化生活就摆在那，糊几勺浆糊、贴数张白纸你也逃不开、躲不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广大革命群众抓住生活问题开刀反倒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陈寅恪学术难于撼动的高拔丰瞻与敦实厚重，为我们认识其学术水平提供了另外一种有意思的参照。尽管，这种参照显得那样地滑稽和凄楚。
当然，此时的陈寅恪基本上已经无心于学术创作了，黄萱也被人赶走了，他失去了在学术道路上进继续前进的那跟可靠的女杖。黄萱能够独立找材料，随意念古籍，对陈寅恪的帮助很大。在十余年的著述期间，黄萱一直为陈寅恪找书、念书、选择材料。经常是上午念书给陈寅恪听，下午由陈寅恪沉思综合。然后，通过陈寅恪的讲述，黄萱记录成文。而今赶走了黄萱，事实上也就等于终止了陈寅恪的写作，终止了他数十年的学术航程。
关键是，红卫兵不仅赶走黄萱女士，9月，又逐走了维护陈寅恪身体的三名公派护士。陈寅恪自从腿伤后，行动不便，再加上双目失明，一切都需要人扶持，而红卫兵却扬言“不准反动文人养尊处优”，蛮横地赶走了护士。此后，陈寅恪一家不得不自费请了一位原本轮班替代的护士。当时流求远在四川，后入西康干校，小彭和美延都在英德干校。因为看护人手不够，重担自然地压到了几十年风雨同舟的唐筼身上。唐筼的身体本来就不好，护士被赶走更加重了她身体状况的恶化。
“文革”愈演愈烈，风声愈紧，唐筼命人将外门紧闭，但红卫兵却不曾罢手，从阳台爬入，开了大门，蜂拥而入，大字报贴到了门上，墙上，甚至是病床上。唐筼对来家中探望的黄萱说，人还没死，就已经开吊了。陈寅恪的心脏病开始恶化。
1966年冬开始，陈寅恪又被迫作书面检查交代，唐筼从11月起，连续代陈寅恪作了六次交代。结果仍不够，又因其所谓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屡屡被校方及“造反派”勒令要重新补充交代。所要交代的就是个人的历史和社会关系。红卫兵命令陈寅恪交代与陶铸的关系。其实，陶铸是自动或者是受
周恩来总理之命来照顾陈寅恪的，并不是有何亲何故。照顾的原因也不过是对一位著名学者的爱护和尊重。当时陶铸就对质问的人说：“你若有陈寅恪的水平，也享有同等待遇！”陈寅恪书面交代中，也一再说陶铸是以中南局首长的身份来探视的，并无私交。但红卫兵并不满意陈寅恪的交代，显然他们不仅要对付陈寅恪，也在清算陶铸。12月4日至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11月16日在京召开）情况汇报并讨论通过《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简称《工业10条》）。就在会议最后一天，中央“文革”王力等对陶铸发动突然袭击，指责陶铸坚持抓生产是用生产压革命。很快，陶铸被打倒。这位从中南局书记到副总理任上一直都对陈寅恪关爱有加的老革命，在陈寅恪被群众审问来审问去，不断地被要求做交待的日子里，自己也被“文革”的暴风给吹倒了。当然这应该是一次预谋已久的出击，但问题在于陶铸确是被打倒了，以后还有谁会从政治的系统内向孱弱的老病陈寅恪伸出温暖的大手呢？
出身名门的唐筼为了自己的丈夫被迫多次代写交待材料，希望能澄清一些无谓的是非，可那个时代里，如此的祈愿实在只能是海市蜃楼般的幻想而已。纠缠没完没了，本来就心脏不好的唐筼，身体越来越糟糕。
1967年初，唐筼继续代陈寅恪作“交代”后，于4月2日替他写了三点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的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织交代。
义正词严的话语显示了陈寅恪对不断重复着的个人情况拷问的不厌其烦。可是在疯狂的年代里，“从未”、“并无”、“从来不”这些干脆利索的用词，并不能就干脆利索地让无聊的纠缠止息，让无边的噩梦结束。在“文革”时，住房稍宽的人家会遭到别人强行迁入，陈寅恪住的东南区1号楼上也没能幸免。1967年春，一个方姓人家搬入合住。本来，不管外面怎么乱糟，家里面还是自己的，在东南区一号的小小天地里，两位老人还是自己的国王。然而，外人迁入合住的无奈事实，让这一方仅有的自由空间也成了昨夜星辰，此时仅有的一锥净土（姑望称之）或者就只剩两位老人的寝室了。生活来了残酷，确实是叫人不寒而栗。两年前的陈寅恪还能快乐地为下雨自由地欢歌，而今，生活竟将他衰老的生命逼进了东南区一号的一个小小角落。
问题是，这种进逼还只是一个开始。
最让陈寅恪的身体感到痛苦的就是有线广播的高音嗽叭。“文革”时整个中国社会陷入无序状态，惟有很多“革命行动”显得步调有序、反应迅捷，其“功劳”首推这种高音喇叭。在运动中，它是一种极富煽情效果的工具；同时对于很多被批斗者来说，它传递着令人恐惧到极点的恶魔般的声音。东南区一号刚好坐落在康乐园中区的制高点大钟楼的对面，这幢楼被造反派所占，有两年多的时间，陈寅恪日夜为四面八方的高音嗽叭所包围，痛苦不堪。在正常时期，陈寅恪尚且要靠安眠药才能入睡，高音喇叭的岁月里那更是苦不堪言。造反者知道陈寅恪不能“看”，但可以“听”，每当召开大型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了陈寅恪的床前，名曰“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二十年后，梁宗岱的夫人在其用血和泪写成的《宗岱和我》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颤颤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了。
陈寅恪不一定是被高音喇叭吓死的，但如上的文字为我们了解当年陈寅恪在中大的情况还是提供了某种参考。
进入1967年，随着陶铸的被打倒，革命群众开始更加频繁地拷问陈寅恪，要他交待和陶铸的“黑关系”。当然，某些拷问之外的行动可能更有实质性一些，那就是抄家。十年以后美延给蒋秉南的信中提到，那年“有一天晚上，革命学生来抄家，将母亲打了，后来我们为她擦跌打油，休息了一段时间才好转，没看医生。（那时医生也和我们作对）当时谁想抄家，随时可去。目的是在于经济，并非政治原因。根本不认识这些人”。蒋秉南分析：“家里所有各项可拿物品就是在这种‘随时可去’的情况下‘荡然无存’。至师母被打，想系勒索珠宝首饰等物之故。师母有先代传留下的珠宝首饰，我曾见过。”
唐筼终于支撑不住了，包括先人遗物被抢之类在内的种种折磨和打击，终于在这一年的夏天摧跨了这位意志极其坚强的岭南女子。大约就是1967年前后，陈寅恪为体弱多病的老妻作了一幅预挽联，题曰：挽晓莹。联称：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①想来这大约是唐筼看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特别是心脏病，让她深有朝不保夕的忧虞，便请几十年相依为命的寅恪为自己先写下一幅挽联。这是一幅被后来人认定“遗恨满乾坤”的对联。当泪流满面的唐筼对着经风历雨数十年一路走过的老陈寅恪低声啜泣，叹前世今生，思身前身后的时候，一样是满腹清怨的陈寅恪，顿觉原来跟唐筼结婚都四十年了，回首四十年来的点点滴滴，想想目下的凄楚，真让人肝肠寸断、苦不堪言；再看看我自己，也撑不了多少日子了，早年的时候，我身体不好有什么运动也找我不着，而今不行了，藏也藏不了，要是你真的先走了，也不用害怕，不多久我也就跟来了，九泉路上总还是两人相伴，我们死了也不分开。
秋天的时候，流求因唐筼生病回来探家。据流求后来的追记：“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因母亲病重，由周伯母（即黄萱）与护士小朱（自出资所雇）商量，电报通知我即搭班机返穗。那时家中仍住东南区一号楼上。对面办公楼已被造反派占领，终日高音喇叭噪音震耳。校园中很多大字报。因两派武斗激烈，暂时顾不上‘反动学术权威’。我在家住半月余，母亲告诉我去年年底来抄家，取走贵重东西。抄家难计次数。……当时父亲关心在川旧友‘文革’中遭遇，屡屡问我川大等高等学校大字报情况。”①在自己深陷泥潭的情况下，陈寅恪依然在惦念着曾经的朋友们。或许他心里清楚，自己被“冲击”成这样，估计自己的老友们也过得够呛吧。当然旧友也没有忘记寅恪，据吴宓的女儿回忆，“‘文革’期间，父亲每次想方设法带回的口信或家书，都不忘打听寅恪伯父和晓莹伯母的下落。”②
半个月以后流求返回四川，有感于现实之残酷的陈寅恪对大女儿说“这次算是生离死别了！”不幸的是，又一次给他说中了，此后直到其去世，父女再也没能见上。
年底，革命群众又想起了“反动学术权威”，又一次要陈寅恪交待本人家世和本人生平经历，而且有一次红卫兵还要抬陈寅恪去大礼堂批斗，唐筼不让，被推倒在地。最后，刘节站了出来，代自己的老师去挨批斗。会上，革命群众问这位陈寅恪的老学生替老师挨斗有何感想，坚卓果毅的刘节掷地有声地回答说：“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凛然正气，充盈天地。群众一时倒没了注意，对此没什么办法。具体情况已经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倒宁愿相信当时人们中大多数也还未完全的良知泯灭，自孔门私学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几千年传继的尊师传统容或在“文革”时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上的残余。或者吧。
1968年对于陈寅恪来说无疑是更为凄苦的一年。一些陈年古物，特别是早年的诗歌（革命群众念首诗那还是可以念到点味的）被从尘土中刨劂出来作为重大革命问题要陈寅恪进行解释和交待。4月份的时候，便是如此，是否春色满园早已不是寅恪关心的重点，因为革命群众要他解释1946年写的《丁亥春清华园作》这首诗。革命者又在挖空心思地找他的麻烦了。这种事情到了8月份甚至变成了有计划的陷害，据陈寅恪的侄子封怀回忆，“记得有次中大派了两名所谓‘专案’人员到我家，迫令张梦庄写揭发陈寅恪的材料。梦庄坚决不肯写，她说：‘陈寅恪先生是好人，他是爱国人士，从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我不能写！’两位专案人员用威胁口吻说：‘你敢保证他吗？’她回答说：‘敢！我敢以人格保他。’两个家伙（捞不到什么稻草，）只得灰溜溜地走了。”①尽管专案人员没有捞到什么稻草，但从这种威胁性的陷害行径中，我们却清楚感受到了当年陈寅恪处境的险恶。
生活情况也大大的恶化了，因为运动中陈寅恪被列为特号对象，工资存款都被冻结，经济上简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而身体状况更是恶化得无以复加。老两口谁也不愿看着对方等死，陈寅恪第一次以恳求的语气写下了一张申请：
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极差。申请暂时保留这位老工友，协助处方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时两女儿全家都去干校）死了也无人知道。
无须过多的分析，申请书本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丰足的信息：死亡似乎已经越走越近。
比较而言，“文革”岁月里，黄萱仍是陈寅恪家最可信赖的友人之一。虽然每次去陈寅恪家都得历史系领导同意，但黄萱还是不时地去看看陈寅恪夫妇，前此拍电报给流求一事于此便是很好的说明。在晚年的科研道路上，黄萱陪陈寅恪一路坚持了下来，帮助后者终于完成了生平最后一部大著《柳如是别传》。寅恪对黄萱也是充满了信任甚至是信赖。然而，当这一年的有一天，陈寅恪提出要黄萱在其死后写一篇谈其研究方法的文章时，老实的黄萱却犹疑了，她觉得自己水平不够，确是不能胜任如此的任务。或许这确实是实情，但在陈寅恪却只能是无限失落和凄凉了。据黄萱的回忆：“寅师用很低沉的声音说：‘没有学到，那就好了，免得中我的毒。’此情此景！十六年亲承教诲的我，居然如此伤他老人家的心。”我们当然不知道当时黄萱的回答里有否害怕受到牵连的考虑，但有一点很明确，当垂老的陈寅恪以身后之事托于有缘而自觉甚可信赖的黄萱却被婉拒的时候，那份悲凉与寂寞，大约是撒哈拉的焦阳与新谷莺的段子都难于暖化和排解的。
伤心总是难免的。
1969年春节后，老两口在垂暮之年被有关部门勒令搬家到西南区五十号。陈寅恪腿有残疾，上面的人不会不知道，当年腿受伤连陶铸都惊动了，而且批斗了好几年，对象的情况自然也应该已是非常地清楚。然而，谁会在乎你是否残疾呢，陈寅恪这么多年没死已经算不错了。就在一年多以前，1967年冬天的时候，老学生季羡林已经因为受不了残酷的审讯而想到自杀了：
夜里，在乱梦迷离中，我一会儿看到那一把菜刀，觉得有什么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