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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质问，派这样的轿车纯属浪费，办事处的一般车辆就足够了，即使办事处车辆不够，他也完全可以打辆“的士”。接着任正非越说越生气，干脆指着那位主任的鼻子说：“再说你只要派司机来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你亲自来迎接？现在你应该待的地方是客户的办公室，而不是陪我坐在车里！”
用知识改变命运
到过位于深圳龙岗区的华为坂田基地的人都会看到，坂田基地的所有道路都是以中外著名科学家的名字命名的，像贝尔路、冲之路、居里夫人路、稼先路、张衡路等等。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些路名都是由任正非本人亲自命名，而这种独特的命名方式使得原来如农村一般的坂田镇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任正非对于改变人类历史的科学家们的敬意不仅仅体现于此。在1997年底访问贝尔实验室的时候，任正非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年轻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情超越爱情。”而从来不愿意留影照相的他硬要把随访的李一男拉过来，在著名的晶体三极管发明人巴丁先生的纪念栏前合影留念。在随后参观实验室的时候，任正非又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那张工作台前，伫立良久。甚至，当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将一个纪念巴丁发明晶体三极管50周年的纪念品送给任正非的时候，任正非由衷地表示自己感到莫大的荣幸，并称赞巴丁不仅是贝尔实验室的巴丁，也是全人类的巴丁。
实际上，华为公司的许多领导对任正非后来为什么如此倾向与朗讯、马可尼等公司合作感到困惑不解。但是，如果了解任正非的成长经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青少年时期对这些发明家和科技先贤的崇拜与景仰是任正非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任正非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这也是他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1967年正值“文革”大潮席卷全国之时，重庆的武斗非常激烈。为了躲避武斗，任正非从大学扒火车回家；结果因为没有票，途中不仅挨过车站人员的打，在火车上还挨过上海造反派的打，硬生生地被推下了火车。经过千辛万苦回到家中，父母却在吃惊之余来不及心疼就让他第二天一早就赶快回去。当时，任正非的父亲由于在国民党军工厂的工作经历已经被揪出来批斗，善良的父母怕别人知道任正非回来探望受到牵连，影响他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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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任正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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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走的时候，父亲说的一句话让任正非至今仍记忆犹新：“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背负着这种重托，在重庆混乱的环境下，任正非却有毅力静下心来将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还自学了逻辑、哲学和三门外语，当时他的英语水平甚至已经达到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而任正非对于那些改变了人类命运的科学家们的崇拜和敬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种崇敬和对知识的追寻也最终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因为没有荒废自己，在“文革”动荡中坚持刻苦学习，使得任正非毕业参军之后在部队中表现出了良好的科技素养。1978年3月，“文革”的混乱结束之后，任正非以军队科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那时候的他只有34岁；而在6000多人的代表当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人。
贫寒的家境与对知识的追求，两者交织在一起，贯穿了任正非的整个青少年时代。任正非在给华为负责招聘的人员讲述公司招聘原则的时候经常会说，我们要多招收一些出身贫寒的学生，他们从小吃苦耐劳，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能够经得起挫折和磨难。幼时的经历也让任正非认识到，唯有拥有了知识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命运。1992年，任正非访问美国后就曾经感慨地说道：“我们的国土与美国大致相等，但西藏、新疆就占去大部分，云贵高原的大山又占去一部分，余下不到一半的国土上却生活着近10亿人民。教育经费的缺乏、文化素质的低下，是中国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
1998年，华为捐赠教育部2500万元，专门用于资助在校的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当时，任正非给这笔基金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寒门学子”基金。教育部在审批的时候却把名字改成了“寒窗学子”基金，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寒门”稍嫌敏感，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一个对应的词“朱门”。任正非知道以后却非常的不悦，他私下对公司的其他领导说，“寒门”与“寒窗”根本不是一个意思，读书就是要吃苦，所有读书的人都是“寒窗”，而我们要资助的只是那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寒门”有什么不好，我们在座的许多人都是出身“寒门”。
任正非出身“寒门”却用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在他眼里，华为这样一个靠做代理起家的没有任何背景和资源的“寒门”企业，自己的命运显然也必须和知识和技术紧密地结合起来。
任正非在经营企业的过程对人才和技术的渴求是极其强烈的。任正非坚持认为，尽管可能会暂时增加生产成本，但华为聚集优秀人才、提高人才比重的政策是正确的。所以在讨论华为基本法的时候，任正非特别强调一定要把“人力资本增值的目标优先于财务资本增值的目标”一条写进去。
“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任正非父亲几十年前说过的这句话一直在影响任正非，也通过任正非影响了华为。1998~2000年，华为在深圳建设坂田基地的时候，手中拥有充足的现金。当时，企业投资房地产正风行一时，即使是联想这样的老牌IT企业也都投身到房地产这块巨大的“市场”中去分一杯羹。但是，任正非对此似乎一点兴趣也没有。相反，他把研发大楼和培训中心作为投资最大的基建项目，仅培训中心硬件投入就超过10亿元，以至于许多员工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一个培训基地修成超五星级的“豪华酒店”，这显然不如投资房地产那样符合企业追逐利润的本性。
2001年，某著名跨国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访问华为，在与任正非的交流中无意间聊到了深圳的房地产市场。任正非即兴发表感慨，指出了黄浦雅园在市场定位上的缺陷，而黄浦雅园正是李嘉诚旗下长江实业在深圳福田中心区的“旗舰”项目。那位来访的总裁借机附和道：“如果华为当年也做房地产的话，也许今天的房地产老大就不是万科了。”任正非一笑而未置可否。不过一位任正非身边的人后来说，“老板当时肯定是在想—‘那样一来，恐怕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华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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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任正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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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任正非聚焦IT产业就是他相信知识创造价值的一种表现，而他在崇拜知识的价值观下，一直表现得不像是一位追逐财富的商人，很多时候甚至也不像一位追逐利润的企业家，反而有着一种知识分子对于知识的执著。
任正非对于知识的崇拜，源于他相信知识和技术不同于出身和自然资源，是一种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不断获得的“武器”。他青年时代“出身不好”却依靠自学获得知识从而改变命运的过程显然对这种价值观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任正非特别重视学习的能力，并且也要求整个华为通过学习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1998年，任正非在审批华为中试部年度经费预算的时候，他对预算的绝大部分都表示认可，只是说培训经费预算太低，需要大幅追加。那时候华为培训中心的许多人对培训工作的认识不够，认为在培训中心工作没有任何的发展前途。任正非知道之后，就以孙亚芳成长的经历教育大家：“孙总当年就是从担任市场部的培训教员开始，后来成为市场部的办事处主任、市场部副总裁，再到公司的常务副总裁。”
华为这些年来在技术研发上的持续投入更是任正非追求知识改变企业命运的体现。在任正非看来，中国企业依靠成本优势的发展方式必须逐步向依靠技术进步的方面转移。所以，华为从创业初期经费短缺的时候就研制HJD48模拟交换机，到1993年开始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并坚持每年都以不低于销售额的10％作为研发投入。
也许是因为身处通信制造业的缘故，任正非从一开始对于研发投入的认识不是一种锦上添花的长远眼光，而是基于一种背水一战的拼命决心。实际上，华为之所以在中国企业中自主研发能力处在第一阵营，其实并不是因为任正非是第一个提出重视研发的企业家，而是因为他是最理解研发风险的企业家。他不止一次给研发人员讲，科学的入口处就是地狱的入口处，我们必须拿出巨大的勇气，甚至在失败后下地狱的风险来强化研发水平的提升。
而这句话与其说是说给研发人员听的，不如说是他对自己每年超过营业额10％研发投入的一种咬牙坚持。
2000年联想分拆之后，联想集团总裁杨元庆提出了“高科技的联想、服务的联想、国际化的联想”的口号，开始重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和技术提升。2001年，杨元庆来华为访问，希望能够从华为获得研发方面的经验。在陪同这个年龄上比自己小一辈，正是意气风发的联想集团总裁的时候，任正非似乎隐隐感觉到了联想对于研发风险认识的不足。他不愿意向踌躇满志的杨元庆泼凉水，却还是忍不住语重心长地说道：“搞研发可是一门苦工夫，千万要放弃任何急功近利的想法，要做好每年投入几十亿，而三五年内不见明显效果的准备。”
现在看来，他对联想的提醒并不为过。
军队的烙印
1968年，任正非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毕业之后就直接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工程兵战士；以至于到现在任正非在做报告举例子的时候还是经常会用一些工程兵常用的术语，像什么“扳道岔”、“修路架桥”，等等。一直到1982年以副团级身份转业，他在军队里整整度过了14个年头。
在华为内部，任正非很少直接提到自己的这段军旅生涯—以任正非刚直的性格，可以想见他的军队生活一定也充满了挫折和坎坷。1998年，任正非在公司内部的一次会议上半开玩笑地说，以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部队里很难得到晋升，还是朱建萍（当时华为的宣传部部长）的一段话说出了其中的缘由。朱建萍说：“怪不得你在部队里得不到提拔，像你这样坏的脾气肯定很难与领导处好关系。华为人之所以可以容忍你火暴的脾气，只是因为你是老板而已。”
军方背景与军人信仰
近些年来，华为是否具有军方的背景一直是媒体议论的焦点，美国国防部也以此为借口不断对华为展开各种调查。而事实上，真正了解华为的人一定会感到非常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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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任正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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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华为市场部有一个专网部专门负责国家垄断型行业的市场，这些行业包括电力、水利、煤炭等，也包括军队。由于军队的特殊性，军队在采购的时候确实会向国内企业倾斜。因此，华为、中兴、大唐等国内企业在军队市场上的争夺一向都很激烈。与华为在电信运营商市场的突飞猛进相比，华为在军网市场的拓展却一直很不顺利。当年，华为的销售收入超过中兴一倍以上，但军网的市场份额却仍然不及中兴。如果华为真的具有外界所说的军方背景的话，华为在军队市场的销售绝不至于长期低迷。
现在来自军队的一年几千万元的销售收入对于华为来说简直无足轻重。说军队市场已经成了华为的一个“鸡肋”或许并不为过。而关于任正非军队经历对华为带来的帮助，仔细想一下的话就能明白，当年那么一个小小的“团副”，能够起到的作用的确有限。
虽然任正非14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荣誉和事业上的成就，从军队收获的也不是业务上的帮助，但是军队的生涯却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并且锻造了他的钢铁意志。
1998年，任正非向华为培训中心推荐的第一本书就是美国西点军校退役上校拉里·杜尼蒿所写的《西点军校领导魂》，书中主要介绍了美国西点军校如何培养军队的领导者。军队的领导哲学与企业是息息相通的，这也是为什么西点军校毕业的学生许多后来都成了美国商界领袖的原因。当时，任正非还特别将麦克阿瑟将军在演讲中要求西点军人始终坚持的三大信念“责任、荣誉、国家”，修改为“责任、荣誉、事业、国家”，以此作为华为新员工必须永远铭记的誓言。而这也可以被看做是任正非自己一直在坚守的一条价值观。
军人时代的任正非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责任就是“保家卫国”，而作为企业家的任正非在信念中加入了“事业”，这就是实现“成为世界级企业”的追求。军人为了国家利益可以不惜生命，企业家为了这种“事业”的追求也可以舍弃其他的任何东西，包括个人的财富和安逸的生活。任正非曾经对公司高层说：“人有多大的胸怀，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而这种胸怀说的并不是远大的理想而是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
2002年初，任正非请了北大哲学系和中国社科院的8位哲学教授，专门为企业中高层领导讲授中西方的哲学思想，其中包括对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阐述，按照韦伯的观念，新教所提倡的“天职”和“禁欲”等宗教思想，对英美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当人们将工作视为“天职”—上帝交付的职责的时候，则让人们树立起了责任、敬业、奉献等基本的价值观念，这些恰恰也是我们国内企业在职业化进程中普遍需要提升的方面。任正非这种发自军人的责任感与基于西方资本主义商业伦理的职业价值观虽然来源不同，但却殊途同归，这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