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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娜略微点了一下头。“她当然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在他的印象中，他看见过埃梅拉尔德·莱西挂在总部罗格斯陈列室的那张有名的照片。那张照片被当时的报刊和电视用过：埃梅拉尔德靠在一架复印机上，跟密码组的其他女孩子聊天，她头发黑黑的，皮肤有光泽，脸上的微笑非常诱人。高级军官一向称她为王冠上的宝石，她就是这样高贵。整个往事又浮现出来，完整无缺的，像一部壮丽的电影，在他脑海的宽银幕上映过。
迈克尔·布鲁克斯在英国秘密情报局的事业，是从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过去的特别行动组服务开始的。他与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和凯恩克罗斯是同时代人，他们这些剑桥毕业生按照克格勃主子的命令成功地渗透到英国的秘密情报界。他们的工作非常有成绩，在捷尔任斯基广场以“五虎将”而闻名。迈克尔·布鲁克斯的名字从来没有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甚至在他的事情曝光之后。
布鲁克斯干得难以置信的成功。他曾经从里斯本救出过几个特工，自己曾经被空降到法国，很久以后又被空降到南斯拉夫。胜利以后他自然被秘密情报局所吸收，在中东远东科干了一段时间，冷战初期被调到俄国科，穿梭于伦敦和柏林之间，听取特工的汇报，掌握三个间谍网。这些网直到1964年菲尔比最后暴露才关闭。
在秘密情报局内，如果有人想写一部1945 到1965 年的行动史，估计哪一章也少不了迈克尔·布鲁克斯。他的足迹踏遍世界名地，你在哪里都能够看到他，从马来西亚和香港到柏林和苏联的卫星国。另外，他似乎不可阻挡，这个身材又高又瘦的男人，贵族式的鼻子，头发铁灰，与眼睛的颜色正般配。
他的打扮无懈可击，他是个军人，却总是穿着便装，在某些方面与那些样子像科学狂人或难民的套衫便裤族一样有些不合时宜。
最后，布鲁克斯正是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出了点事。由于从来没有向公众或他的同事公布的理由，他突然下台了。提前退休领养老金，但没听说有什么不光彩的事。
几周以后，迈克尔·布鲁克斯失踪了。此后两周，警钟又敲响了。埃梅拉尔德·莱西按照例行的安排飞往波恩，不久也失踪了，她后来重新出现在莫斯科一所主要的婚庆宫，有照片为证。新郎正是迈克尔·布鲁克斯，只在这时，人们才开始从震惊中醒悟过来，声称这对快乐的夫妇早就是莫斯科中心的渗透者，已干了好些年了。
这次事件慢慢平息下来。布鲁克斯甚至从莫斯科发表过一个正式声明，说他这样决定仅仅是因为想到苏联来过退休生活。他的政治观点这些年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闻界很长时间一直在追踪这次事件。布鲁克斯的名字出现在所谓真正的间谍书上。指责声满天飞，但是，只有那些高保密级别的人才可以窥视这哈哈镜的殿堂，正是它反映着隐藏在当代间谍神话后面的真实世界。
在笼罩整个世界情报界的多疑情结中，迈克尔·布鲁克斯的名字已成为禁忌词。每当一提到这个人，内阁部长们都噤若寒蝉，保密通知像雪片似的飞到编辑部的桌上，那些写过他的笨拙而愚蠢的新闻记者发现自己被赶出门外，他们知道随后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故事到处流传，经久不衰。各种各样的传闻也没有随时光的流逝而销声匿迹。
詹姆斯·邦德是一个有高级保密级别的人，有些人为了保密的理由把迈克尔·布鲁克斯和埃梅拉尔德·莱西案称为“布鲁特斯”。现在，邦德怀着重新燃起的兴趣望着这个可爱的尼娜。
“我先在俄国后在英国上学，我姥姥照顾这边的事情。我假装是她失去父母的孙女。”她呆呆地站着，有些窘。她没有用手来强调任何事情，好像她的声音和表情的些微变化就足够了。
“我17 岁时，那是非常美好的一年。”她笑了笑，面露喜色，眼睛里闪着光，嘴巴两边形成两道像括弧一样的细细的笑纹。
“我在瑞士待了一年。”尼娜说，“然后返回莫斯科，他们给我讲了我父亲的历史，于是我接受训练，成了间谍。主席不想把我的名字列入正式名单，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以公开的秘书身份在华盛顿待了两年。我从来没有被赶走，因为我从来没有被列入克格勃的正式档案。”她咬了一下嘴唇，只是弹指间。邦德又想起了她母亲的照片。从眼睑的闪动看，这个姑娘就是她的影子。
“你们可能知道，”她用双眼从上到下望着邦德，“我父亲和母亲在1989年1 月一次车祸中丧生。鲍里来找我时，我刚从悲痛中缓过来。他像往常一样是夜里来的，而且戒备森严。鲍里能够像幽灵那样在城里和乡村到处转。
他要我到他那个部门工作，但是他要我绝对保密，所以，我就死了。”
邦德没感到惊奇。“我想是一次骑马事故。我记得我们的一家小报发了独家新闻，题目叫‘布鲁克斯一家的悲剧’。不幸的家庭，诸如此类的话。
那么你就不再存在了？虽然我认为，就克格勃来说，你真是一个团队的女儿。”
她又笑了笑，在下巴到耳朵绷紧的柔软皮肤上泛起一道金光。“像这样的事情，”她说，接着坐下来，用左手背拂去蓝裙子上的碎屑。邦德突然想起来，布鲁克斯也是左撇子。真奇怪，这种小事为什么能记得这样久。
斯捷帕科夫没有笑。“她骑在马背上，在莫斯科西部的森林里。天气非常寒冷，地下冻得像砖块一样。事情变幻莫测，马突然脱缰跑了。把她扔到地上，她失踪了三天。两个护林人发现了她，她的身体冻僵得像一块木板。
这是报纸上说的，真是一个严重的悲剧。这种事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可厄运恰好降临到她身上。正如你说的，詹姆斯，是比比科夫一家的悲剧。”
“好了，鲍里，你已经发表了你的看法。”邦德客气但坚定地把迈克尔·布鲁克斯的神话扔在一边。“但是，还有另外一件事我想知道。关于我们的法国朋友的事。他们声称已经抓到约瑟夫·沃龙佐夫。他们拿他怎么了？为什么他们还在我们这里？”
斯捷帕科夫突然笑了一下。“英国人不是说，法国人总是像穷人一样同我们在一起？”
“没听说过。”
“好了，他们是在这里，他们要在这里待到结束。他们只是起协助作用，詹姆斯。他们把真正的沃龙佐夫交给了我们。请相信我，我们把他安排在一个安全而保险的地方。阿黛蕾小姐和朗帕少校是我们的客人，他们也参加这次行动，假使我们需要的话。”
正当他说话的时候，邦德听到一阵电子噪音在他耳朵里嘎嘎叫。
斯捷帕科夫对尼基点点头，要他进里屋去，而自己却留在外边。
“这种小噪音，只在耳朵里响。”斯捷帕科夫开始大笑起来，好像是对自己笑。“这是我们装在这里的报警信号。我们没有电话，一有新闻或电讯，这种小声音就告诉我们。”他的笑声更高。“可以用一个老笑话来形容它，我们常说，是狗叫我们吹哨子的。”
没等斯捷帕科夫转变话题，邦德又提出了几个问题。他想从弗拉基米尔·雷科了解许多事情。这位教授是否清楚在英国还有其他新成员也在为“正义天平”工作，这位教授显然对他们的技术印象很深——隐藏手段、联络网络和谍报技术。他能否指出他与他们交往中的任何薄弱环节？他为什么有这种印象，认为“丹尼尔行动”不是一次受人雇佣的恐怖主义活动？他为什么认为他们需要他介绍的这类人，像训练有素的电子技术人员、医生和护士？
为什么需要演员？他能否提供任何线索？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需要两个英国的自由摄影师？
雷科尽力地回答，但提供不出新的情况。当邦德在问最后一个问题时，门又开了，尼基拿着一摞纸回来。“我想这可能会给你们提供一条线索，邦德上校。”
尼基甚至没有往邦德这个方向看一眼，他的行动充满街头拳击家昂首阔步那种高傲的味道。他快步走到斯捷帕科夫坐的地方，面带喜色地把这摞纸交给头头。
全屋人都在等待着，因为斯捷帕科夫在看材料时整个身体似乎一点儿动静也没有。屋里鸦雀无声，你可以听到每个人的呼吸声，甚至根据呼吸的节律断定那人是谁。
斯捷帕科夫抬头望了望，然后站起身来。他用右手往纸上一拍，发出清脆的噼啪声。“我得去打几个电话。”他动身朝外走。“‘正义天平’又行动了。他们杀了人，而且又发表了一项声明。”
他不等大家再提问题立即走出屋外。
室内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沉闷气氛终于被纳特科维茨打破，他问道，“斯蒂芬妮，我对鲍里的话理解得不知对不对？你是否自愿留在这里？他的话听起来好像伊拉克人把外国人当作人质盾牌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要经过伦敦到这个国家来。”
亨利·朗帕不高兴地厉声说，“让我来说。”他伸手去抓斯蒂芬妮的肩膀，但是她躲开了。
“不，我来告诉他。”她探身向前，好像要与邦德做亲密的接触。“詹姆斯，亲爱的，你不认为我们是这样愚蠢，是不是？我亲爱的，我们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是鲍里直接向‘游泳池’要的。”（法国国家国外情报局通常被称为“游泳池”，因为它坐落在莫蒂尔大街市游泳池附近，这里略带贬义。）
阿黛蕾小姐滔滔不绝地说着，妙语连珠。每一个词儿都是那么活泼，甚至接近戏谑。邦德认为，一个法国女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时，总带着一种新鲜的语调。它或者是一种欢快的吉格舞曲，或者是一种挽歌。斯蒂芬妮使它听起来非常迷人。“‘游泳池’同意了，”她耸耸肩，“虽然你们也许凭清晰的笔迹找到他有某些困难。这不是一次轻松的行动，但是我们干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亨利的人干的。在他的家门口把这个人捉住。然后挥舞魔杖，乘飞毯把他带了出来。再把他转交给鲍里的人。不过这些我都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斯蒂芬妮，”邦德一直保持不冷不热的态度，非常得体。“我只同你见过一次面，是一两天前在伦敦见的。我看了你的档案。我知道我们是同行，但不是战友。”他知道由于某种原因他应该与她保持一定距离，这对尼娜有好处。“好吧，斯蒂芬妮，你在伦敦干什么了？”
她皱了皱眉头，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像詹姆斯·邦德这样有绅士声誉的人，竟会对她说出这种话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见过一次面，”他重复说，“是在伦敦。就在那天晚上，在我们在皇家咖啡厅天真无邪地进餐之后，你与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克雷西姆秘密接了头，他又以毒贩子奥列格著称，是莫斯科中心在伦敦的第三号人物。
如果事情都这么简单，为什么还要绕道伦敦呢？”
她的目光急忙转向朗帕，他咧着嘴说，“告诉他吧。鲍里也会告诉他的。”
斯蒂芬妮·阿黛蕾点点头，简明扼要地说，“很简单，苏联驻巴黎大使馆……”她的话音逐渐减弱，仿佛仍要痛下决心才能来说明事实真相。
“驻巴黎大使馆被渗透了，”朗帕补充说。“鲍里不想通过他们，一点儿也不想。起初他亲自到巴黎来处理事情。此后，我们唯一的联系是通过伦敦的克雷西姆。他是鲍里的人。我们从他那儿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是为尼娜和沃龙佐夫的事。所以我们到伦敦来……其余的你们已经知道了。”
“我想我们是知道了，”邦德不情愿地说，这时斯捷帕科夫回到房间。
他又回到了他的椅子边，像骑马一样跨在上面。此时他像滑稽的小丑，黄头发披在前额上。“是真的，我想。”他的声音很低，邦德敢说自己看到了他眼睛周围的黑斑呈现出拉长的星形，这是许多小丑化妆时经常采用的，但是只有灯光照到脸上时才能看得出来。
“今晨7 点，现在总统的顾问班子成员安纳托利·拉津空军上校走出他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天气好时他经常出去散步。今天早晨他走进大教堂广场。当他在钟琴女神像旁边站着时，有人朝他开枪。只一枪。一支小口径手枪的子弹穿过他的后脑。凶手没有抓到。拉津上校是个好军官。”
“他支持改革的思想吗？”邦德问，斯捷帕科夫点点头。“当然，非常支持。他绝对相信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这些新目标是唯一的出路。”
“昨天被害的那个克格勃军官怎么样？”
“是梅恰耶夫大将吗？”
“是他。他支持吗？”
“他站在总统一边。你为什么要问他？”
“这样就清楚了，实际上是‘正义天平’在搞暗杀，他们不想除掉强硬派。这大概是从中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结论。”
斯捷帕科夫向一边轻轻点头。“就是‘正义天平’，无疑是他们。他们又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对这事负责。我读给你们听。”这不是一个问题，大家都等待斯捷帕科夫把情绪平静下来。最后他用平静、冷漠的声音读道：
“第二号公报：苏联行政当局仍然顽固不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打算实现我们的愿望，满足我们的要求，即把罪犯约瑟夫·沃龙佐夫逮捕，并对他进行公正而公开的审判，以明白无误地向全世界表明俄国人对种族杀人犯的态度。我们在上次的公报中说过，我们将把一些录像带交到当局手中，以证明我们说的话是真实的。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
我们现在准备根据俄国现行刑法进行一次审判。这次对罪犯沃龙佐夫的审判将进行录像，并把录像带送给全世界每一个电视网。明天，1990 年1 月5 日清晨第一件大新闻将是这次审判。我们仍敦促当局接受我们的要求。在此之际，我们保证，我们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今晨，我们的一个成员处决了总统的高级顾问、红军空军上校安纳托利·拉津。处决是在克里姆林宫墙内进行的，这说明我们力量所及是多么深远和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