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侧脸看看他，他继续嚼着辣椒吃面条，头上冒出的汗，更显示出他的疲惫。我仿佛也被闫磊传染似的，太阳穴开始一点一点地跳动抽搐，可思维的惯性依然让我的脑子停不下来，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还在那面毛玻璃上时隐时现。
一个似曾相识的影子出现在了毛玻璃上，我愣了愣。正在疑惑的当口，她又出来了，来来回回反复了两次，当我反应过来这不是思维，而是真实的倒影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我脑袋瞬间大了，猛然回头看着门外，已没有了她的踪影，我急忙跑到门外，马路上人来人往早已没有了她的行踪。
闫磊和周炳国也跟了出来。“怎么了？”闫磊问道。
我说：“有人在跟踪我们。”
便利店里那个女孩！没错，她戴着淡灰色发卡，还是白色T恤和黑色牛仔裤，和半年前一模一样。就在她出现后的半年，再次回到了我的视野。
“你确定吗？”闫磊问道，“你确定在你们来J市之前，她就盯着你们了？”
“确切地说是盯上了我。”我说着，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肯定还是含糊其辞，那个淡灰色的发卡是如此特别。我感到浑身发冷，不可能一而再地用精神紧张来解释。
“你真的确定吗？哦，别介意，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会对一个发卡如此敏感，我就不会留什么印象。”
“肯定不会，”我有些急了，“因为、因为我的前女友就一直戴这个颜色的发卡。”
“什么？”这反而令闫磊更怀疑了。
我补充道：“但她已经死了。”
闫磊像被人点了穴似的，木在那儿不动弹。
闫磊对五家成人用品商店作了一次梳理。它们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彼此没有联系，进货渠道也不一样，有从广东的，有从沈阳的，各自发展的脉络也迥然不同。两家因此做大了规模，居然卖这玩意儿在省内也卖出了名堂，除了一些常规的东西，还有手铐之类特殊癖好者的喜好品；另外两家已经转了行，之一在从事服装生意，之二在批发水果；只有一家倒闭了，据说是因为当初卖过不合格的避孕套，被罚款之后一蹶不振。
闫磊逼着人家在这样的情境下——而且还是在十年前，回忆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顾客，实在勉为其难。店主被逼得不行，脸憋得跟猪腰子似的，才说出一件不算事儿的事儿。
也谈不上多新奇，但还是有些怪异。当年有个顾客几乎每周都要来一次，也不买东西，总是东看看西看看。做生意挺讨厌这样的人，看他穿着，比较朴素，像个农民工，在一连两个月之后，他还是什么都不买，店主终于发话了，软软地嘲讽一下，之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所以店主对他多少有些印象。
当时闫磊还没有把这点往心里去，走到第二家的时候，店主居然说起了相似的人，也是一连一两个月，晃来晃去，临了还多了信息，这男人貌似每次都是蹬着三轮车来的。
再往后三家，话谈到三分之一，闫磊就开始往这上面引导着回忆，这下不得了，一连五家的走访，得出个结论：当年有个蹬着三轮车，穿着朴素，跟个农民工似的男人，曾经逛遍了J市所有的成人用品商店。
单木不成林，但要搁在一块儿就能说明问题了。讲到这儿，周炳国被触动了一下，敢情这闫磊前面说了那么多都是在铺垫呢，这才是重点。
闫磊说完之后，看着周炳国：“我是觉得有点儿问题，但又不知道问题在哪儿？”
周炳国想了一会儿：“凶手有一辆可以装运尸体的车，未必是机动车。”他顿了顿，我立即把话接了上去：“也有可能是人力三轮车。”
我们突然发现了当时的问题所在，凶手有一辆车，所以大家都往司机身上查，但还有更大基础的三轮车主人，从来没有进入过侦查员的视野。有着多年刑事经验的警察居然犯了这样一个低级错误。现在的问题是，虽然知道有这样的人存在，但要找到他，几乎是难于登青天了。别说J市有多少辆三轮车，难以找到突破口，而且还要上溯十年，去找一个去成人店“只摸不玩”的普通男人，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儿。
更让周炳国感到沮丧的是，如果那个蹬三轮车的真是凶手，那么他和我们刚刚圈定的“系统内部人员”又有什么交集？
我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想起一件事儿来，于是说道：“李舒然说过，这凶手很有上进心，我们一直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难道十年前是个蹬三轮车的，因为上进心，摇身一变，努力成了系统内部的人？”
周炳国却觉得这些假设靠在屋子里纸上谈兵的推理，是得不出结论的。为了保险起见，当初的三轮车男人要查，系统内部的调查也不要停，着重在那些有特殊性癖好的人身上。
有了这样的一个思路指导，我们回去之后，又和当初的那个副局长谈了谈，副局长说这事儿你们找局长吧，他已经开会回来了，全权负责这个案子。
一下午的时间，我们在局长办公室聊着周炳国的看法，我一直担心局长会发飙。不过他倒是显得很克制，跟着我们分析了下案情，对话中我一直想把老李的案子也顺带提提，摸摸情况，可一到关键时刻，局长总是把话题岔开。
最后讨论的结果，由他亲自调查系统内部人员，首先就从刑警队开始，然后再辐射出去。
一干人等率先被叫出去问话，闫磊坐在门口的位置，一直闷头抽着烟，脸色凝重，所有的人都没有问题出来之后，他松了一口气。像松狮犬一样皱起的眉头，才算舒展开。
刑警队没问题，当然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事儿，即使有问题，但鉴于这案子另有隐情，谁知道他们是不是在作秀？
但总比什么都不做的要好，死水微澜不如丢块石头进去，要更大规模地进行系统内部的调查，必须先得证明自己没有嫌疑。我相信这并不是周炳国的本意，他一定是在下个什么反套儿，再让他们钻进来，让真相离我们更近。
说实话，对于这点我还是有点儿兴奋的，在此之前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有周炳国撑腰，我相信接下来肯定还会有无法预知的事儿发生。
然而不知怎的，我太阳穴的抽动也越来越厉害，似乎这偏头痛还真的传染了。从下午一点多开始，这种疼痛愈演愈烈，原先每隔五分钟，紧接着频率越来越高，到了最后我什么都干不了，只能停下来专心应付。
在我的印象中，这样的疼痛好像之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让我颇有些不知所措。它无从下手，既揉不到，也摸不着，用手指轻按痛处，却能够感觉大脑内部正在微微地抽搐。我心里默数着其间隔时间，几乎每隔五到六秒钟就会汹涌袭来。
我看了看四周，想用些什么东西捂在脑后，一无所获。人人都在忙自己的事儿。我起身走到门外，想去趟超市。我在超市买了瓶冰镇的矿泉水，敷在脑后，顿觉舒畅了不少。虽说依然疼痛，但因为沁入脑髓的冰凉，使得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
回局里的路上，我改变了方向，走进值班室后的一个侧门，侧门后的小房间里有张床可以休息一会儿。进门的时候，正逢张凡双去洗手间，跟着我走了进来。
“你没事儿吧？”她问道。
“没事，就是有点儿头疼。”我笑笑。
她坐了下来，看看我，欲言又止，然后问了一句：“听说有人在跟踪你？”
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她提过我女友林慕的事儿，我抬起头来：“还不确定，但我觉得是。”
张凡双没说话，我其实知道她想问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吧！”
“什么？”
“有机会和你说说林慕的事儿吧，”我点了一根烟，“我想你应该多少听到过一点儿，我女朋友的死，是和我有点儿关系的。”
张凡双站起来：“你先休息会儿吧，别把自己的身体弄垮了。”
她走后，我躺在床上，闭着眼睛，脑子里又出现了那个淡灰色的发卡，它是如此的真实，如此地有质感。
我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对付着脑袋上的疼痛，越是接近睡眠状态，疼痛感就越轻，我保持着放手的状态，一边想事，一边对抗。林慕的脸庞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脑海中的，她扎着小辫子，头上有个一模一样的淡灰色发卡，再接下来我自己也分不清楚是现实还是梦境。
林慕孤独地躺在暴风雨中，凄惨寂寞，而我在一旁，就像与她隔了一层玻璃大墙，任凭我如何喊叫，她始终没有起来过……
我满头大汗地醒了过来，四周漆黑一片。我在黑暗中适应，才发现自己还躺在值班室的小床上，我摸索着墙，找到房间灯的开关。天已经黑了。
我翻看手机，上面竟有两个未接电话：闫磊和周炳国的，我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了，我居然在这张床上睡了这么久。于是赶紧拨通了周炳国的电话。
电话响了一声就接起来了，是周炳国的声音，第一句话就是：“又发现一名死者，已经死了12个小时了。”
死者叫何久安，40多岁，是中午在家睡觉的时候遇害的，之所以到了半夜才被发现，是因为他的老婆带着孩子回老家，半夜12点多的火车回来，然后就看到了坐在卧室床边椅子上的老公已经死了。这个现场和死者冯天天的死亡现场很相似，额骨左处有创口，照样用胶带绕在面部，绕了五圈，法医现场勘察证明死亡时间在下午一点到三点之间。何久安的家也是两室一厅，格局与冯天天家差不多，凶手依然用木棍击倒受害者，绑上电线窒息致死，而且现场同样“干净”，凶手制伏受害者的范围只局限于卧室门口到床边一点儿狭小的面积。
这样看来，凶手也是作了准备的。
我到的时候，他们照惯例在调取小区的监控录像，我对此不抱太大希望。既然有了上次的经验，这次露出马脚的可能性更低，他正在成为一个“熟练工”。果然，上次还采到一枚指纹，这次只提取到半枚。除此之外，在卧室的床单上，还有一滴类似墨汁的印记。
周炳国和一群搞勘察的继续在现场寻找痕迹，想必这案子太大，须他亲力亲为。他们穿着工作衣、戴着手套，照相、提取证物，忙得不亦乐乎。法医官杨静静正在卧室，我看见她弯腰在尸体旁观察。
凌晨三点了，因为一辆接着一辆的警车开进小区，对面楼里的灯亮了很多盏，即使那些没亮灯的房间，我怀疑在窗户后面也贴着一张张看热闹的脸。
这边的邻居更不在话下，警察一家家敲开门一边作着解释，一边面无表情地做着询问工作。
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何久安的身份。何久安是个下岗工人，现在在家附近的印刷厂里做搬运工。其实也就是个临时工，按件取酬，把一捆捆印刷包装好的书和报纸搬上卡车。
这活儿无须坐班，在家等电话就行，遇害当天他搬完将近一吨重的书刊之后，一身臭汗，所以回家洗澡睡觉，凶手就是在这个时候钻进来的。
这身份似乎和案子没什么太大的区别，事到如今，死了N个人，从高知女性到医生，从刚刚牙牙学语的婴儿，到公安局宣传科的副科长，何久安的社会地位和离奇程度，貌似是最没有含金量的。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凶手把案子推向又一个高潮的关键点是。死者和那个看上去奇奇怪怪的公安局局长同名，都叫何久安。
这问题就又大了，简直是“连升三级”。谁要认为这事和局长无关，那这个人肯定脑子有病。反正我没那么傻，第一反应就是凶手的目标是何久安，因为何久安的保卫措施、反抗能力显然要比眼前这个瘦了吧唧、头发就快秃光的下岗工人强得多，所以才杀鸡儆猴，敲山震虎。
我想得知消息后的局长何久安，比死去的何久安脸色一定不会好到哪儿去。这是赤裸裸的挑衅，简直是无法无天。
我走上去，先和周炳国、闫磊打了招呼：“你们怎么也不叫我？”
“我听张凡双说你病了，干脆让你休息会儿。”闫磊说完，转头继续自己的工作。我有点儿尴尬，只好把话题转到案子上来，问：“凶手是怎么进来的？”
“门没有损坏的迹象，窗户也是好的，但有个气窗开着。”闫磊指指厨房的上方。那里有个窗户开着，不大，但能够勉强钻进来一个身材不算太胖的人。
何久安家是一梯多户，环绕式的，所以厨房窗外是个天井，从天台爬下来，外面根本看不见。凶手就是利用这个视觉盲点，在大白天钻进何久安的家伏击他的。
“在这个时候弄出这么些事儿来，妈了个巴子，让我逮着他，非弄死他不可！”闫磊骂骂咧咧地说道，“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案子不仅没破，反倒又出了一条人命！”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嗓音很高，貌似是说给大家听的，是啊，局长危在旦夕，你个刑警队长究竟是干什么吃的？周炳国不说话，他听着闫磊抱怨，眼睛突然闪过一丝光芒，开口问道：“你刚刚说什么？”
闫磊吓了一跳：“我说非弄死他不可，我是说着玩儿的。”
“不是，后面那句。”
“我说什么了，”闫磊迷茫着双眼，“我说又出了一条人命。”
“前面一句，前面一句你说龙舟赛倒计时临近尾声了？”
周炳国迅速转身，走进卧室跟杨静静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又走了出来，对大家说：“我知道这个神经病要跟我们说什么了。”
周炳国一字一句地把自己的答案公布出来：“他正在用龙舟赛的倒计时进行谋杀！”
我和闫磊都吓了一跳。一时半会儿还没明白过来，不知道周炳国这个推理从何而来，他接着解释道：“冯天天的面部被绕了九层胶带，作为个子、体力、性别都比冯天天更为抗击打的何久安，面部却只绕了五层，这和他们遇害时的倒计时正好符合，难道只是巧合？”
周炳国的分析有道理，虽说听上去不可理喻。是啊，难道只是巧合？
警察办案可不能都用巧合来解释，必须有科学的论证。大胆假设，小心推理，犯罪分子无论强奸、抢劫、谋杀还是偷窃，都有其内心的动机，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会有其一套自有的奇怪逻辑。
“那他想对我们说什么呢？”我们抛开所有刑侦学学到的知识，在这里分析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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