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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这道菜有个诀窍。在活鱼嘴里塞上冰块，放到锅上用猛火煎，注意不要让鱼眼沾上油。差不多一分钟的时候把火关了，在鱼身上浇上特制的酱汁。每一步都要求精准迅速，然后趁热端上来。这下你知道为啥刚才服务员一路小跑了吧。”阿容的这番话证明了她在美食方面的造诣。这段介绍的确可以写成小说什么的，只不过佩琴想了解的不是这些。
“阿容，谢谢你。你刚才讲的那些很有用。只是我仍为乔春燕的遭遇感到痛心，她的结局怎么会结局如此凄惨啊。”
“谁知道那些来买春的都是些什么人。”阿容突然看着佩琴的眼睛，说道，“不过我们似乎并没有谈到乔春燕吧。”
“嗯，我只是举个例子。”
“其实她的事我也不清楚。这种事我从来没遇上过。”
“她会不会因为拉客人的事得罪别人了？”佩琴问道。
“据我所知不会。事实上，三陪女里，陪酒的是最不容易招惹到是非的。不像歌厅里，包厢中为了一点小费都能打个头破血流。在那种地方，好多服务都是不透明的。在饭店里，所有东西都明码标价。说不喜欢吃啥菜也不会让人觉得丢脸。比如说，天知道我给客人推荐过多少次猴脑了，可从没有人真正点过那道菜。我一点也不怪他们。因为那道菜实在是太残忍了，要砸开猴子的天灵盖，猴子会一直挣扎个不停……”
“还是说说乔春燕吧，”佩琴打断了她的话，“她出事的那天晚上你和她在一起吗？”
“没有。她当时应该过来的，可是她一直没出现。”
“那她会不会是去了别的什么饭店呢？”
“不，我觉得不会，”阿容答道，“三陪小姐这行竞争也很激烈，多数人都是约好了去某家特定饭店干活儿。说实话，我偶尔就负责组织这个。这里头水很深，小姐们要与饭店经理和服务员们分成，还要打点工商局、给黑道交保护费。有时还要孝敬警察，否则就会被找麻烦。如果随便自己找地方干活儿，就算不被别的小姐骂走，也会被人家店里的服务员和黑道打手轰出去的。而且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
“就是说，你觉得她不是在干活儿的时候碰到凶手的？”
“至少不是在我们饭店碰到的。”
“还有个问题。阿容，乔春燕有男朋友吗？”
“没有，这一行的姑娘很少有能正经谈场恋爱的。你想啊，哪个男人能接受这个？想交男朋友就得隐瞒自己的职业，这样遮遮掩掩怎么能长得了。一旦男方发现真相，一切就都结束了。男人的自尊受不了这种伤害。”阿容苦笑着说。
“她跟你说过未来的计划吗？”
“她说过想攒钱开个鲜花店，不想一直当陪酒小姐。”阿容想了想，补充道，“在开起花店之前，她说她不想考虑别的。”
“那你怎么看她被杀这件事？”佩琴问道。
“也许凶手来饭店找她陪过酒，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然后过了几天约她出去吧。不过，也有可能她与凶手遭遇的方式与陪酒啥的没关系呢。”
“嗯，你说得有道理。”
“佩琴，你不会是警察吧？”阿容忽然这样问道，看上去神情严肃。
“我怎么可能是警察！”佩琴答道，“我从云南插队回来就一直在四海饭店工作。我们饭店是国营的，一直亏损。我们大厨还说呢，应该与时俱进改革经营。你能给我们点建议吗？”
这话不假，阿容也许真的能帮到四海饭店。只是佩琴并不希望看到自己工作了多年的饭店也跟三陪小姐扯上关系。
“我跟你说啊，佩琴，”阿容说道，“乔春燕前阵子可能碰上什么事儿了。她死前三四天吧，有个家伙孤身一人去明河饭店，看起来不像是那种来买春的人。乔春燕去勾搭他来着，不过那晚倒没出什么事儿。”
“那人长啥样？”
“他不像是那种暴发户，要不我也记不住。怎么说呢，他看上去像个绅士，中等个头。哦，对了，好像还戴了一副茶色眼镜。不过不是那种太阳镜。反正很少有人会在大冬天戴那么个眼镜。”阿容比画着。
“事后乔春燕跟你说什么了吗？”
“没，她回来的时候都半夜了。那晚她陪了个老主顾。”
“她平时用手机吗？”
“据我所知她不用手机，她住处好像也没电话。我每次联系她，都要打电话给她三楼的邻居。那个电话号码很少有人知道。”说到这里，阿容笑了笑，“我想我该去梳妆打扮一下了，晚上还要工作呢。没准我就穿个红旗袍去，多性感啊。”
十二
清晨，一个硕大的包裹送到了陈超的家中。是局里发来的，里面装着许多报纸和近期的调查报告，以及于光明调查那位翁先生时录的磁带。
陈超本来打算今天看一些宋代和明代小说，看来计划又泡汤了。他只得打起十二分精神，开始阅读于光明提供的材料。
桌上的茶是昨晚上沏的，早就凉透了。一般人不喝隔夜茶，但陈超是个例外。
没过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包裹。这是从上海图书馆送来的，主要是一些心理学书籍。
陈超在大学时代就对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文艺评论颇感兴趣。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发现自己依然能理解那些艰涩的心理学名词。比如说此刻映入脑海之中的“集体无意识”这个词。他忽然意识到，在之前读过的那些爱情故事中，结尾处之所以会出现那些让人不爽的转折，正是这个“集体无意识”在起作用。
或许在红色旗袍杀人案背后，也有它的影子吧。
新中国成立之后许多年间，人们都不愿承认心理疾病的存在。甚至有人认为，只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就不会染上任何身心疾病。如果有人承认得了心理疾病，就得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心理学在当时被称为伪科学。在实践中也不存在心理分析，即便有心理医生，也没人会去看。因为，自己口中的心理问题，在旁人看来就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心理学才恢复了其作为一门科学的地位，得到重新发展。不过多数人对于心理疾病之类的话题，还是唯恐避之不及。
即便在公安局里，大家也大都觉得心理分析什么的就是旁门左道，不堪大用。于光明也是如此，他对心理学一向持保留意见。在他看来，这些洋玩意儿最多也就在撰写结案卷宗的时候能起点作用，在破案过程中是用不上的。
陈超开始认真地阅读他送来的调查报告。
于光明和廖国昌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除了两组人马素来不合之外，廖国昌对于光明专注于调查田陌的做法也并不赞同。他觉得自己的刑侦队已经把这方面的东西查个底儿掉了。在廖国昌看来，这凶手就是个疯子，随便选择袭击对象，如果纠结于为他的行为找出一个解释，那简直是在浪费时间。
但这就像是下围棋一般，经验老到的棋手会本能地抓住棋盘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即便是边路上几枚看似毫无意义的闲子，也可能成为扭转全局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于警官是一位直觉敏锐的围棋手。而这敏锐的直觉也总能让他在办案时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第一次在宾馆与翁先生交谈之后，于光明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着他的调查。他查了翁先生可能去过的地方，包括机场。出入境日期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却在翁先生的海关出入境申请表中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婚姻状况一栏上，明白地写着“已婚”。于是便有了他和翁先生的第二次谈话。
陈超把局里送来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直接快进到文字记录中于光明问及翁先生与田陌关系的地方。
……
翁：我第一次与田陌认识的时候，还没离婚，不过已经跟我老婆分居了。我当时等的就是一纸离婚判决书而已。田陌后来也知道了这一点。
于：她发现这一点之后生气了吗？
翁：我估计她是生气了，不过她还是蛮大度的。
于：怎么讲？
翁：我打算自立门户，开办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如今中国市场发展得这么快，我认为凭借我的学识和能力，如果自己干的话，肯定比跟在那些美国二道贩子屁股后面混要好。所以我打算让田陌去美国，帮我照看生意什么的，我甚至想过把她父亲送进美国的敬老院赡养。不过她并不急着出国，她担心父亲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其实，只要两个礼拜时间就能办完这些事。可能是她的命不好吧！
于：你老说她命不好。举个例子说说吧，她怎么就命不好了？
翁：那么多倒霉事儿都摊在她一个人身上，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更别说她父亲了……
于：说到她父亲，那咱们就从田陌的童年开始说起吧。
翁：据说她父亲老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个造反派，应该不是啥好人。后来，在监狱里蹲了两三年，算是罪有应得。可他出狱之后厄运还是如影随形……
于：这就叫因果报应吧。他邻居也这么说。
翁：报应？可能是吧。可当年那么多红卫兵和造反派，又有多少受到制裁了？反正我知道的只有这个老田。他离过婚、丢过工作、蹲过监狱，好不容易开了个饭店还闹到破产，最后瘫痪在床……
于：哎，翁先生，等等。细节，说细节。
翁：“文化大革命”之后，他老婆接到过匿名电话，说他在外面和别的女人乱搞。他们的婚姻就此结束。说实话，这老田的确算不上啥模范丈夫，可后来他那些风流韵事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啦。没人知道是谁打的那个匿名电话。后来，厂子里迫于上级的压力开除了老田，还把他送去法院判了刑。他老婆的事儿更悬，三十出头跟他离了婚，开始和别的男人约会，结果没过多久她跟人上床的照片就被公开了。那可是八十年代初啊，出了这种丑闻，她就自杀了。于是田陌搬回去和她父亲老田一起住。再后来老田借了一笔钱，开了个小饭馆。可没到一个月，就出了顾客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他们请了个律师，把老田告上法庭。最后老田赔钱赔到破产。
于：是很诡异，那个年代很少有人会因为这种事上法院告状。
翁：你知道他怎么瘫痪的吗？
于：因为中风吧？
翁：饭店关门之后他感觉很失落，每天泡在麻将桌前跟人赌钱。后来被民警抓住，算是“二进宫”了。交了一大笔罚款，又被狠狠教育了一顿，回到家就中风了。
于：真是报应。现在说说为啥田陌命不好吧。
翁：她从小就没过几天好日子。虽然学习成绩很好，可在高考那天被一辆自行车撞了。其实当时她没受啥伤，可撞她那位非要带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完，考试时间也错过了。
于：那属于交通事故，人家骑车的是对她负责。
翁：可能吧。可是她第一份工作又怎么说呢？
于：工作怎么了？
翁：当时她等不起来年再考了，于是就到一家保险公司当了个业务员。其实这工作不错，能拿到不少提成。毕竟当时保险还是新鲜事物。可她才干了三四个月，就有人给老板写匿名信告状，说她在跑业务的时候“乱搞男女关系”。她老板出于保护公司形象考虑，炒掉了她。
于：呃，这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吧？
翁：我以前也这么问过她。可是一个姑娘家有必要编这样的故事挤对自己吗？
于：她自己对“命不好”这事儿怎么看？
翁：她似乎一直无法走出这个阴影，后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灾星了。她试着找其他工作，可是总找不到。直到最后才到了那家低档宾馆，干上了这辈子最后一份工作……
于：她怎么想起来对你说起这些的？
翁：她的自卑感很强。我们第一次正式约会的时候，当我谈到我俩的将来，她似乎都不敢相信自己转运了。如果不是那次电梯故障，她绝对不会跟我约会的。她有点迷信，觉得那次电梯故障是天意。你们也知道，她碰上的倒霉事儿太多了。
于：最后一个问题，你真的打算娶她吗？
翁：我们算不上正式恋爱吧，不过我们觉得那是早晚的事儿——只要我离婚了……
陈超很快听完了磁带，可他发现于光明几乎没发表什么评论。以往查案，那家伙有时是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在这次的书面记录里也没找到于光明的看法。
陈超站起身来，准备去煮一杯咖啡。这个早晨温度很低。窗外，一片枯叶从树上飘落，在风中飞舞。陈超想起，自己多年前读过的一部故事中也写到过这种情景。
他把煮好的咖啡放在床头柜上，拿着录音机重新躺到床上。
这会儿他脑海中浮现出于光明下围棋的样子——棋盘上黑白双方激战正酣，但局面尚不明朗——就像手头这件案子，至少现在还是如此，说不清道不明的。
说不清道不明。那个翁先生提到伴随田陌一生的“厄运”之时，也是这么说的。
老田算是罪有应得了，但“文化大革命”时大多数像老田这样的家伙依然逍遥法外。俗话说，杀鸡儆猴。估计老田就是那只“鸡”了，这也是他的命吧。
可田陌的事又怎么解释呢？高考那天被自行车撞上也许就是个交通事故。可后来那封匿名信就应该是恶意攻击了。当时她只是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谁会那么恨她？
忽然，陈超的手机响了。
打电话来的是那位叫白云的姑娘。电话那头的她柔声说道：“一起去城隍庙市场吃顿饭吧，我知道你喜欢那儿的小笼包。”
这倒是个好主意，至少可以稍微轻松一下。再说，跟这丫头聊聊，对写论文和破案也会有些帮助。
没等他回话，白云就抢先说：“那儿有不少卖旗袍的时装店呢。虽说档次不算高吧，起码挺时髦的。还有卖复古款旗袍的呢。”
复古款旗袍？陈超一愣。
“那咱们一会儿就在南翔小笼包店见面啦！”
这可是为了查案，陈超自语道。虽说跟这丫头在一起挺不自在的，不过到时她也能充当一把时装顾问了。
为啥跟白云在一起就那么不自在呢？难道她是传说中的红颜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