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我坐到最后面的角落里的房门旁边，这扇门是通向为我准备的那个房间的。哈勒夫与奥斯克和奥马尔回到院子里照顾马匹去了。
在路上，我曾考虑把我的化装摘掉。在狂热的人们中间，这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在这儿，可能没有多大关系。
编筐人站起来，为我请医生。我表示同意。他刚刚出门，就走进一个客人。我坐的时候，背对着入口处。我转了一个一百八十度，想看看这个人。他不是别人，正是信使托马。就是他向两个骑斑马的人泄露了我们的行踪。
“不要让这个家伙看见！”我心里想，便转过身去，因为我不想与他打交道。托马可不是这样想。他也许喜欢聊天，我又是他看到的惟一的客人。于是，他就站到我旁边来问：
“你不是本地人吧？”
我装作没有听懂。
“你不是本地人吧？”他提高嗓音问。
“不是。”我现在只好回答。
“你今天就睡在这儿？”
“我还不知道。”
“你是从哪儿来的？”他继续问。
“伊斯坦布尔。”
“啊，从首都来，那是个世界容貌之都！你住在君主身边，真是个幸福的人啦。”
“他的身边只让好人幸福。”
“你的看法是，那儿有坏人？”
“与其他地方一样。”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作家。”
“原来是位学者！我愿意与这样的人交谈。”
“但我不喜欢与别人交谈。”我顶了这个告密者一句。
“安拉！你还挺讨厌我的！我只想问你，可不可以坐在你旁边。”
“为什么不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我的脸。”
“我倒是想看看，它是否让我满意。”
托马坐到我对面的板凳上，看着我。他显示出来的脸色是难以形容的。我还围着绿色头巾，鼻子上戴着一架蓝色眼镜。尽管我的脸没有变化，他还是感到迷惑不解。他的嘴张开，眉毛翘成两个尖角形式，眼光停在我的身上，这种神态使我极力克制自己，别笑。
“谢里夫——长官——谁——你是谁？”他结结巴巴地问。
“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说的是实话？”
“你敢指责我撒谎吗？”
“为了安拉，我不敢，因为我知道，你——你——”
托马又害怕又疑惑，再也说不出话来。
“怎么？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我只知道你是位作家，住在伊斯坦布尔。”
“你讲的是些什么语无伦次的屁话？”
“语无伦次？啊，谢里夫，这一点儿也不奇怪，因为你看起来像我所想到的那个人，你就是那个人——啊，安拉！你说得对。我完全弄错了，因为这种相似性太大了。”
“我到底像谁？”
“一个死去的长官。”
“啊！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今天——在路上。”
“这是令人悲伤的，如果这位信徒在旅途上离开人世的话。那么，他的家人就不能在最后的时刻祈祷了。他是怎么死的？”
“他被谋杀了。”
“可怕！你看见他的尸体了？”
“没有看见，谢里夫。”
“那是别人把他的死讯告诉你的？”
“是这么回事。”
“谁把这位长官杀害了？”
“不知道。他躺在这儿至奥斯特罗姆察之间的树林里。”
“我在此之前也穿过了那片树林。我怎么没有听到一点关于谋杀的消息？是不是有人抢他的钱财？”
“不是钱财问题，是报复。”
“是不是族人之间自相残杀？”
“是另一种。他是一个法兰克人，做事不慎重，在奥斯特罗姆察挑起了一场真正的动乱，煽动人们自相残杀，甚至在夜间纵火烧毁一个虔诚的人的住宅。”
“这当然是犯罪。安拉是绝对不答应的。于是，地狱对他敞开大门。”
“为了报复，人们跟踪这个外国人，把他杀死了。”
“他是不是只身一人？”我穷根究底。
“不是。他身边还有三个人。”
“这些人现在何处？”
“受伤了。有人认为，他们也被杀了。”
“他们的尸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不知道！”
“怪！我像不像那个法兰克人？”
“身材和相貌是一样的，只是胡须短些，而且比他的白得多。”
“就是说，我这个谢里夫与那个死去的长官至少有所不同，这使我从心里感到高兴。那你是谁？”
“奥斯特罗姆察的信使。”
“难怪你什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不过，我今天在路上听说，有两个强盗，两个阿尔巴尼亚山民，人称斑马的。你对他们是否也有所闻？”
“听说了，因为我们当信使的无所不知。”
“那么说，你认识他们？”
“不认识，谢里夫。一个正派人怎么会认识强盗呢？他们怎么啦？”
“有人今天早晨在奥斯特罗姆察附近看见他们。”
“但愿安拉保佑这块地方！”
“有一个信使也在他们中间。我认为，他应该叫做托马。”
这位信使由于恐惧而抽搐。但我问话的口气很平和：
“你是不是认识他？”
“很熟。他是我的一个、一个同事。”
“那你要警告他，如果你遇到他的话。这个人受到警察的侦缉。”
“安拉，安拉！为什么？”
“因为他参与了谋杀；他把那个基督徒的行踪泄露给了那两个强盗——杀人凶手。他把这些外国人离开奥斯特罗姆察的时间告诉给了他们。”
“这，这是真的吗？”他结结巴巴地问。
“这是被害人亲口说的。”
“一个死人还能说话？”
“他没有被杀死。除了你，托马，没有人知道他被杀。”
这位信使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
“你认识我？”他惊呼。
“认识，那些人也认识你。”
我摘下眼镜，卸去头巾，向门口使了个眼色，奥斯克、奥马尔和哈勒夫正好走进门来。托马慌了，眼光呆滞了一会儿，因为他认出我来了。然后，他大声叫唤：
“我要走，快离开！我还有急事。”
他一个箭步蹿到门口，但哈勒夫已经拽住他的衣领。
“你为什么这么快离开我们，亲爱的朋友？”这个小不点可爱地问。
“因为有事。”
“我看，你是到这儿来的。这样吧，你是不是也带点东西到奥斯特罗姆察去？”
“好，是，不要拦我！”
“你也可以从我这儿带点东西去。”
“给谁？”
“我写给你看。”
“这是什么？”
“问候，只是一种问候。”
“我很愿意转达，不过现在就要放我！”
“这不行。你还得等一等，因为我还要写问候辞。”
“多久？”
“不久。我写友好的问候信不费事。我既不要纸，也不要墨水，因为我马上写在未加工的羊皮纸上。信使的工资马上付。我的铅笔在外面的牲口棚里，劳驾你跟我到外面走一趟，亲爱的托马。走吧！”
这位信使打量着这个小不点，不相信这个和平条约，但是哈勒夫特别友好，托马就跟着他出去了。奥马尔和奥斯克笑着跟了出去。我从我的位子上，通过敞开的窗户，几乎看得见整个院子。我看见四个人走了过去，消失在一扇门后面，门后肯定是牲口圈。圈门然后关上了。
不一会儿，我听到远处传来一种声音，那是一种难以描述的声音，是一条鞭子与人的皮肤交织在一起的结果。
然后，门又开了。信使走了出来。他的行动并不特别引人注目。从他的脸色看出，他好像是在忍受一种被扰乱的灵魂上的宁静。他的步伐类似一只必须经常拄着拐杖走路的猩猩，膝盖向前弯曲，胸部佝在一起，头朝后仰。托马对他的戏剧性急转直下显然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他并不注意四周，而是装成爱开玩笑的人的样子。他一瘸一拐地绕过拐角。
三个执法人马上来找我。
“他的命运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哈勒夫向我们解释说。他摸摸自己稀稀拉拉的胡须，露出一种特别满意的微笑。“这家伙看见你的时候，说了些什么，本尼西？”
我说给他听了。
“啊，原来是一个无耻之徒！现在，他可能会把我委托他捎去的三十句真诚问候的话带到奥斯特罗姆察，在那儿向他愿意转达的人转达。”
“他反抗了吗？”
“他的情绪不坏，但是我一点也不讲情面地教训他，如果反抗，就打五十鞭。他自觉地躺到地上，只挨了三十鞭。他很聪明，选择了后者。不过，我担心这三十句问候话同样会损伤他的情绪，就像换了五十鞭一样。你同意吗，本尼西？”
“这次同意。”
“要是命运经常给我这种愉快，要是还遇到这类无赖，那就太好了！还有一些人，对他们，我打心底里愿意让他们在三十到五十鞭之间进行选择。但愿我在恰当的时候遇到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你的脚怎么样啦，本尼西？”
“不怎么样。奥马尔，你去看看城里有没有石膏，给我带五俄卡来。哈勒夫，你去找一桶水来，要能让我的脚伸得进去的。把我的袜子脱下来。”
现在，编筐人回来了，告诉我，他好不容易才找到“刑讯石”大夫。这位先生非常忙，不过马上就会来。
我谢谢他费了力，送给他一点烟叶，让他回家。
哈勒夫拿水来了。我看了看肿胀的脚，发现一处脱臼。幸好还不是全脱臼，我还可以自己调整关节，不过还是希望有医生在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错了，差点把脚伸进了冷水里。
第07章 “刑讯石”大夫
医生终于来了。但是在我看来，与其说他是欧洲的阿斯克勒庇俄斯，还不如说他是中国的邮差。他身材矮小，而且很胖。他的面颊光彩照人，像两个圣诞节的苹果。他小巧而又有点斜的眼睛透露出，他祖先的摇篮曾挂在蒙古包的撑杆上。在剪得光秃秃的头顶上，戴着一顶磨损了的老式非斯帽。他的额头很高，露在外面。他的长袍只能遮到膝盖，像个独一无二的、巨大的口袋，不论从哪面看，不论上、下、左、右、前、后看，都是鼓鼓的，足以容纳这位医生的流动药房。有一样东西是多余的，那就是，在这位医疗艺术家身上，还挂着一个相当大的方筐，用带子吊在肩膀上。很可能这是装着宝贵医疗器械的容器。他穿着一双两层毡底的毛袜，脚和袜子一起套在拖鞋里，其用途是很大的。它看起来属于用形象语言描述的那种“两步跨过莱茵河”的袜子种类。
医生进门的时候，把这双拖鞋从脚上脱下来，穿着袜子朝我走过来。这是当地的一种礼节。我的脚正好在水里洗，他一看就知道，我需要帮助。他向我鞠了个躬，筐子随之滑下来，落在他前面。我按照最高知识水准和能力回了礼。现在，他把筐于放到地上，问：
“你爱说话吗？”
“不。”我简短地回答。
“我也不爱说话。那就短问短答，早早完结！”
我没有想到，这个胖子会有这么谦虚的态度。在拉多维什，他肯定可以用这种态度给人以深刻印象，生意兴隆。他叉开两腿走到我面前，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问：
“你是有只脚的那位？”
“不，是有两只脚的。”
“什么？所有两只脚都断了？”
他不懂我的笑话。
“只有一只，左脚！”
“双骨折？”
天啦！这位医生谈起双骨折来了！为什么不直说三骨折！不过这是他的事情。他并没有要求从我嘴里知道伤势。
“只是脱日。”我答道。
“把舌头伸出来！”
这更漂亮了！不过，我还是对这位医生很礼貌，给他看了舌头。他观察了一番并摸了摸，把舌尖推来推去，推上推下，然后说：
“危险的骨折！”
“不危险，仅仅是局部！”
“住嘴！我看了舌头！什么时候发生的？”
“三个钟头，最多四个钟头。”
“太晚了！很容易出现败血症！”
我几乎要对着他的脸嘲笑了，但是我克制自己，只有一点佩服，那就是“败血症”这个词，已经移植到了土耳其语中来了。
“痛吗？”他进一步问。
“还忍得住。”
“食欲？”
“旺盛而且广泛。”
“很好，非常好！痛可以顶住。看看脚！”
医生蹲下来。这对他来说不是很舒服的，所以他蹲在水桶旁边。我信任地把湿淋淋的脚放到他怀里。这位医疗艺术家先是轻轻摸摸，然后越来越重，并用指甲尖卡，最后摇了摇头，问：
“你容易叫喊吗？”
“不。”
“很好！”
他使用飞快的手法和有力的撞击，我的关节轻微痛了一下。然后，他眯着眼睛看着我。
“现在怎么样？”这个胖子友好地问。
“可爱极了。”
“现在接骨。”
作为外科医生，他是一个能干的人。谁知道，如果换一个人，会使我承受多大痛苦，结果只是让伤势更重，账单却开得更高。
“用什么接？”
“用夹板。木头在哪儿？”
“我不喜欢。”
“怎么不喜欢？”医生皱着眉头问。
“没用。”
“没用？难道你想有用镶宝石的银条或金条？”
“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用石膏绷带。”
“石膏？你疯了？石膏是抹墙的，不能用在腿上！”
这是他的弱点。我恰恰是在土耳其。
“用石膏可以做漂亮的绷带。”我申辩。
“我倒要看看！”
“你可以看到的，你会用石膏的。”
“你怎么做？”他嘟囔着。
“等一等”
“要是买不到石膏，你怎么办？”
“用淀粉绷带。”
“淀粉！”胖子叫喊起来。“你把我当做最好的医生？”
“不。”
“你没有这个决心。”
“啊，只要我想做，就会做到的！”我笑了。
“什么！我是学者！”
“我也是！”
“你学的是什么？”
“无所不学！”我简单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