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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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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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主,难道诸葛亮欲与他们比肩?有关九锡制度的具体内容及考证可参阅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九锡与汉魏禅代”。
  稍晚于诸葛亮时期的东晋丞相王导,对晋室有再造之功。其威望与权势在当时无与伦比,故时人皆云:“王与马,共天下。”当元帝司马睿即位时,竟命王导同座于御床,接受百官的朝拜。“导固辞,至于三四。”后来司徒蔡谟“戏导曰:”朝廷欲加公九锡。‘导弗之觉,但谦退而已。“《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相比之下,诸葛亮就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开声称,如若灭掉魏国,中兴汉室,自己就理所当然地封王受九锡。
  当然,如果仅凭诸葛亮拒辞九锡,就断定其有异志,欲图大位,未免有牵强附会之感,抑或依据并不充分,很难令人完全折服。
  诸葛亮同刘备的君臣关系曾被世人赞不绝口,然而诸葛亮同后主刘禅的关系又如何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仔细分析,我认为,诸葛亮秉政后,根本就没有把后主刘禅放在眼里。他颐指气使,动辄教训皇帝。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说:“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告诫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别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诸葛亮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之事也要交给他的“相府”来管,如若后主不答应,那就是“内外异法”了。诸葛亮的这番话固然是出于治国安邦之需,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样,“不宜”怎样,其口气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之语,而犹如一个严厉的父亲在教育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把自己丞相府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等同,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这显然严重违反了封建专制体制所规定的君臣名分。
  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之事交给“相府”处理后,又举荐将军向宠“为督”,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保卫皇室的禁军统领是刘备的心腹大将赵云,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的形势,不能说没有一点其他用心在内吧!
  刘备在世时对其子刘禅的智商并没有作过评价,但诸葛亮曾在刘备面前称赞刘禅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故刘备临终前放心地表示:“审能如此,吾复何忧。”《三国志》卷三十二《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可是,仅仅过了几年,诸葛亮北伐前夕,“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故特派侍中董允“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掌管御林军。他告诫后主:“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董允),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诸葛亮的心腹董允直接监视着刘禅的一举一动,弄得“后主益严惮之”,《三国志》卷三十九《董允传》。完全失去了帝王的尊严,甚至丧失了行动自由。从刘备去世(公元223年)至诸葛亮北伐(公元227年),不到五年时间,难道刘禅的智商就由先前的“甚大增修,过于所望”,降低到“朱紫难别”了吗?诸葛亮对刘禅作出的这一番霄壤之别的评价,居心何在?难道他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尽管刘备临崩时托孤于诸葛亮,但在人事安排上,是令其作为辅政大臣,而并非让诸葛亮单独执政,刘备除规定诸葛亮与李严并受遗诏辅政外,又“呼鲁王(备次子刘永)与语:”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同①。这无疑是要刘禅兄弟与诸葛亮共同治理蜀国,因诸葛亮是元老重臣,故新君须以父辈之礼尊崇之。但诸葛亮却完全违背了刘备的遗诏。诸葛亮让李严留在永安,自己则扶刘备灵柩回成都,办完丧事,便”开府治事“。自此,诸葛亮独揽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大举北伐时,刘禅已是二十多岁,年富力强,正值青春有为之际。按汉制,诸葛亮应还政于后主,但诸葛亮不愿放权,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让刘禅”亲政“。刘禅虽然对诸葛亮不满,但也无可奈何,只得感慨叹息:”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可见,刘禅当时的处境和汉献帝毫无二致,是个十足的傀儡君主。世人皆言曹操”欺主“,将汉献帝置于股掌之中,但为何对诸葛亮的”欺君“却视而不见,诚不可解。
  诸葛亮死后,刘禅曾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他对诸葛亮的不满。例如,李邈上书言诸葛亮专权,“后主怒,下狱诛之”《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李邈之所以被杀,我认为倒不是因为他说了诸葛亮的坏话,而只是因为他的某些言辞,如“主畏其(指诸葛亮)威”,强烈地刺痛了曾经当过傀儡君主的刘禅的自尊心。又如,在给诸葛亮立庙的问题上,刘禅也设置了层层障碍。“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言事者只得退而求其次,建议立庙于沔阳,禁止百姓“私祀”,后主才勉强同意。后主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对给诸葛亮立庙,说穿了,也是一种报复。
  诸葛亮死后,蜀汉再也不设丞相一职,先是以蒋琬为尚书令、大将军,后又以费祎为尚书令、大将军,以蒋琬为大司马,“琬卒,禅乃自摄国事”。同①。刘禅为何废除丞相制?道理很简单,就是决不容许再出现第二个诸葛亮,以免大权旁落。
  实际上,刘备永安托孤不是一人,而是两人。章武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三国志》卷四十《李严传》。可见,李严地位相当显赫,执掌着蜀汉的军事大权。按刘备的策划,由诸葛亮主政,李严主军,一文一武,共同辅佐蜀汉政权。然而这只能是刘备的一相情愿,这种政治格局诸葛亮是绝不可能接受的。诸葛亮苦心经营,殚精竭虑谋划的大事,就是要由他一人独揽大权。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对付关羽和法正的“手段”还比较隐蔽,不敢公开化,只能使用“权术”,刘备去世后,诸葛亮就无所顾忌,他打击、排斥李严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将李严废为庶民,流放梓潼郡。诸葛亮废李严的这段公案,田余庆、尹韵公二位先生均作了详细考论,故笔者不再赘述。
  诸葛亮秉政后,蜀汉政权中除李严、廖立、魏延等少数人不服外,绝大多数官员对诸葛亮皆俯首帖耳,不敢违抗,有了刘备若嗣子“不才,君可自取”这把尚方宝剑,不仅诸葛亮自己以“太上皇”自居,且朝中官员亦几乎将诸葛亮视为“皇上”。例如,诸葛亮北伐曹魏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必须修复吴蜀二国关系,与东吴重新结盟。为此,诸葛亮特派邓芝出使东吴。下面是孙权与邓芝的一段对话:“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
  孙权遂断绝与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以往史家皆称赞邓芝具有杰出的外交才能,为恢复吴蜀联盟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我并不否认。然而从邓芝这番言辞中,反映出他已不把皇帝刘禅放在眼里。孙权云:“蜀主幼弱”,其实刘禅时年十七岁,并非一个完全不懂事的幼童。汉魏之际,诸侯中年少英雄不少,就以孙吴创业之主孙策而言,他十五岁即随父孙坚起兵讨伐董卓,二十岁转战江东,攻占六郡,从而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业。孙策遇刺身亡,孙权继位,亦只有十八岁。邓芝若维护主上的尊严,何不据理而反驳之。面对孙权轻视“蜀主幼弱”,邓芝只字不作回答,却称赞孙权为“命世之英”及“诸葛亮亦一时之杰”,这就把诸葛亮放到了和孙权同等的地位,也就是一国之君的地位。
  孙权当然是个聪明绝顶的“雄略之主”,他眼见蜀汉已是诸葛亮“当家”,遂突破两国间对等交往的外交惯例,放下帝王“架子”,直接写信给丞相诸葛亮,表彰邓芝的功绩:“和合二国,唯有邓芝。”《三国志》卷四十五《邓芝传》。事实上,孙权直接与诸葛亮的对话是经常的。如孙权称帝时,在和蜀汉订立的盟誓中对后主刘禅只字不提,而对诸葛亮却歌功颂德,盟约中称颂“诸葛丞相德威远著,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重复结盟,广诚约誓,使东西士民咸共闻知”《三国志》卷四十七《孙权传》……有时,孙权也委托上大将军陆逊写信给诸葛亮。“诸葛亮秉政,与权连和,时事所宜,权辄令(陆)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虽委托陆逊与诸葛亮打交道,但没有彻底放权,因为陆逊是以孙权的名义,写给诸葛亮的书信盖的是皇帝孙权的玉玺。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的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刘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三国志》卷三十三《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平等地与孙权“对话”。
  诸葛亮临终前,在其接班人的问题上也独断专行,根本不同后主商量。而刘禅也不敢擅作主张,居然派尚书李福千里迢迢地从成都赶赴陕西岐山五丈原军中,代表皇帝聆听“相父”的指示。《三国志》卷四十五《杨戏传》注引《益部耆旧杂记》曰:诸葛亮于武功病笃,后主遣(李)福省事,遂因咨以国家大计。福往具宣圣旨,听亮所言。至别去数日,忽驰思未尽其意,遂却骑驰还见亮,亮谓福曰:“孤知君还意,近日言语,虽弥日有所不尽,更来一决耳。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福谢:“前实失不咨请公,如公百年后,谁可任大事者?故辄还耳。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亮曰:“文伟可以继之。”又问其次,亮不答。
  诸葛亮指定的两个继任者,乃是其亲信蒋琬与费祎。刘禅完全遵从诸葛亮的遗嘱,不敢有丝毫违背。“亮卒,以(蒋)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蒋琬死后,后主又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总理军国政事。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指定的是他自己,即丞相职务的继承者,而不是皇位继承人。须知,诸葛亮卒时,刘禅春秋鼎盛,只有二十七岁,诸葛亮当然不可能干预皇帝的立嗣大计。在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任命军政最高长官,一般都是由皇帝决定的,哪容得臣下自作主张。萧何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为西汉开国第一功臣,刘邦赏赐其“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殊礼。刘邦死后,“(萧)何事惠帝”,其地位相当于“相父”。史称惠帝“为人仁弱”《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但即便如此,萧何亦不敢疏慢君臣之礼。萧何病重,惠帝亲自探视,“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对曰:“知臣莫如主。’帝曰:”曹参何如?‘何顿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矣。’”《汉书》卷三十九《萧何传》。同样身为丞相,同样辅佐幼主,诸葛亮的“跋扈”与萧何的“恭敬”,不是有云泥之别吗?
  3。千古之谜:诸葛亮是否“自取”
  行文至此,抑或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为何他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道:“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陈玉屏:《试论诸葛亮的道德风范及其对蜀汉政治的影响》,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历史研究专辑》,1986。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陈先生所说的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未尝有天下也。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廿二史劄记》卷七“禅代”条。
  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轻易皆不敢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然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不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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