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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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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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晋书》卷一百三十《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三国志》卷四十四《蒋琬传》。、“广拓境土”《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及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一员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皆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而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之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独当一面,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述佐篇》。,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廿二史劄记》卷六“荀彧传”条。,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曰:其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三国志》卷三十六《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我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为罪状,反而应视为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论”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同上。,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帝王宁有种乎,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诸葛亮长寿,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而惊讶呢!
  诸葛亮袖手关羽“走麦城”辨析
  《光明日报》“史学”版(2004年12月14日)等报刊曾摘录过我的《诸葛亮择主与拜相再认识》一文,不久,众多网站纷纷转载,并将题目改为《诸葛亮借刀杀关羽》。此文被各网站及众多媒体刊载报道后,引起了广大文史爱好者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强烈反响,大都表示无法接受拙文的观点。山东电视台“放言天下”栏目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于2005年2月22日对我进行了电话采访(详见本章附录2)。为此,笔者再作辨析,冀望能将这一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
  专家们最主要的不同见解是,关羽攻打襄樊的前期,擒于禁,斩庞德,把曹仁围困在樊城,军事上节节胜利,诸葛亮没有必要派蜀兵来增援他。后来从丢失荆州到走麦城,时间很短,诸葛亮无法知道,即使知道了,也来不及增援。从表象看,这一理由似乎很充分,但若依据史实,细加考订,还是大有问题的。
  我认为,关羽孤军北伐,攻打襄樊,是战略上的严重失误。稍懂三国史的人皆知,诸葛亮《隆中对》的决策是,待天下有变,益州和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北伐,一攻宛洛,一攻长安,使曹魏首尾不能兼顾。而关羽所率领的荆州军仅是蜀汉的偏师,在益州主力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以偏师攻击强大的曹魏,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况且,此时孙刘两家在外交上已呈破裂之势。若不是曹操进兵攻打汉中,建安十九年,刘备和孙权为争夺荆州已几乎诉诸武力,刀兵相见。关羽出兵攻襄樊,荆州城防必然空虚。在此情况下,当然要防范孙权在背后捅上一刀,趁机偷袭荆州,诸葛亮一生用兵唯谨慎,且十分重视孙刘联盟的动态,难道他会掉以轻心?关羽虽为荆州军的主帅,但没有刘备的命令,关羽是不敢擅自进兵的。诸葛亮明知关羽北伐的条件不成熟,且同自己《隆中对》的战略决策相违背,为何不尽军师职责,力加劝阻,此其疑点之一也。
  襄樊战役开始后,曹操极为重视,其坐镇洛阳,日夜同司马懿、刘晔、蒋济、桓阶等心腹谋士分析“敌情”,商量对策。并不断调动其最精锐的部队及猛将增援樊城。据笔者爬梳史料,发现曹操前后共派出多批援军。《三国志·关羽传》载:“(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率七军助仁。”《三国志·徐晃传》云:“复遣(徐)晃助曹仁讨关羽,屯宛。会汉水暴溢,于禁等没。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晃所将多新卒,以羽难与争锋,遂前至阳陵陂屯。太祖复还,遣将军徐商、吕建等诣晃,令曰:”须兵马集至,乃俱前。‘……太祖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三国志·张辽传》云:”关羽围曹仁于樊,魏王召(张)辽及诸军悉还救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曰:”魏王操自洛阳南救曹仁,群下皆谓王不亟行,今败矣。侍中桓阶独曰:“大王以仁等为足以料事势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遗力邪(按:二人谓曹仁、吕常也)’。曰‘不然’。‘然则何为自往?’曰‘吾恐虏众多而徐晃等势不便耳’。阶曰:”今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夫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救,大王按六军以示余力,何忧于败而欲自往。‘操善其言,乃驻军摩陂,前后遣殷署、朱盖等凡十二营诣晃。“
  由上述史料可知,曹操为解樊城之围,共派出五批援军:第一批是于禁、庞德等率领的七军;第二批是徐晃的精兵;第三批是徐商、吕建的部队;第四批是殷署、朱盖的十二营;第五批是把曹操手中最精锐的王牌军——张辽的部队,从与孙权对垒的合肥前线调来增援曹仁。即便如此,曹操还不放心,为取得压倒优势,曹操还亲率十余万大军屯驻于离襄樊不远的摩陂(今河南郏县),以便随时增援。由此可见,为了对付关羽,曹魏方面已经实行了全国总动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的是,蜀汉方面却丝毫没有作出任何反映,采取任何军事部署。据《三国志·甘宁传》载:“羽号有三万人。”关羽以区区三万之众,既需留一半兵力于后防基地,防守荆州,又要攻取曹魏军事重镇襄樊,真乃捉襟见肘,其艰难自不待言。由于关羽兵微将寡,故在八月“汉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的有利条件下,都不能攻克樊城。及至曹操各路援军云集襄樊时,关羽军已处于绝对劣势。
  或许有人会认为,诸葛亮并非神人,亦难以预料吕蒙会偷袭荆州,故不给关羽增派援兵。其实即使东吴不背盟图羽,单凭关羽这支偏师亦很难攻取襄樊,而在曹操遣徐晃配合曹仁夹击关羽之际,羽军已面临覆灭的危险。史载“羽乘船临城,立围数重,外内断绝”《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胡三省注。,但曹魏大将徐晃就是凭借其优势兵力攻入重围,破羽围堑鹿角十重。史载,关羽军“围头有屯,又别屯四冢,徐晃扬声当攻围头屯,而密攻四冢。羽见四冢欲坏,自将步骑五千出战,晃击之,退走,遂追陷与俱入围,破之,或自投沔水死”《三国志》卷十七《徐晃传》……关羽军伤亡惨重,只得撤襄樊之围返师南逃。只因曹操欲收渔翁之利,才停止追歼羽军。胡三省评曰:“使吕蒙不袭取江陵,羽亦必为操所破,而操假手于蒙者,欲使两寇自弊,而坐收渔人、田父之功也。”同①。王夫之也指出:“关羽之覆于吕蒙固意外之变,然而无吕蒙从中扰,羽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真是智者所见略同,确是中的之论也。
  襄樊战役关乎蜀汉北伐大计,诸葛亮既然以“兴汉”为己任,怎么可能不密切关注这一战役发展的一举一动?亮镇守荆州多年,对荆州军的兵力、装备也应该了如指掌,为何在曹魏大军几乎倾巢出动,军事态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蜀汉在益州的主力军难道就不能抽出一旅之师增援荆州,而让关羽以孤军抗击曹魏的十余万精锐之师,此诚不可解也。
  论者又谓关羽骄狂轻敌,误中吕蒙、陆逊之计,尽撤荆州守兵以攻樊城,遂造成后方空虚,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其实这也需要分析。关羽抽调江陵守卒增援襄樊,固然是他对东吴偷袭荆州的可能性估计不足,但如果不是因为兵力不足,樊城久攻不克,关羽又何必“连呼刘封、孟达,令发兵相助”呢?如果这时成都或汉中的蜀军能够及时赶到,关羽又何必动用看守老家的部队?关羽南征北战数十年,虽称不上足智多谋,但亦并非一勇之夫,焉能虑不及此,他之所以出此下策,恐怕也有蜀中不肯发兵相助的难言之隐吧。
  襄樊战役始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终于是年十二月底,首尾凡半年。战役的转折点是在十月,即东吴背盟、吕子明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夺取荆州。关羽败走麦城,突围至临沮被吴兵擒杀是在十二月,这也就是说关羽的失败过程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令人费解的是,难道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刘备、诸葛亮对整个战役急转直下的形势竟然一无所闻?难道关羽和蜀汉统帅部、大本营就完全失去了联络?难道蜀汉这个刚刚建立的新兴政权的情报部门就全部失灵,完全瘫痪?按照一般的军事常识,襄樊战役打响后,魏、蜀、吴三方都应该把注意力、聚焦点全部集中于荆州战场。蜀汉益州地区在没有受到吴、魏任何威胁的情况下,绝不可能对荆州的战况置若罔闻,作壁上观。
  必须指出的是,秦汉三国时期,军队中已建立起相当完善的军事情报系统。史家也对此作过系统研究。东汉时期,军中负责通报战况、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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