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死亡是最大的激情。愿意以一死来求证生被毁灭的激情。杜拉斯因酗酒成疾病情严重被送入巴黎的美国医院治疗，陷入昏迷，清醒；再昏迷，再清醒。在她几次短暂的清醒中，那个名叫扬·安德烈的年轻人总是守在她的身旁。杜拉斯对他说：“这样昏迷过去，你不知道我会活下去，你还会要我。”他对她说：“是，真是这样。”她甚至一把调羹也拿不住，口液不停地流出来，弄得到处都是，走路也不行，不能走了，而这个叫Y·A·的年轻人依然爱着她。
扬·安德烈比杜拉斯年轻40岁，因为阅读杜拉斯的作品而惊喜入迷，因为惊喜入迷开始给她写信，信写得十分精彩。杜拉斯像对待别的来信者一样没有回信。可是有一天她给他写了信，对他说“生活下去是多么困难。”告诉他自己喝得太多因此住进医院。信来往写了两年，后来安德烈听杜拉斯在电话上对他说：来。然后他放弃他的工作，离开他的家，成为杜拉斯的写作帮手与生活伴侣，一直到她死。
要么没有，要么就是奇特的。湄公河上15岁半的白人小姑娘与中国北方的黄皮肤男人的爱情是一次。杜拉斯说：“没有爱情，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即使其中有的只是词语，事情也永远是这样。最坏的那是不存在的。”忘年恋的爱情就是对于灵魂的欣赏。灵魂与灵魂超越时空与肉体在那儿对答和歌，死亡在爱意下屈服。
杜拉斯18岁离开出生地越南赴巴黎读书时，念的是法学、数学与政治学，但不久迷上了文学。其实还是在小姑娘时，她就对她的母亲说，她想写作，她要的就是这个。而她的母亲因贫困对此不屑一顾。1943年，杜拉斯29岁时发表处女作《无耻之徒》，步入文坛，遂成为职业作家。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著名的《长别离》、《广岛之恋》在搬上银幕后轰动影坛，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杜拉斯的作品是极适合拍成电影的，它们线索单纯背景清晰感情的渊源却极为深邃而对话又生动富有韵致。《长别离》、《广岛之恋》压抑深挚感人，它们是诗的银幕化。
听听这些小说与电影的名字就有一种诗意的美丽：《琴声如诉》、《蓝眼睛黑头发》、《她说毁灭》、《黄色太阳》、《恒河女人》、《印度之歌》、《死之舞蹈》、《夜船》、《痛苦》、《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有谁能按著作年表真正读懂杜拉斯作品的意蕴？欣赏是做得到的，对于不理解的，也可以欣赏。杜拉斯说“宁可让人不理解”。宁可难懂也要保持美。通俗是杜拉斯不齿也是做不到的。要么空白要么出其不意。杜拉斯是一位实验型的作家，追求表达的多样性与丰富性。视风格与独特为至高无上。或者遇到知音，或者让人咒骂。他们法国人都是如此。杜拉斯是法国之中的法国，先锋之中的先锋，高傲得像一座自由之神。她自编自导过一部叫做《卡车》的电影，2个小时甚至没有一个人物出现过。在中国放映时，电影院里只有几个人。在法国不知命运如何。
本世纪早期，法国，一个出生农家品学兼优的少女在大学毕业后，在受到“到殖民地去发财”的宣传影响后，婚后与丈夫一道移居印度支那殖民地。丈夫病死在那里。她生下一儿一女一个人挑起家庭重担。她教法文、教钢琴、到电影院当钢琴师，她含辛茹苦、节俭度日，然后用十年赚下的血汗钱向殖民地当局购买了一块土地进行耕种。她想留给儿女一点财产。因为她没有贿赂土地管理局的官员，也没有钱贿赂，所以他们给她的那块租借地是太平洋岸边的一块盐碱地，长不出庄稼，备受海潮的侵蚀。这是一块不毛之地，一片废土。她没有丧失信心，她想凭自己的努力再次向命运抗争。她抵押房屋购买木料雇当地农民修筑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她自己也干。但是堤坝在海潮来临的一夕之间被海水冲毁，它们本来已被当地土蟹啄得千疮百孔，海水一来，溃然而倒。她衰老而疲弱，贫病交迫，终于忧郁死去。
这个女人就是杜拉斯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形象，这个母亲基于杜拉斯的母亲原型。像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情人》是自传体作品一样，杜拉斯的成名作《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也是一部自传体作品。文学是从抒写自我的痛苦开始的。作家若不是出于抒写痛苦而成为作家，那他就不成其为作家，或者他只是轻飘飘的文字游戏者。作家的生活只有一种，那就是他内心的生活。所以真正的作家从来不会发生资源枯竭的问题。除非他死了，除非他拿不动笔，否则他一直会写下去。内心生活是一条涌动不息的河流，水是一样的水，但是每一个浪花、这一波浪潮与那一波浪潮是不同的。《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的母亲比起《情人》中的母亲带着更多来自生活的记忆、粗犷又清晰的真实。杜拉斯的毁灭感源于她母亲的被毁。在她毁灭之前，她生存的世界已被毁灭。她的家园亲情她对生活的热情与信心已被毁灭。这又是一个杜拉斯式的句子。
苏珊、约瑟夫、母亲以一种狂笑的方式对苏珊的爱慕者、那中国富商的儿子讲述堤坝的故事，讲述他们令人心酸的失败。可怖的就是那种狂笑。可怖的是母亲在抢了苏珊追求者送她的钻戒时双眼迸射希望的凶光：生活可以重新开始，这个钻戒值2万法郎。可是生活不能重新开始。母亲的青春与健康已经耗尽。
生活中唯一的温柔就是约瑟夫了。在母亲拿了钻戒又痛斥毒打女儿“和他睡觉”时，约瑟夫轻声对母亲说：“你再碰她一下，我就和她离开这里到朗镇去。你是个老疯婆。现在，我完全可以肯定了。”苏珊在发现了这深藏在严厉之下、克制已久的温柔的同时也发现了要迫使这种温柔流露出来所需要的耐心和打击。
母亲在看着孩子们吃饭时，流露出特别宽容好脾气。
是那种令人绝望的平原，单调而肃呆，吊脚楼孤独地立在河滩中，没钱翻新的草顶有白蚂蚁不住落在床单上、饭桌上。饭是有得吃的，只有米饭、涉禽肉，千篇一律令人作呕。平原上不断有光屁股的小孩玩泥巴，因吃青芒果害霍乱一茬茬死去，再一茬茬出生。死孩子被父亲埋在泥土里用脚踩平。母亲不停地种植，种植每一种结果甚至不结果的东西：香蕉、稻、树，什么都种。当她不再种什么以后她就死了。
约瑟夫留下了母亲要他寄给土地管理局的信，这样的信她写了几十封，这是最后一封长信，是愤怒与卑屈的奇怪的混合体。悲怆呼号得令天地为之落泪的她，要求土地管理局能把大片盐碱地中那五公顷高原上的好地长期租给她的孩子们，她的一生已经完了。约瑟夫在离开平原离开家之前给苏珊看了这封信，约瑟夫说一定要杀掉土地管理局的那三个人，哪怕死。他活着，是因为怯懦。约瑟夫要求妹妹苏珊以后无论干什么，都一定要与母亲是相反的。
关于传统的故事，关于原始的痛苦，杜拉斯在这本《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是写尽了。她一出手，就将这些素材处理得出奇简练，既简练又命中要害。简练是命中要害的必要手段。她是一位高手。她说“小说要么是诗，要么什么也不是。”诗，就是简练的。杜拉斯的小说是简练的复沓。悲惨的图景寥寥几幅就成咏叹，眼泪在平静的叙述之下是多余的。难过在阅读完毕之后更深更猛烈地席卷而来。
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写作14年之后，杜拉斯又写了另一本重要著作：小说《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这个叫斯泰因的18岁的年轻姑娘在一次舞会上被未婚夫抛弃了。她的未婚夫迷上了领事的妻子，变卖家产之后去异国追求别人的妻子。斯泰因在这次舞会上发了疯，她被毁了，尽管她以后结婚生女，但她的一生已被毁了。杜拉斯说她在她所有书中写的女人，不论她们年纪有多大，她们的来源无不是出自洛尔·瓦·斯泰因。她们对自己都有某种遗忘。她们没有一个不是她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生活的痛苦和不幸。《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写得更加抽象而飘忽，这对杜拉斯是必然的。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目标已成了她的起点，她的处女作已经写得这么出色，她只能越过传统，寻求别样的表达途径。既然杜拉斯已饱受过痛苦的实质，她只能以“异化”的方式来表达痛苦更深刻的一种意境。斯泰因的正常就是她的不正常。
这个苏珊 ，这个斯泰因，这个在湄公河渡船上和中国情人相爱的白人小姑娘，都是杜拉斯。结过几次婚、生过一个儿子的杜拉斯很容易令人忘记她的真实足迹。杜拉斯的读者们记住的是文学中的杜拉斯，文学塑造成的杜拉斯。杜拉斯说：“我写女人是为了写我，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我自己。”—— 那个被贫困伤害出卖肉体早熟的少女（《情人》）、那个陷在太平洋堤坝之害中的苏珊、那个永不能与丈夫团聚的少妇（《长别离》）、那个因爱上德国兵被剃光头、对爱情再无信心的法国女人（《广岛之恋》）、那个被未婚夫抛弃的斯泰因（《洛尔·瓦·斯泰因的迷狂》）、那个久久等待丈夫从集中营回来的妻子（《痛苦》）就是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那个永恒的女人：她是在受尽伤害之中成熟的。不管杜拉斯的文本有怎样的多义性复杂性，关于女人她是这么认识的。
还是没有钱。写了这么多书，仍然经济拮据。有人说她小气，偏执乖戾，为了钱而重复同一题材的作品，穿得怪模怪样。与有钱的萨冈一起上电视，萨冈的华丽衣衫正衬出杜拉斯男装打扮的穷酸。不仅仅因为个子小，杜拉斯穿一件黑色制服有十五年之久吧！一件黑色坎肩，一条筒裙，卷领套衫，和一双冬季短筒靴，这就是M·D（杜拉斯名姓的缩写）制服。杜拉斯说“确实没有必要把美丽的衣装罩在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在写作”。曾经那么美丽的杜拉斯只能把才华当作她的衣衫。她的美丽被贫困窘迫消灭了，被酗酒杀害了。为什么仍然那么穷？为什么没有富裕过？为什么一直要体现这种生之挣扎？冷静是有的。冷静在杜拉斯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她在文字之中华贵。
1992年，78岁的杜拉斯在闻知她的中国情人去世之后，黯然神伤，灵感奔涌，她把她与中国情人半世纪前的恋情故事再写了一遍，把《情人》再写了一遍，这就是《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是为了钱再写一遍吗？她已经78岁了。有人告诉我，仍然好，写得奇异，更加简练了。内心生活就是一条涌动不息的河流，它会停止但不会枯竭。像玛格丽特·杜拉斯这样的人，会写到死。一生都在回忆。在回忆之中，过去的一切都是活的，它们是河流之中的水。坟墓中的杜拉斯会如此感叹：关于回忆，关于她，关于她和他的故事，最好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它们有更出色的形式存在着，但这次、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作者： 南妮
我，杜拉斯的情人
9月初，雅恩－安德烈亚——法国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最后一个情人，在沉默了16年后，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我，杜拉斯的情人》，成了今秋法国书潮的一大亮点。
今年46岁的雅恩－安德烈亚是在1980年夏天认识杜拉斯的。当时他27岁，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同学那里读到了杜拉斯的小说，从此被迷住了，杜拉斯来到他所在的城市举行电影《印度之歌》的首映式，随后举行了座谈。分手前，雅恩大着胆子走上前，问能不能给她写信。杜拉斯只随口说了句“可以。你寄到我巴黎的家里来吧！”一年后，杜拉斯给他回信了。雅恩还不知足，迫不及待地问：“我能去你家吗？”
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雅恩提着一个小包，来到杜拉斯的住所。
他是一张白纸。从此，杜拉斯将在这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写上最动人的篇章。他成了杜拉斯的情人、秘书、助手、读者、司机、护士，成了她的奴隶、佣人、出气筒。他整天替杜拉斯整理稿子、打字、购物、搞卫生、干杂事，还要开车陪杜拉斯兜风，替杜拉斯洗澡擦背，听杜拉斯说话，受她的气，挨她骂，让她罚，被她训，谁能受得了这分折磨？雅恩也是血气方刚的七尺男儿啊！他出逃了，有时彻夜不归，在车站或酒吧里过夜。但过不了几天，他又乖乖地回来了。
他已经不能没有杜拉斯，杜拉斯欢迎他回来，就像欢迎迷途知返的孩子，亲热地把他搂在怀里。1989年，杜拉斯因酗酒而昏迷，被送进医院。在杜拉斯住院的几个月里，雅恩表现出一个情人的忠诚。他提起了笔，完成了他平生的第一本书《我的情人杜拉斯》（又译《玛格丽特·杜拉斯》）。
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完全适应了杜拉斯，成了她满意的一件作品。
他们俩似乎谁也不能离开谁了。1993年初，一个寒冷的夜晚，杜拉斯突然从睡梦中醒来，推醒雅恩，对他说：“杜拉斯，完了。”
3月3日，星期天，上午8点，杜拉斯离开了人间，离开她的情人。
突然，大家发现雅恩不见了。自从杜拉斯去世后，他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大家到处找他，但谁也不见他的踪影。有人说他在以色列，躲在他妹妹家里；也有人说他在希腊的某个小岛，隐居在教堂里。
眨眼6年过去，1999年1月，失踪多年的雅恩终于出现了。他接受了法国《事件》杂志的采访，透露了杜拉斯逝世前后的一些秘密，法国波维尔出版社的出版人马朗·塞尔女士马上找到他，要跟他合作写一本关于杜拉斯的书。雅恩拒绝了，因为杜拉斯不鼓励他写作。但他谈了很多，谈的全是杜拉斯的事。塞尔女士把谈话的内容都录了下来，然而整理成文，让雅恩过目、修改。面对装了一盒子的几百页稿子，雅恩吓坏了。他没有勇气打开它，他出去喝酒，跑到城外去散心。几个月后，他终于坐下来阅读这些稿子。但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把它形成文字。然而，被强制遗忘的往事却从记忆深处像泉水一样流出来，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