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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旦觉得很屈辱。他想再说几句，又怕人家误会他“亲日”，就闷声不响了。博雅看看梅玲，她吃完瓜子，正在古砚上涂字，她的翠玉手镯在桌子上吭吭响。
“你在做什么？”罗娜问道。
“我在练习书法。”
“别那么迷人嘛。”罗娜叫道。
“魅力是英国人拥有而日本人缺乏的东西……你看，我每一句话都听到了。”她歪歪头，显然想写出有力的一笔勾字，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你显得好舒服、好自信。”博雅说。
“就像英国人。”梅玲说。她放下毛笔，开始把小抽屉一一打开来，顽皮地检查里面的东西。
“该死！该死！”她用英语说。
“你说什么？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
“我在学英国人。”
“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博雅问她。
“我知道，这是诅咒的字眼。”
“可不是一句好话，我提醒你。”
“不过我在上海和天津就只听到这句话。听起来好高超，好高贵。你不觉得为保住他们的帝国，英国人无时无刻都在说‘该死！该死！’吗？”
“也许吧！”博雅说。
“该死！该死！”梅玲又重复说。“我现在是不是显得很高超？”
“你太甜了，不像帝国主义者。”
“该死！”梅玲更热切地说，然后大笑。“你知道我分得出美国人和英国人。英国人说‘My God’！美国人说‘My Guard！’”梅玲学得惟妙惟肖，大家都笑出声来。
“你哪里学来的？”
“噢！到处都可以听到嘛。有一个美国人骂我模仿他。他说‘该死’还没关系，‘天杀的’却是坏字眼，只有气得要命才说出口。除非你想打架，否则不能用。美国人还喜欢用一个名词，就是‘老天’或是‘地狱’，当他们说时，听起来好像真要打一架似的。”
“你在哪里遇到美国人？”
“噢，到处都有，上海的咖啡馆、夜总会和街上。博雅兄说得很对，我们尊敬上海的英国人，只因为他们不吃我们的食物。你从来没见过英国人进中餐馆，我们因此觉得屈辱、卑下，似乎我们吃的是垃圾，而他们就显得较为高超了。现在你看日本军人和游客涌进我们的餐厅大吃，仿佛他们一辈子没吃过鸡肉似的。这一点对日本帝国非常不利。”
“但这是因为中国菜比日本生鱼好吃啊！”冯健说。
“不，”她说，“他们不该这样做。如果两国不交战，那还没有关系。他们若想征服我们，就不能走进我们的餐馆。他们必须照吃自己的生鱼片，并显得很快活，还学英国人说‘该死！该死！’”她拿起一粒瓜子说：“你看过英国人吃瓜子吗？英国人若吃瓜子，他在远东的整个帝国就要崩溃了。”
博雅咯咯笑。“我就这么说嘛，你若想要做一个征服者，你就先要肯定自己，你不能一天到晚挥动枪杆。日本人挥动枪杆就因为没有肯定自我，我从来没见过像本市日本人那么紧张的士兵。我记得看过一部美国电影，有一个人待在房里，一个强盗拿枪进来。那个人手上空空，镇定地走向前去，走到拿枪对准他胸口的强盗面前，结果强盗紧张了，这就是我所谓的肯定自己。”
远处又传来炮火声，遥远的轰隆声像远方打雷般回声四处。“他们又来啦！”博雅说，“西郊那儿一定有战事发生。”更多炮火声连续，然后他们听到空中的飞机声，越过市区向西山飞去。
第五章
战时一切都来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最精心安排的计划往往也需要变更。前一天晚上，“游击队之母”裘奶奶手下的人员突击北平城墙外的一所监狱，放走五百名犯人。有些爱国志士包括一些东北大学的学生，被傀儡警察抓住了，于是裘奶奶安排了这次的援救。傍晚时分有十几个人进入监狱，其中几个扮做日本军官，制服了狱中的守卫，拿到钥匙。犯人获得了自由，游击队问他们愿不愿参加。全体异口同声说要加入，还包括一些中国卫兵，他们跟首领回到山区，带了几十支手枪、一些自动步枪和弹药。
游击队最近的行动都靠近北平市，人数也骤然增加。更重要的是，这让日本人丢脸，使游击队增加威望，使人有敌人并没征服这座城市的印象。
今天的炮火只是示威，而非真正的战斗。游击队行踪飘忽，无法有战斗。飞机是出去侦察，只是给山区斗士留下一点印象罢了。他们在一座庙宇附近投下一颗炸弹，空中白转一个钟头圈。就在无助的情况下，日本人察觉到必须采取某些行动，就加强搜索出城的平民，警察并挨户搜查游击队。
第四天早上，四个中国警察来到博雅家，由一个日本小军官领头，还有一个满洲通译员。约十一点，冯舅公不在家，冯老太太吓慌了，躲在自个儿房里不敢出来。警察被领到博雅的庭院，要他填表格，写下所有居民和仆人的名字、年龄、姓别、职位和商业关系。日本人似乎很困惑，就问他：
“为什么挂美国国旗？”
“屋主是一个美国女士。”
“她叫什么名字？”
“唐娜芙小姐。”
“她在哪里？”
“她在青岛。”
博雅奉命答复有关她年龄和职业的问题，同时他把房屋租约拿给他们看，日本军官皱皱眉头，检查了很久，直到博雅向他提起美国大使馆。
军官是一个矮胖的家伙，穿戴军帽、军服和高统靴，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欣赏屋内的古董、名画和家具，显然对庭院的规模和数目十分惊讶。他手插在裤袋里，一直东张西望，人很机警，下巴向前伸，头向上仰，仿佛一切对他来说都太高了，他每走一步头就动一下，习惯抬高步伐，尽量使自己高一点。高个的满洲译员随着他，地方警察则在后面懒洋洋地走着。
当他们来到罗娜庭院的时候，日本人仿佛找到了大乐园似的，测览房间像观光客一般，而不像一名正在值勤的军官。院里的人早就得到警告，罗娜、她丈夫和冯旦都坐在客厅里。军官大肆欣赏墙上的名画和古董架。他用脚试试地毯的厚度，自顾笑着，又感觉到有人看他，就在军官的尊严和藏不住的赞赏间力求保持平衡。然后他跨入罗娜的卧室，盯着她的香水瓶和红拖鞋。回到客厅后，他在桌上拿起一根香烟，满洲人连忙替他点火，他仍然意趣盎然地踩着厚地毯，自满洲人手中接过火柴，眼睛眯成一条缝，香烟叼在嘴里。
他指指还没核对的梅玲的名字。
“还有一个崔梅玲。”满洲人说。
“她在里面。”博雅指指对面的房间。
梅玲躺在床上，扁桃腺正发炎发肿。日本军官冒失地闯进去，看到一个美丽的少女坐在床上，倚着枕头，就对身后的博雅说：
“她怎么啦？”
梅玲小声地说，她的嗓子不舒服。
“她和你是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博雅回答说。
“她在这做什么？”
“没什么。”
不知道心里有没有什么念头，日本人摆出思考的姿态，牙缝间吱吱响，叫满洲人再问下去。
“一个人住在别人家里，又不是亲戚，怎么又没有什么事情呢？”这是日本人想不通的地方。
“她是我舅妈的客人。”博雅指指门口的罗娜说，罗娜对满洲人点点头证实，他正在记录。这样似乎还不够。
“她出生在哪里？”
梅玲现在真的吓死了。博雅要她回答，她只好说：“上海。”
“那她为什么来这里？”这是更想不通的奥秘。
“她来拜访朋友。”博雅有点不耐烦地说。
“她以前读什么学校？”
梅玲怯生生回答说：“我没上过学校。”
日本人摇摇头，仿佛确定有些不对劲。这似乎是一次不必要的长审。
“她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父亲。”她说。
“她母亲叫什么名字？”
梅玲似乎不愿意回答，满洲人告诉她，这是例行公事。“东洋人问话，你一定要回答。说什么都无所谓。”
“最近十年你住在哪里？”他又问道。
“在上海和天津。”
“你结婚没有？”
“没有。”梅玲直率而略带刻薄地说。
翻译员记下她的回话，日本军官则盯着梅玲，用多事而困惑的表情打量她。她白白的手臂戴着翠玉的镯子，正搁在软棉被上，加上羞红的面孔和乌黑的卷发，构成一幅可爱的画面。她的头斜向一旁，用自卫、惊恐的眼神看着军官，就像博雅书斋那一幅画中的小鸟望着大蛇一样——不是正望，而是用眼角偷窥，不是观察他或接受一种印象，而是由眼中露出明显的恨意、恐惧和迷惑。问完了话，军官对满洲人眨眼说：“她很漂亮。”然后转向她，和善地用蹩脚的英语说：“你应该找日本医生看病，日本医生像德国医生一样好。”
梅玲沉默不语，军官又笑笑说：“你喜欢日本人吧？中国人和日本人应该做朋友。哈！”
他发出日本人表示欣赏一个笑话时特有的尴尬、不自然、做作的笑声，低头拧了梅玲的面颊。梅玲缩头尖叫，眼睛里有厌恶的怒火。日本人挺了挺身子，恢复军官的仪态，对满洲人吼了一声，就走出房间。
搜查继续在前院进行。冯老太太没有出来，由博雅带日本人检查房间。走到一个十寸高的方形白玉壶前面，军官停下来，那是这栋房子的前一位屋主——满洲亲王——的珍藏。他转身问道：“乾隆？”博雅点点头。
他们才走完住宅的一半，就向西北弯，来到“漩水台”的地方，俯视红栏木桥和对面的果园。搜查变成敷衍，日本军官似乎有别的心事。
“走到那一边要多久？”
“半个钟头。”
“我们掉回头。”
不知道是满洲人看出军官的心事，还是军官曾私下对他说了什么，译员走近博雅低声说，他最好把军官看中的白玉壶送给他，以争取他的好感。于是博雅在“自省厅”传话给佣人，到了门口，另一个佣人便交给他一个包装精细的纸盒，博雅递给翻译员，后者对军官说了几句话，军官笑笑，只“噢”了一声。他对博雅伸出手，显然充满敬意地说：“屋子好大！”就走了。
冯舅公中午回家吃饭，听到这件事，很不开心。大家都聚在他的院子里，热烈讨论这一次的搜查。
“他们为什么要搜我们的屋子？”
“一定是为了游击队。”博雅说，“但愿我送白玉壶没送错。”
“当然。”老人说，“但是我们根本不该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财宝。他们看到年轻妇女了吗？”
“他们一定要对着名单看。”
“糟了，”老人说，“我原指望有那面美国国旗，可以不让他们进来查看，现在他们看到了。他们能来一次，就能来第二次，他们搬不走屋子，但是晚上常有女人被绑去。竟有如此的时代！我们的古董也不安全了，露财诲盗。”他引古谚说，“我们必须把古董收好藏好。没有这些麻烦，日子已经难过了。”
老人坐着抽水烟，看来忧心忡忡的，仿佛屋子已被人闯进来似的。
“一切都完了，”冯老爷说着叹了一口气，“博雅，你祖父买了这座园子，我一直想好好管理它，但是外甥、甥女都走了，现在这儿变成了一个荒寂的地方，我要留下来。我这种年纪不想再搬，我们必须守住这个园子。姚家的神牌还在这儿，等战争过去，这里将是还乡者的中心……生意愈来愈差了，不过我要尽量撑下去。至于你们年轻人，我该考虑考虑。”他吹吹烟斗，把它放在大桌上。实质上他的身体似乎还很强壮。
博雅回到梅玲的房间，发现她脸色苍白，又害怕。
“我不能再留在这里了。”她面带激动地说，“我怕，博雅。没有别的地方能让我过夜吗？”
“别傻了，”他说，“你以为他们会不惜麻烦，把你送到日本医院？我们马上就要走了呀。”
“多久？”
“再过五天，或者四天。”
“我们不能现在就走吗？不然我先走？”
“单独走？真不敢想象。你急什么嘛？”
“但是他们知道我的名字了。”
“那又何妨呢？”
“博雅，你不知道，你不该告诉他们我的真名字。噢，博雅，今天晚上带我到别的地方去。”
“你到底怕什么？你以为他们今晚会绑架你吗？他说日本医院，只是开玩笑。”
梅玲沉默了一会才说：“我不喜欢他的眼神。他特别盘问我，我今晚上不能睡在这儿，我真的不能。我能否到你朋友家去？”
“到老彭家？”
“是的。我可以在那边住上几天，一直到你准备妥当。他是什么样的人？”
“噢，他是单身汉，一个人住。你用不着怕，他是道道地地的君子。不过你的身体能出门吗？”
“噢，那不算什么。”
“你的东西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坚持，就这么办。等到傍晚，我会带你去老彭家。事实上，我很希望你认识他。”
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那天下午博雅就过来坚持要梅玲告诉他过去的生涯。
“我从哪里说起呢？”
“从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在路上有很多时间嘛。”
“但是现在告诉我吧，我会觉得和你亲近些。”
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产丝区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