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来名伶大都住在金廷荪的南阳桥“老金公馆”，名伶在上海的开销，在义演票房收入项下支付，角儿则一概不支酬劳。他们唱纯义务戏，所有售票收入一律移充全国各地赈灾之用，七天公开售票的义务戏演下来，杜月笙大概筹到一百亿左右的巨款。这一笔数目，即使在物价日涨的１９４７年也是相当的可观。
义演前后历时１０天，杜月笙由于生病，一场女子戏也没有看过，到是不少北来名伶，纷纷的上１８层楼探疾，杜月笙在病榻上向他们连声道歉，并且也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只要喘疾稍愈，精神体力许可，他一定要抽出时间跟大家聚一聚。
在杜寿堂会演出中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名伶，首推余派嫡传孟小冬和在敌伪时期曾经蓄须拒演的伶王梅兰芳。这是两位举国无出其右的名须生与名青衣。孟小冬破例粉墨登场，已经使杜月笙面上飞金，光采万丈，而梅兰芳在１０日之内连唱８出大轴，仅只回避了与孟小冬同台的两场，这更是岂同小可，非比寻常。要不是梅兰芳和杜月笙交谊深厚，推说一声跟孟小冬同时演出多所不便，他比程、荀、尚三大名旦更有理由不来参与这次杜公大寿的义演了。
因为，伶王梅兰芳和冬皇小冬，曾经是一对恩爱夫妻。
早在１９２６年，孟小冬下嫁梅兰芳，这是尽人皆知的一件梨园韵事，以冬皇配伶王，珠联璧合，旗鼓相当，是菊部佳话。
原来，孟小冬系出梨园世家，但是她自小生长在南方，才１３岁，便在上海大世界乾坤剧场献艺，唱的是“谭派须生”，和名影星李丽华的母亲张少泉、香港老令工粉菊花同台演出，１９２５年她到北平，在三庆园演出，只唱夜场。
这时北平正值平剧鼎盛之时，余叔岩、杨小楼、陈德霖、荀慧生合组“双胜班”，和赴日演唱载誉归来的伶王梅兰芳打对台，斜刺里杀出一位南边来的小姑娘孟小冬，居然能在两大戏王之间脱颖而出，使北平戏坛由双雄对峙一变而为鼎足而三。孟小冬的天才横溢，异军突起，使梅兰芳不禁刮目以看，由仰慕而生情愫，双方心仪，最后惺惺相惜，于是“冬皇”嫔于“伶王”。
但当孟小冬红遍北平时，拜倒于她石榴裙下的少年郎，不知有多少。就中有一位京兆尹王达的儿子王维琛，单恋孟小冬到了发狂的程度。他听说孟小冬下嫁梅兰芳，便在衣袖里藏了一枝手枪，找到无量大人胡同中的梅兰芳的家里，扬言梅兰芳夺了他的“未婚妻”，他要找梅兰芳算账，一会儿要取梅兰芳的性命，一会儿又索赔１０万大洋。这时候梅兰芳恰在午睡，他家里一位常客绰号“夜壶张三”，在北平报界工作的张汉举，便出面敷衍周旋，张汉举在讨价还价时，陪笑商量，却不料梅兰芳一觉睡醒，贸然地闯了进来，“仇人”照面，惊坏了张汉举，当下只好向他抛个眼色说：
“这位王先生，是来跟你借５万块钱的。”
梅兰芳这时已经一眼看见了王维琛的脸色不对，以及他手上的那柄短枪，他大吃一惊，匆匆地说了声：“我打电话去。”便一个转身从侧门溜走。
他离开客厅后立刻打电话四处求援，于是，王怀庆的京畿卫戍总司令邓、薛之珩的首都
警察厅，以及全北平军、宪、警各单位都派了大队人马来，把梅兰芳的那幢四合院，围得水泄不通。
王维琛听到梅兰芳的那一句“我打电话去”，即已警觉大事不好，但是他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朝阳大学法科学生，养尊处优，任性惯了的大少爷，缺乏应变的能力，仍然僵着不走，一副手足无措、难于决断的神情模样，一直等到大批军警赶到，他才想起利用张汉举当挡箭牌一路开枪冲出去，其悲惨的后果可想而知，屋外乱枪齐下，院子里流血五步，伏尸两人，王维琛理性全失，他把夜壶张三一枪击毙，终于自己也饮弹而亡。
闹出这一桩血案，梅兰芳心摧胆裂，为之吓伤，他不久便携眷南下，但是正因为有此一幕，孟小冬便被梅兰芳的发妻福芝芳抓住“口实”，梅兰芳家里便鸡犬不宁。福芝芳进梅门在先，她口口声声为梅郎的生命安全着想，逼他和孟小冬分手。孟小冬自幼傲比冰霜，这时又红遍南北，她岂肯与不学无物、一心靠抓牢梅郎吃饭的福芝芳争一日之短长。然而，梅兰芳深爱孟小冬，他绝不愿轻言分离，但是，他也制服不了福芝芳的吵吵闹闹，因此，梅兰芳在声誉如日中天的时候，深深地为家庭纠纷苦恼，进退两难，几至愤不欲生。
梅兰芳的至亲好友实在看不过了，于是，他们决定集议筹商，插身其间，帮梅兰芳做这一个重大决定。
中国银行总理冯耿光是梅兰芳的后台靠山，梅兰芳一生对这位冯耿光———冯六爷可谓一言一行，无所不从。冯六爷说一，梅兰芳断然不敢曰二。
在梅宅血案发生过后不久，曾有一次，杜月笙的好朋友杨志雄，偶然在他家做客，亲耳听到冯耿光力排众议，要梅郎舍孟而留福。
冯耿光所持的理由是什么呢？三言两浯，很简单，他分析孟小冬和福芝芳的性格。他说孟小冬为人心高气傲，她需要“人服侍”，而福芝芳则随和大方，她可以“服侍人”。以“人服侍”与“服侍人”相比，为梅郎的一生幸福计，就不妨舍孟小冬而留福芝芳。他这个说法，把那些拥孟论者列举的冬皇优点，什么梨园世家、前程似锦、珠联璧合，伶界佳话全都压了下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不便再赘一词说什么了。
就凭冯六爷对梅兰芳的影响力，一件关系三方而终生幸福的婚姻大事，自此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孟被迫离异，黯然分手，这使梅、孟戏迷为之大掬了一把同情之泪。
因为这桩情事，在杜月笙６０诞辰盛大公演之期前后，上海的小报、杂志，怎肯放过孟小冬、梅兰芳同期演出这一条千载难逢的花边新闻。于是，上海滩的各种小报和方块杂志，花样翻新，不惜危言耸听，有谓孟小冬、梅兰芳的“南化会”，正是他们旧情复炽、破镜重圆的契机；又说什么早几年梅兰芳留须不唱，福芝芳则为破除寂寞，寄情赌博，早已将梅兰芳的生平积蓄，输得一干二净，她怕丈夫稽核，魂梦为劳，眠食难安，于是得了神经衰弱重症，梅兰芳正想驱之为快，如今心上人南来，泪看覆水重收，便在眼前……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总而言之，这时全上海的舆论似乎一致都在为孟、梅复合而在大声疾呼，摇旗呐喊。
好事的小报、杂志不遗余力大肆撮合，使梅兰芳百口莫辩，福芝芳心惊胆战，姚玉兰心怀惴惴，杜月笙则有说不出来的滋味，而孟小冬竟能处之泰然，她对所有报章杂志刊载与她有关的文字，一概视若无睹。
但是，“梅孟重圆”的谣诼却越传越盛，呼声甚嚣尘上，越是空穴来风，八字也没有一撇的无稽之谈，越是有人言之凿凿，煞有介事，这终于使得已卷入漩涡的梅兰芳、福芝芳夫妇，和杜月笙、孟小冬一对恋人，全都感到心中极不是滋味；于是，冰雪般聪明的孟小冬便提出回北平料理诸事的愿望，杜月笙虽说万分难舍，却是明知她的用心良苦，也就不忍心拒绝。
果然，等孟小冬突然回返北平以后，外间谣传种种，一下子便静止下来。
风止尘定，波涛不兴，杜月笙虽然略微心宽，但是萦念伊人在天之涯，他的心境渐渐地又变坏了。这时，华北战云日急，共产党连取要地，北平将成围城，杜月笙真是急得睡不好吃不香，心忧如焚。于是，他函电交驰，又派专使，好不容易租用一架飞机接出了孟小冬。
孟小冬抵沪时，杜月笙拖病躯亲自到机场接人。杜月笙欢天喜地，兴奋若狂，以后待孟小冬犹如捧住了一只凤凰。孟小冬也有感于他恩情之重，从此死心踏地，杜门不出，像服侍她师父余叔岩那样，尽心专侍杜月笙。
议长选上就辞出（1）
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徐寄庼跃登临参会议长的宝座。
杜月笙是临时参议员之一，可是平时他绝少出席会议。
徐寄庼领导的临参会虽然与上海市政府通力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如遇有重大事件，仍难发挥较大的作用，于是，有关权势人物深感上海市参议会有提早成立的必要，结果，
在上海临参会成立两个月，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间，上海市长钱大钧就已交付给上海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一项重要任务，请他筹划实施地方自治。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张晓崧先将上海全市划分为３１个行政区，成立３１个区公所。杜月笙早有警觉，暗中做了严密部署，在上海滩举行投票选举时，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３１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明眼人一望而知，杜月笙系的人物不但位置要津，而且还在全部当选者中占大多数。
上海实施地方自治的第二个步骤是举行上海市第１届市参议员选举，市参议员候选人由各区域及农、工、商、教、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团体产生。杜月笙经过考虑，决定列名商界，结果又以最高票数获选，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这样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可是，上海市参议员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就已选出，市参会办事处由上海市政府指派民政处副处长项昌权担任主任，积极筹备，而上海市参议员的当选证书，却一直到当年１０月才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这时候，吴绍澍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上海市长也由钱大钧换了吴国桢，吴国桢和杜月笙相当熟悉，两人又是好友，甚至连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也借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然而，成立大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第一任议长？这时，杜系人物已能够掌握局势，拥有过半数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当选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杜月笙却还有顾忌，那便是吴绍澍还存有相当的势力，虽然不至于影响大局，然而触触霉头也是令人心里难受的，这时杜月笙声威重振，飞黄腾达，光全国性的重要人民团体，他已经到手了３个，如全国轮船业公司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其余地方性团体与国家行局主持人或董监事，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日中则昃，盛极必衰”，杜月笙是深切懂得其中道理的，上海市议会议长一席，他心中有了最后的决定：先行当选，然后以年老体衰多病为词，向大会提出辞职，再挑别人。
为了市参议会议长选举，恒社子弟劝进者有之。奔走拉票者有之，联络活动者亦有之，当杜月笙毅然宣布他的决定，拉票和联络者便格外起劲，这是因为杜月笙既已决心一次当选然后让贤，那么，颜面关系，最好１８０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们的老夫子“光荣全票获选”。
照说，这件事不难办到，杜月笙言语一句，获选议长立刻宣布辞职退让，即使是竞选的对手也不会不买这个面子，反投杜月笙一票。可是，就因为中间夹着一个“明枪暗箭”，即处处中伤攻击杜月笙的党部与团部负责人吴绍澍，事情便相当的难办。
王先青仗着他多年为吴绍澍出生入死，尽心尽力，帮过吴绍澍的大忙，于是，他自动地去向吴绍澍尽最后的忠告。
找到了吴绍澍，王先青便单刀直入地问：
“现在市参议会就要选议长了，你究竟有什么打算？可不可以说出来？。”
吴绍澍听后，反问王先青一句：
“先青兄，你的意见如何？”
“不论对于国家的功勋，还是在社会上的声望，”王先青侃侃然答道，“杜先生为第一人，上海议长应该选他。”
于是吴绍澍便应一声：
“是啊。”
“不过呢，”王先青坦然的说，“杜先生身体不好是实，他不会做这个上海市议长的，大家一道选他一选，让他得个满票，然后再让给别人，这样么也好内外而有个交待。”
“好呀。”
王先青还不放心，再叮一句：
“你是说你那方面的人愿意一致投杜先生的票？”
吴绍澍再斩钉截铁地答复一次：
“是的。”
王先青交涉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立即告辞，兴冲冲地来到杜公馆，当面报告“老夫子”：吴绍澍那方面已经讲好，他一连两次承认届期一定捧杜月笙的场，将他所能掌握的票全投杜月笙———杜月笙听后，摇头苦笑，他不敢置信地说道：
“先青，我看不见得吧。”
王先青急忙分辩说：
“我跟吴绍澍面对面，说得清清楚楚的嘛，吴绍澍确实答应全投老夫子的票。”
杜月笙莞尔一笑，意思是叫他莫着急，他也漫声答了一句：
“到时候看吧。”
上海市参议会议长人选，经过各方面的协调，决定推举潘公展。潘公展是国民政府定鼎南京以后第一任上海社会局长———当时还叫做“农工商局”。杜月笙被推举为上海申报董事长，潘公展即以申报社长的职务负申报实际责任。至于副议长一席，则仍由杜月笙推荐前任临参会议长徐寄庼。
１９４６年１２月，一个满天飞絮的大雪天，北风怒号，气候严寒，上海市参议会借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成立大会，由于民社、青年两党获选议员王１６人暂拒出席，当日实到市参议员１８０人。当杜月笙身穿狐裘，步履轻缓的走进会场，市长吴国桢趋前迎接，人群中爆出嗡嗡议论和阵阵掌声。
不愿儿女们走自己的老路（1）
１９４７年底，在这一段时期，杜月笙的抱病之躯，在姚玉兰、孟小冬通力合作和悉心照料之下，已有好转的迹象，精神体力渐渐恢复正常。他因为卧榻太久，许多事体都不知道了，所以不时也肯下１８层楼到各处走走，转眼间到了１９４８年元旦，一大清早，杜月笙便驱车到市商会，参加元旦团拜，而在团拜席上，遇见了上海市警察局长俞叔平。
一见面，俞叔平提起上海全市警察将在元旦日举行大检阅，早就发过请帖，邀杜月笙莅
临指导，现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