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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戾的苦海
用饥饿的指爪
撕裂着中国的堤岸，
中国呀，我底祖国，
在苦海怒沫底闪射国，
我们永远记住
你底用牙齿咬住头发的影子。（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167页，海燕书局出版）
显现在读者眼前的是何等悲壮的图景！诗人对那些给中国人民制造苦难的侵略者压迫满怀着仇恨，在《轭》一诗中写道：
是呀！兄弟
中国是滔滔的大海
有的人给水淹到颈子
有的人坐在他们底头上茹毛饮血呀
中国是炎炎的火山
有的人焦头烂额
有的人在用人皮做风扇呀（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167页，海燕书局出版）
诗人不是停留在抒写人民的苦难，而是激励人们起来参加战斗。要复仇，要反抗，是这部诗集中许多诗篇的主调，如《复仇的哲学》、《悲愤的人们》都贯穿了这个主调。在《复仇的哲学》中作者写道：
烧吧，中国！
只留下
暴君底
那本高利贷的帐簿，
让我们给他
清算！（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32页，海燕书局出版）
烧毁旧的是为了建设新的，诗人在抒情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中充分展开了这个主题。诗人认为八年抗战用鲜血换来了胜利，是一个“终点”，但又是一个“起点”，要用战斗保卫“用多少回伤心的失败换来的胜利”（注：绿原：《又是一个起点》第21页，海燕书局出版），用新的战斗迎接未来。诗人用简练而绚丽的诗句描绘了中国未来的图景，尽管这些图景较为空泛，但在黑暗的日子里能给读者以鼓舞。
绿原的诗作在形式上接受了外国现代诗歌的影响，多数诗篇采用不拘一格的自由体，有些诗句还采用苏联无产阶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常用的阶梯形式。从诗歌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衡量，自然有不足之处，但作者注意诗句口语化，音节自然，便于朗诵，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邹荻帆继写作《木厂》、《意志的赌徒》、《青空与林》、《雪与村庄》等诗集之后，这个时期继续创作了许多诗歌，抒情诗后来大部分收集在《跨过》这部诗集中，政治讽刺诗则以史纽斯的笔名出版了诗集《恶梦备忘录》。诗集《跨过》收录了作者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八年写的诗歌十八首，其中多数是战斗性较强的刚健有力的抒情持，较之诗人抗战前期的诗歌作品调子更明朗高昂，诗句更朴实凝炼。长诗《中国学生颂歌》用感情炽烈的诗句描绘了“一二·九”以来中国学生运动壮丽的战斗历程，愤怒地揭露和鞭挞法西斯主义特务统治对学生运动的摧残和镇压，把革命的学生比作勇敢的海燕和高翔的天鸟，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他们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诗歌写道：
你们
站起来，
象海燕冒着暴风雨，
象天鸟
展翅在天郊，
我听见了你们的呼啸啊。
……
你们已经替反动派
撞响丧钟了，
你们所呼唤的
已疾奔着来了，
灿烂的明天
永远是你们底！（注：《跨过·中国学生颂歌》，原载1948年12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5辑）
诗人为纪念鲁迅而写的《跨过阿Q》一诗，热烈呼唤着历尽苦难而还未觉醒的人们，“从土谷祠里走出来呀”，“堂堂皇皇地象大树一样站起来”，“象山一样站起来”，“走在光天化日的大路上”。作者写道：
多梦的阿Q已经被压抑死了，
让我们从他底尸体上跨过去！（注：《跨过》第56页）
《跨过》这部诗集中还有不少诗篇，是人民翻身的颂歌，如《宣化店之春》、《致家乡》等篇。
政治讽刺诗集《恶梦备忘录》是蒋家王朝末日到来时种种丑态和劣迹的写照，讽刺锋芒直接指向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大人物”。如《幽默的人》嘲讽蒋介石在人民解放战争打击下陷入众叛亲离、狼狈可笑的境地。《我底迁都计划》勾画和讽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土崩瓦解。这些政治讽刺诗不仅刺向黑暗，而且反映出胜利即将到来的喜悦情绪。
在抗战胜利后创作政治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的热潮中，黄宁婴（1915—1979）在香港出版了诗集《民主短简》和长诗《溃退》。诗集《民主短简》收短诗三十三首，除《愤怒篇》这首抒情诗外，其余都是以书简形式出现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内容涉及很广，从各个不同的侧面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抗战胜利后变本加厉推行的反共媚外政策。如《给剿共的英雄们》、《给“爱国”的志士们》等篇，用讽刺性反语挞伐了反动派的“巢匪”、“戡乱”。《给刚开过的广东省参议会》嘲讽统治者玩弄的假民主。《溃退》是一部近两千行带有强烈政治讽刺性的长篇报告诗，描述一九四四年三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我国西南数省，而国民党数万军队“只顾亡命不打仗”、“转进又转进”，大后方一片恐慌和混乱，人民遭受了一场巨大的灾难。长诗通过这一“转进”过程，有力地暴露和讽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戳穿了国民党“领导”抗战的神话。长诗中有风暴描绘、人物速写以及各种小故事的穿插。诗句采用自由体，但多数诗句押韵，有民歌风味。
由于环境拂逆，诗人同群众的实际斗争往往被隔绝，在国统区难于产生象解放区的诗歌那样正面歌颂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的长篇叙事诗，但诗人从自己所熟习的生活出发，也写出了一些优秀的长篇叙事诗。除力扬的《射虎者及其家族》这篇著名的长诗外，玉杲的《大渡河支流》也是一篇富有特色的作品。这篇长诗最初发表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出版的《文艺杂志》，随后出版了单行本。长诗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秘密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去当了壮丁。琼枝怀了孕，绝望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灾祸的来临”。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压迫和被压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残酷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牺牲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那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被迫嫁到胡家，五个月后生下了孩子，立即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残和乡村舆论压力下被逼成疯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挽回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空气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暴露无遗。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污秽的，罪恶的渊薮”同地主家庭决裂作结束。作者通过这个悲剧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虚伪道德的罪恶，正如冯雪峰在《序》中指出：“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注：冯雪峰：《〈大渡河支流〉序》）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风不要来！
老鸦不要叫！
梧桐叶子
不要哭号！
旷野静静地
听这含羞的母亲
诉苦吧！诉苦吧！（注：《大渡河支流》第七章）
尽管长诗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令人悲愤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川内地地方色采的旧农村画面，显示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才华。继这部长诗之后，玉杲在一九四八年又完成长篇叙事诗《人民的村落》。
除以上诗歌作品外，任钧、方敬、金近、徐迟、苏金伞等许多诗人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写了不少诗篇。许多进步报刊陆续发表诗歌作品，显示了在严寒的政治环境中诗歌之花仍然开放。此外，国统区还流传过不少表现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况的民间歌谣。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更有反映湘西、黔东南苗族人民起义的叙事长歌转辗相传。纳西族老歌手和锡典一九四四年参加了抗租斗争，被捕入狱，作《狱中歌》，描述丽江文峰寺喇嘛迫使佃户不得不起而斗争的整个过程，具体入微，成为人民口头创作的重要文献。
在那些“四处都弥漫着飞扬跋扈的旧时代的阴魂，然而四处也都闪耀着圣洁无私的新时代的晨星”（注：郭沫若：《南京印象》，《沫若文集》第9卷第576页）的年代，杂文、散文同诗歌一样及时地配合了当时的民主运动。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抗战文艺》、《文哨》，在桂林出版的《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在香港出版的《野草》、《大众文艺丛刊》、《华商报·副刊》，以及在上海出版的《文联》、《文汇报·副刊》、《人世间》等许多报刊，登载了大量杂文、散文，运用迂回曲折、声东击西的战术，向黑暗势力进击。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冯雪峰、何其芳、聂绀弩、林默涵等许多作家，都曾以杂文、散文为武器，抨击“旧时代的阴魂”，迎接“新时代的晨星”。在反动派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禁锢下，杂文、散文不能不更加隐晦，但思想内容更坚实，笔锋更犀利，对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而且表露出黎明即将来到的胜利信心。
郭沫若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发表的杂文、散文，分别结集为《沸羹集》、《天地玄黄》两书，出版于一九四八年。这两部文集中有一部分是文艺评论和学术性论文，而大部分是针对时弊而发的杂感随笔，密切地配合了当时的现实斗争，洋溢着反法西斯主义的战斗热情，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民主的强烈要求，成为那个时代的剪影。民主战士李公仆和著名诗人闻一多被反动派暗杀后，进步文艺界和广大人民掀起了抗议、声讨反动派的怒潮，郭沫若奋笔写了《让公朴永远抱着一个孩子》、《悼闻一多》、《等于打死了林肯和罗斯福》等义正词严的文章，愤怒揭露和控诉反动派的罪恶，热烈歌颂为人民民主而英勇献身的战士。《沸羹集》和《天地玄黄》两书中的许多文章，不但气势磅礴，而且表达了作者卓越的见解和深邃的洞察力。例如，在《学术工作展望》一文中提出“努力科学的中国化，中国的科学化，以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来领导中国的一切，尽力争取中国的民主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作彻底的斗争。”（注：郭沫若：《天地玄黄》第356页）把“五四”时期提倡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提到新的思想高度，表现出作者的远见和卓识。许多文章运用形象、比喻，对国民党反动派旁敲侧击，如《啼笑皆是》、《黑与白》、《天地玄黄》等篇。在《天地玄黄》一文中，作者以“天玄而地黄”来比喻那时国民党统治区混浊的政治局面，指出“疗治时代疟疾的奎宁或阿特布林，便是民主团结与和平建设，要用这药剂来彻底消除法西斯细菌，天地也才有澄清的希望。”（注：郭沫若：《天地玄黄》第299页）
除《沸羹集》和《天地玄黄》外，郭沫若这个时期还写了回忆录《洪波曲》以及报告文学《苏联纪行》、《南京印象》。《洪波曲》主要描述作者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历。《苏联纪行》以日记体裁记叙他一九四五年赴苏联考察时见闻。《南京印象》用散文体裁抒写他一九四六年以旧政协代表身分到南京为和平而奔走时所见情景。这些书内容坚实，有不少优美的篇章。在《南京印象》中有“梅园新村之行”一节，作者满怀深情地描绘了为挽救民族危亡日夜操劳的周恩来同志。
同郭沫若的《苏联纪行》相类似，茅盾写了《杂谈苏联》和《苏联见闻录》两书，记述他访苏经过以及描绘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建设面貌，在当时情况下起了一些宣传作用。茅盾这个时期写的杂文、散文大部分收集在《速写与随笔》、《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生活之一页》、《脱险杂记》、《归途杂拾》等文集中。其中《时间的纪录》一书主要是讽喻现实的杂文和追悼怀念之文，其余各个集子多数是记叙性散文。茅盾从“五四”以来经历过无数瞬息变幻的风云，对现实的观察深刻而透彻，因而能以小见大，用小文章针砭“大时代”。他在《时间的纪录·后记》里说：“这些小文章倘还有点意义的话，则最大的意义或亦即在于此。命名曰《时间的纪录》者，无非说，从一九四三年——四五年，这震撼世界的人民的世纪中，古老中国的大后方，一个在‘良心上有所不许’以及‘良心上又有所不安’的作家所能记录者，亦惟此而已。”（注：《茅盾文集》第10卷第438页）作者在许多文章中告诉人们一个真理：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其寿命都不可能长久。如《东条的神符》、《狼》、《杂感二题》等篇，明鞭国际的法西斯主义，暗中也捶击中国的法西斯主义。除政论性杂文外，茅盾这个时期还写了许多文艺评论和序跋，如《五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