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青霍桑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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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小青霍桑探案- 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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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国英问道:“霍先生,你瞧什么?
    霍桑缓缓答道:“他的舌子却没有露出来。
    姚国英道:“也许因着牙关紧闭的缘故。
    霍桑带着怀疑声道:“是的,但他的舌尖也并不抵着牙关。还有一点,他脚底上并无灰尘。他怎样走到厢房里去的呢?
    姚国英忙应道:“他本来穿着拖鞋的,我在动手将他放下来前,有一只拖鞋还套在他的脚上,另一只落在地上。这一双拖鞋在厢房里,我还没有拿过来哩,
    我们都走向那厢房里去。厢房和卧室之间隔着六扇盘花的旧式的板窗,糊着画花卉的窗心,倒也不俗。这时中间有两扇开着。姚国英首先进去,汪银林和霍桑跟在后面。因着厢房比较狭小,并且堆满了衣橱木箱等物,我和杨春波便在画窗门口站住。
    这屋子是旧式建筑,上面并无承尘泥幔。这厢房的屋面更比较低些,我瞧见那第二根横梁上,挂着一根白色的扁丝带的环子。在这环子下面略略偏后一些,有一只榉木的方凳,方凳的前面有两只拖鞋,却排成了丁字形,并且距离两尺光景。
    姚国英弯着腰在地板上将两只分开的拖鞋捡了起来,又指着那上面的丝带环子向霍桑等解释。
    “他就是吊在这条带上的,两脚落空,离地板约有五六寸光景。这一只方凳放在他的后面,我还没有移动过。我想他起先拿了丝带踏在这方凳上,将带穿在横梁上,结好环子,随即把头套在环中。那时他的两足向前一踏,身体便即宕空。在这种情势之下,数分钟就可以气绝致命的。
    姚国英说完,自己便踏上了那方凳,两手拉住了他前面的环,拉到他的头颈里去试了一试。
    他又说道:“你们瞧,我如果把两脚脱离了这方凳,不会和他一个样子吗?”他说着随手把丝带的结解开,将带拿下,接着便从方凳上跳下来。
    汪银林用手把方凳推了一推,说道:“这方凳很重,的确不容易翻倒。
    霍桑旋转头来问杨春波道:“春波兄,刚才你进来时也曾瞧见这方凳吗?
    杨春波寻思道:“我没有注意。当时我惊惶异常,我的眼睛完全注视在汀荪身上,不曾瞧到他的身后。
    “你刚才说你曾抱着他,要将他放下。你怎样抱他的呢?
    “他吊的时候面向窗口,我是在他前面抱的。
    霍桑凑到那方凳面上细细地察看。
    姚国英带着抱歉的语气,说道:“唉,不错,这凳面上也许有足印可寻。不会被我弄坏了吗?”
    霍桑伸出他的左手,一边答道:“还好,这方凳靠窗的一边,果真有两个鞋印,不过非常浅谈。请你把那只拖鞋给我。”他接过了姚国英授给他的那双红棕色纹皮的拖鞋,放在方凳边上合了一合。他又点头道:“是的,正是这双拖鞋。但这方凳面上并不像别的东西一般地积满了灰尘,料想本来不是放在这厢房里的。”
    姚国英道:“我想这凳子定是从卧室中拿过来,专门垫脚用的。
    霍桑点头道:“好,我们再到卧室里去瞧瞧。
    六、一个烟尾
    我们走进了汀荪的卧室,姚国英忙着找寻那方凳的原位,我却乘机瞧这卧室的布置。这卧室朝东壁上有一个装着铁直楞的窗口,两扇有木格的长玻璃窗,分明是由旧式的明瓦窗改造的,故而这次间中光线倒也不弱。那铜床的一端,靠着西面和中间分界的隔墙,床的正面向南,有一只红木的妆台,就靠隔墙排列着。妆台上放着些香烟罐,火柴,烟灰盆,茶壶,茶杯,一只小瓷钟,两个玻璃花瓶,却放得杂乱无章。妆台的南面有两扇通中间的板门,这时用木闩闩着,靠门放着一只新式沙发。这门似乎并不出入。靠东窗的一边,有一只大理石面子的面汤台,台上有一只搪瓷面盆,面盆边上挂着一块折叠的面巾。此外还有些木梳、发膏、漱口杯、牙粉瓶、肥皂缸一类的东西。面汤台的南面,有一口新式玻璃面衣橱,也是红木质的。衣橱前放着两只长背的藤垫椅子。
    姚国英忽指着西边两扇画窗,说道:“霍先生,这就是放方凳的所在。”
    霍桑已将那双皮拖鞋放在床前的地板上,正站在妆台面前。他回过头来点了点头,接着就将那妆台的靠床的一只抽屉抽开。抽屉中有一只黑纹皮的皮夹,一只四号明面的金表,还有一只赛银壳的纸烟盒。霍桑将皮夹打开,里面有三四张五元的钞票,一方图章,和一个钥匙。霍桑在几张名片中间翻了一翻,忽抽出了一张细瞧。
    他惊异道:“唉,这大概是他的欠项的纪录罢?蒋方绶,一千元;小王,三百元;盛家森,一百元。……喂,春波兄他也欠你钱吗?
    杨春波皱紧了眉毛,用舌子舔着他的嘴唇,踌躇着不答。
    汪银林又将怀疑的目光瞧着他,催逼道:“你为什么不说?他究竟欠你钱吗?
    杨春波低声道:“欠的。
    霍染又问道。“多少?”
    杨春波道:“一共一千四百元。
    霍桑点头道:“对的,这里也照样写着。这数目分两次借的:第一次,八百元;第二次,六百元。对不对?
    杨春波点了点头,却不答话,目光却沉下了。
    霍桑又用手要抽开靠近沙发的一只抽屉,那抽屉锁着。他瞧了一瞧,便从那皮夹中拣出来一枚钥匙,塞在锁孔中旋了一旋,竟应手而开。他在抽屉中翻了一翻,忽又发出惊异的声调。
    “唉,这抽屉很杂乱,莫非有人翻动过了吗?……这里有三种票子:狗票,马票,和当票。狗票的数目最多,竟积到二寸厚了!当票也不算少。当款的数目,要算这两张最大;一张是一千二百;一张是九百。包朗,你是读当票的专家,请过来瞧瞧。当的是什么东西?
    我暗忖霍桑这样给我夸张,岂不要使我当场出丑?我本不曾当过朝奉,只曾向这班人讨教过一二。当票上的字,唯一的秘诀,就是将字写别和分割,对于几种普通的东西,他们有呼别的专门名词。并且他们写得很熟,一笔连串,不熟悉的便瞧不出来。我把那两张当票按过细细瞧,幸亏都认得出。
    我答道:“这一干二百元的,是一只钻戒,已当了十二个月;九百元的,是一条珠项圈,时间更久,还是去年五月里当的,再过一月,就要满期没收了。
    姚国英又表示他的见解。“现在很明白了。这个人大概喜欢赌博,赌输了钱,便将他妻子的遗物去典质。现在典质和借贷部已到了绝路,就不得不自杀。霍先生,你以为怎样?”
    霍桑点头道:“他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很坏的。
    汪银林正解开了死者身上的那件浴衣的绳结,细细察验他的身体。
    霍桑问道。“他身上有别的伤痕吗?”
    汪银林摇头答道:“完全没有。”他说着,重新将浴衣盖好,立直了身子。
    霍桑忽又凑到死者的嘴唇近边嗅了一嗅。接着他又走到面汤台前瞧瞧面水,又翻开了面盆边上折叠的面巾,同样用鼻子嗅了一嗅。
    汪银林问道:“他曾洗过脸吗?‘”
    霍桑忽抬头答道:“你也来嗅嗅。这是什么臭味?”
    汪银林果真凑到面盆上嗅了一嗅,说道:“似乎有些甜味,大概是生发膏臭味罢?”
    姚国英忽抢着说道:“对了!从这种种情势上推测,我刚才的见解似乎更近事实。
    霍桑瞧着他问道:“何以见得?”
    “他今天早晨起身以后,正在洗脸的当儿,忽而想到他自己经济的压迫,便发生自杀的意念。因为这种赌徒们,在赌时昏昏迷迷,往往不顾利害地一掷千金,只有在清晨神智清明的当儿,才有觉悟的机会、可惜他的觉悟已晚,一想到自身的危险,便不得不一死了之。霍先生,你认为这见解对不对?”
    霍桑沉着目光,喃喃地说:“很有哲学意味。
    汪银林又旋转身去问杨春波道:“你昨夜里有没有跟他谈起过借款问题?”
    杨春波慌忙答道:“‘没有。我们只谈着到吴凇去的话。”
    这时候楼下忽发生一阵喧闹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人来了。
    姚国英说道:“这里都已瞧过了,我们到楼下去罢。
    霍桑应道:“好,银林兄,这条丝带你拿着,让他们瞧瞧是什么人的。这些皮夹一类的东西,不妨留着,让检察官来收拾。最好请一个专家医士来,并且请他们就来检验。,…唉,且慢,那枕头下面是什么东西呀?”他说着,又回到床面前去,把枕头翻开,忽现出一个黄色的西纸信封。他惊呼道:“唉,这里还有第四张符哩!
    姚国英也站住了脚步,回到床面前来。我见霍桑手中拿着的那个信封,正和以前的三个相同,信面上的钢笔字,也出于一个人的手笔。
    霍桑说道。“唉!这个邮印是二十七日六时发的。今天是二十九日,昨天就应该送到。这封信是投寄在第五分局的。包朗,我记得第二封信,也有第五分局的印章。对不对?”
    我答道:“正是,你说第五分局似乎在新闸方面。
    姚国英显着莫明其妙的神气,要想发话,但霍桑已很小心地将信中的信笺抽出。
    “唉!果真又是一张怪符?”
    我们大家却走过去瞧。这符又和前三张不同。我们几个人瞧了一瞧,大家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霍桑解释道:“‘这是很显明的,上面三点定是个’三‘字,就是’三日死‘三字,下面是新标点的惊叹号”!’我们上一次假定那剑形的一竖一点是叹声号,现在可以证明了。
    姚国英惊诧道:“这是什么意思?奇怪!
    霍桑答道:“这里面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春波兄,你把这回事简单些说给姚署长听听。”
    当杨春波给姚署长解释那怪符历史的时候,霍桑将那符信小心地折好,放在他的衣袋里。他又走到床面前去,翻开了下面的褥子搜寻,却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蹲下了向床下窥探,忽又回到床背后去。我不知他发现了什么,便跟着他走过去瞧。他走到了床背后,又蹲下身子,从地板上抬起了一个有一寸光景长的纸烟尾。他拿了烟尾凑到鼻子上嗅嗅,又走到朝东窗口去细瞧。一会儿,他又回到妆台面前,把那罐使馆牌烟罐的盖开了,向罐内瞧了一瞧。他又开了靠床的那只抽屉,重新把那只赛银烟盒取出,打开了盒盖,里面还剩两支纸烟。
    姚国英讲完了湖怪符的故事,失望道:“唉,这里面还有这样一幕鬼戏!这案子倒反而复杂哩!”
    霍桑不理会他,自顾自地问道:“姚署长,春波兄,刚才你们上楼以后可曾吸过烟?”
    姚国英和杨春波都旋转头来,回答没有。
    霍桑把拾得的烟尾拿在手掌中,说道:“这烟尾落在床背后靠近床脚的地板上,我们进门时竟没有注意。这烟尾很新鲜,烟丝粗黑,虽已瞧不出什么牌子,但一定是廉价纸烟。死者的烟罐和烟盒里面,却都是高价的舶来品使馆牌。这样,以证明这烟尾决不是他丢在地板上的。”
    汪银林道:“那么,今天早晨一定有一个吸纸烟的人进来过了。”
    霍桑点头道:“这理解很对。因为烟尾的一端,还不曾干透,一定是今天早晨丢下的、”
    汪银林的眼光又斜到杨春波的脸上,紧闭了嘴,似在暗暗点头。杨春波似有些儿惊慌。
    杨春波总自动辩白这:“今天早晨我当真到这来过的,但我吸的是金星牌纸烟,烟丝细长而黄嫩。你们尽可以瞧。”他又从他的那件鼻烟色西装的胸口袋里,摸出那只银烟盒来。
    汪银林冷冷地答道:“我并不说你啊。你为什么自己心虚?‘”
    霍桑把那烟底放在他自己的烟盒里面,一边解围似地说:“我相信这种烟的确不是春波兄吸的。唉!楼下又有什么人回来了。我们下去。”
    我们五个人由霍桑引导着,鱼贯地走出死者的卧室。霍桑走到中间的门口,又站住了探头向里面张望。那楼梯与中间之间,隔着一层板壁,连着两扇旧式的板门,这时那门开着。
    霍桑道:“这中间里面也有一只床铺,像是一只!临时的客铺,昨夜里好像有人睡过。什么人呢?
    他的问话并没有人回答,接着我们一行人便走下楼去。
    客堂中有一个老者,正在和那少女丽云谈话。旁边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短衣的男子,和一个年龄在五六十之间的老妇,都出神似地听着。我后来知道那老者就是死者的嗣父甘东坪,短衣男子是厨子阿三,老妇是苏州吴妈。
    甘东评生得倒也气概不凡,宽阔的肩膊,挺直的腰背,红润润的面颊,和发话时宏亮的声音,都不见衰老之态。他的头发虽有些花白,但神气至多只有五十以上的年龄。他穿着一件低领的旧式圆花黑线春的薄棉袍子,袖子很长,腰身很阔,假使罩上一件马褂,倒很有旧官僚神气。他的脚上穿一双阔梁的缎鞋,一条破绉纱的绸夹裤,用带扎着脚管。他一听得我们的脚步声音踏进了客堂,便旋转身来,把两只长袖掩盖的手,按在胸前连连拱着。
    他招呼道:“先生们,劳驾,劳驾唉,姚署长,你也来了。我真想不到,这孩子竟干出这种勾当。他已没有希望了吗?”
    姚国英摇头道:“他已完全硬了,至少已死了两三个钟头。
    老人皱眉顿足地说。“唉!这真是家门不幸!先生们,请坐,请坐。
    我们坐定以后,那莫大姐端着茶盘出来,向我们五个人一个个敬茶。我瞧这莫大姐的年纪约有二十四五,蛋圆形的脸儿,红润润地不瘦不肥,皮色虽然黑些,五官端正,眉目清澈,倒也俊俏不俗。伊的身材比丽云要高些,上身穿一件淡蓝自由布的单衫,下面系一条黑级的大脚管裤子,一双天然脚上穿着白色细纱袜和黑哗叽的鞋子,打扮也很整洁。伊送过了茶,又拿着香烟罐出来敬客,举止上也很灵敏。
    姚国英问道:“甘先生,你对于这回事,事前是否知情?”
    老人答道:“我完全不知。我每天早晨总是风雨不更地要到城隍庙的湖心亭去的。昨夜他在什么时候回家,我也不知道。诸位不要见笑,我们父子间会面的机会很少:我出去时他没有起来,他回来时我却早已睡了。今天我出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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