岣泄酥裂侵薮丛帜研院蠊！�
尽管马立诚一再鼓吹他的“对日新思维”，但他自己也领教了一回日本人的厉害——2004年，马立诚出版了对日中关系看法的新作《超越道歉》。但是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却将它改名为《日本不必向中国道歉》出版。这种不负责或是别有用心的歪曲，使马立诚先生又遭受到一场中国网民的“卖国贼”、“枪毙”等谩骂和人身攻击。马立诚也极其不满地讲：“超越道歉和不必道歉完全是两码事。打个比方，我写的是妈妈，你翻译成母亲当然没有错。但是你翻译成祖母，我就不能接受了。”马立诚已经向日本有关方面进行严厉的交涉。
之后马立诚又出版了名为《中日战争的启示与思考》的新专著。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针对汪精卫的所谓“冤案”！马立诚认为：首先，汪精卫是中国政府内部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其次，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维新政府”也是为了解救千百万处于战争深渊中挣扎的人民，挽救濒临崩溃的“国民政府”。再次，汪精卫确实也是为了中国的利益而甘愿冒被人斥责为“汉奸”的危险，与日本进行和谈的。这其实是“曲线救国”的一种策略。最后，马立诚得出了汪精卫是“民国版的姜伯约”的“高论”，“虽曲身降魏而心存汉室中兴”的“爱国者”！
“我本无爱于日人，而日人援我以手；我更无罪于英美，而英美以我为仇，因是联日而反英美。和战之间，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无非雪列强百年辱我之仇耳！”——汪兆铭（精卫）
升值压力
2004年1月1日，一条神秘的信息被输入了“纳蓝”计算机：“阿尔忒弥斯计划第五阶段启动”。
南非私人庄园中的那位老者也收到了这一情报。最初他判断这可能与马立诚“对日新思维”的新一轮炒作有关。如果说2002年底提出“对日新思维”还可以算是放探测气球的话，那么到了2003年底再重提“开创中日友好新局面”，客观上只能是适得其反，只能是彻底搞臭“联日反美”的战略。但是几天后爆出的另一条新闻，似乎比离间中日关系更有价值。老者一时间也有些拿不准了。信息全摆在那里，却无法弄清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这才是情报分析中最难的地方。
2003年12月31日，国务院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银行各获得225亿美元，钱已经全部划到这两家银行的账上。消息是2004年1月6日才正式公布的，但情报分析却不能排除提前得到信息的可能。安妮——老者的孙女和助手，最初只是将这一新闻归到了财经类下，并没有当成大战略的最高级别处理。只是在看到网上论坛中＇思维教练＇的《解析：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银行》、《现在空喊“人民币不升值”已没有任何意义》两篇帖子后，安妮才知道自己错了。
从官方的说法看，这次注资是提高其资本充足率，降低不良资产比率，为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上市铺平道路——标准普尔立即提高了两大行的信用评级。但是还有一些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完成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而不是为了上市而上市。他们希望这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重大举措的开始。＇思维教练＇进一步分析认为这次相当于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注资，接近中行、建行两家银行现有资本金之和，必将引发通货膨胀，同时为迅猛增长的外汇泄洪，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用《货币银行学》来分析，这次注资是将外汇从中央银行资本（L5），调整到商业银行在央行存款（L2），央行的外汇（A4）不变。据知情人士介绍，450亿美元全部是美元资产，这些美元资产部分存放在境外。这些外汇的存放形式并没有改变，中国政府也没有减持美国国债的想法。这次注资的450亿美元是要肯定是要增加L2的，基础货币B=L1＋L2，那么基础货币的增加必然增加人民币的供给。只是由于现在还很难确定这些资产的最终如何使用，还不能判断造成通货膨胀的程度。如果真按知情人士所说的，450亿美元注资将不进入汇兑程序，而是以外汇资产的形式留在两家银行的账上，不可以兑换成人民币使用，可能只是造成轻度的通胀。但这却发出了一个中国决心走出“通货紧缩”的重要信号。
中国的通货膨胀将造成出口商品的人民币计价成本增加。即使汇率保持不变，也会提高出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将减少出口；同时，美国进口商品按不变汇率折算出较低的人民币价格，将增加进口。美国既达到了减少逆差的目的，中国也保住了人民币不升值的面子。
看了＇思维教练＇的分析，老者高兴地对安妮说：“没想到这个人还挺懂经济的，你今后要多注意他在论坛上的帖子。最好能跟他建立起Mail或QQ联系。”
是啊，简单的一次注资竟然牵扯到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思维教练＇竟然能分析的头头是道，实在是不简单。
“你再查查这个＇思维教练＇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其他文章。”老者补充说。
“查到了。”安妮熟练地检索着数据库，很快就找到了需要的结果：“＇思维教练＇是主张人民币应该放弃‘钉住美元’政策的。他认为升值压力主要是中国外贸顺差带来美元外汇储备急剧增长，和国际市场上美元贬值造成的。所以人民币应该改为与欧元、英镑、日元等‘一篮子’世界主要货币挂钩的汇率机制。”
安妮又继续查询了一下相关信息，补充说：“他不是第一个体出这种观点的人，但也算是少数比较早的人之一。随后中国关部门领导的‘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承诺，显然是采纳了这一少数派的意见。”
老者看了一眼屏幕说：“能不受简单的升值、贬值观点左右，能坚持自己的原则，这就已经很不错了。”
从2003年以来，海外就刮起了一股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大风。先是日本财务相在七国财长会议上提出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那样的文件，要求人民币升值。随后美国财政部长斯诺也表示人民币应该升值。而由于美元走低，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上遂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压人民币升值的势力。在这个所谓的“国际包围网”中，日本充当了抨击中国的急先锋。日本高级官员屡次指责中国出口通货紧缩和“挖空”日本劳动力市场。之后美国，也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一时间国家上形成了一股批评“中国出口通货紧缩论”，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与此相反，在互联网的论坛上，却有很多人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甚至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声音。中国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陈新＇这一次也是坚决反对人民币升值的。他甚至批评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朱熔基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举措，是牺牲了千百万工人、农民的利益而换取的。
“不贬值”的直接后果是产品出口一路下滑，外资财团老板将资金抽走。农民是最直接的受害者。1997年下半年开始，市场上大量农副产品积压和价格下跌，粮食、棉花价格在九六年的基础上下跌了大约25个百分点，牲猪、禽类、淡水养鱼下跌了30个以上的百分点，产500克稻谷要0。5元的成本，而销售价达到最低点的0。43元。产500克小麦成本0。6元，销售价只有0。55元。而当时一瓶500克的矿泉水1。5元，粮食只有矿泉水一半的价格。劳动力不算，仅投入的化肥、农药及苛捐杂税就高于商品的产价。千百万的农民收入都是入不敷出。亏到血本无归。
乡镇企业和工人更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化纤、轻纺产品、手工艺品出品滞销，价格不断下跌，加上银行借贷受到控制，小型企业很难贷到款，大多数乡镇企业被迫关闭，据中国《乡镇企业报》2000年底报导，仅两三年时间里，中国乡镇企业占60％的关闭，占95％的存在著三角债。
企业形势不景气，工人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企业老板只有在克扣工人工资上大做文章，从沿海城市到内地工厂，普遍存在著降低工人工资的现象，有的甚至不给工钱，一些背井离乡的打工仔、打工妹辛苦的工作一年后拿不到工钱空空而归。
向世界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实际上是农民拿钱为国家堵了金融风暴的漏子。是牺牲工人的利益挡住了金融风险的诀口，“软著陆”的方法避免了经济泡沫的破裂，却将经济负担一步一步地转嫁到了工人、农民头上。
＇陈新＇认为这次“升值”也将极大地影响出口和就业，牺牲无数普通农民、工人的利益。所以他要坚决反对。
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办公室中，钱郑宇也正在和著名经济学家张宁讨论着这次向两大银行注资之后各方面的反应。
“450亿美元的意义完全取决于是‘输血’还是‘造血’。”张宁正说着自己的看法：“给两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剥离不良资产、财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乃至成立存款再保险公司等中国商业银行系列变革的进行曲将响个不停，直至国有商业银行走出险境、修成正果！”
钱郑宇显然没有张宁那么乐观：“这次改革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正因为如此，各方面的阻力还是很大大的，我们面对各种困难和风险也要格外慎重。”
“我认为我们应该记取前任的教训。”张宁继续试图说服对方：“银行的风险问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我们就注意到了。1998年为四大银行补充了2700亿元资本金，1999年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并剥离五大行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2000年以后国务院严令各行降低不良资产率，等等，工作力度不能说不大。但这些治标的措施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回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风险依然较高。先治标后治本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治标后对治本犹豫不决，几年拖下来，治标的成果就丧失殆尽。再不下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制，也许我们将失去在稳定状态下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
钱郑宇坚持说：“这个我比你更清楚。在剥离1。4万亿旧的不良贷款后，又形成了不少新的不良资产。我们公布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是24。13％，约1。91万亿元。但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非信贷资产到底输了多少？表外业务输了多少？我们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到底有多少？加上2001年以来，各家国有银行大量发放长期贷款，在贷款到期、问题暴露之前，都是被当作正常贷款报告的，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实的贷款风险水平。问题是很严重的，否则也不会有这次注资了。”
“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有些问题短期内无法改变，国有商业银行的改制也就没有办法进行。”钱郑宇没有让张宁插话，翻着手边的一份材料继续说：“央行的一个分析报告显示，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由政府红头文件造成的占29。2％，企业政策性关停并转占8。5％，国有企业经营不善占26。8％，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占10。1％，银行自身经营不善占19。3％。这就是说，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完全是由于政策性因素造成的。国有银行承担了改革成本，国家向国有银行注资也是理所当然。可是社科院的那个曹红辉，却说将国家外汇储备注资银行，实际上有规避法律程序的嫌疑。注资需要人大批准。还有人质疑汇金公司成立的理据何在？它是如何组织的？谁来进行监管？说注资是‘拆东墙补西墙’、‘剜肉补创’——用外汇储备补银行呆坏帐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这就让我们很被动了。改制的阻力还是不小的。”
张宁不无感慨地说：“有些人仅仅是看到国有银行承担改革成本的一面，可另一方面，四大国有银行通过垄断的方式把整个社会的绝大多数金融资源掌控在自己手中，通过利率管制、信贷管制让国有银行获得超额垄断利润，2006年底是中国加入WTO后承诺开放金融市场的最后期限。这种金融垄断还能维持多久？现在不改制就怕来不及了。”
钱郑宇把话题岔开了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经济增长会不会造成严重冲击。”
“通货膨胀是在控制范围之内的。”张宁很有信心地说：“与2003年底4032。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相比，这次动用的比例也不算太大。中行、建行毕竟规模算是比较小的，经营状况也算是比较好的，我真正担心的工行。截至2003年底，工行不良资产余额为854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为7207亿元，非信贷类风险资产为1339亿元，超过了中、建两行的总和。我预计工行和农行需要注资的规模是1500亿至2000亿美元。那个比例就大了。未来真正的威胁在于国内的通货膨胀、出口顺差和引进外资的减少。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也并非善策，但是汇率的大波动也不能接受。中国应该考虑另选‘本位’来稳定波动。如果在外汇管理上不做任何动作的话，只靠嘴硬，硬不了几天。”
钱郑宇不以为然地说：“我看问题还没有严重到那个程度。1997年亚洲危机后，我们顶住了压力，没有让人民币贬值就得到了普遍的赞誉。虽然困难很大，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这次是国际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国内通货膨胀贬值的压力同时存在，问题很复杂。中国的银行系统过于脆弱，人民币升值将极大地打击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出口行业，特别是许多出口企业，其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了，人民币一个小的升值，比如说3—5％，就足以吞噬其全部利润，这些企业的如果不盈、甚至亏损又将直接影响银行的资金安全极大冲击中国的经济稳定。更加灵活的汇率和放开金融管制，更可能引起经济的动荡甚至崩溃。上面现在要的是稳定。只要不出‘大漏子’，能不动就要不动，自己一定要稳住，以不变应万变。”
一讲到政治大局，张宁也无话可说了。
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