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部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
中国式的内阁诞生，虽然将权利变得更为集中，然而却也让天下的各个阶层都拥有了监管朝政的权利，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进步。
但是如果让杜睿选择的话，他不会选择这种中国式的内阁，他会选择一种更加完善的制度一一三权分立！
所谓的三权分立是西方国家的政治纲领，其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互相制衡。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
分权的目的在于避免独裁者的产生。就像当今的华夏大地，皇帝以至地方官员均集立法、执法、司法三大权于一身，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三权分立则是为了避免这一现象的诞生。
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政体当中，也分为美国的总统制，和英国的议会制，很显然所谓的总统制，肯定不适合大唐，那么也就只有英国的议会制度可以了。
不过英国的议会制度也不是完美的，首先议会制度本身就不是三权分立，他的显著特点就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不分立。议会不但是国家的立法机关，而且是国家的权力中心。行使行政权的那些人来自议会，包括总理也是由议会推举的。他们既属于立法部门，又属于行政部门。也就是说，立法权与行政权在实质上是合一的。两种权力不但共生，即产生议会成员的选举也间接是产生总理的选举，而且共灭，即总理必须保持议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否则要么下台，要么解散议会而重新举行大选。不但如此，一般而言，议会制是没有任期限制的，只要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总理就可以永远干下去。在议会制下，政府由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成，并对议会负责。英国是典型的议会制国家。在议会制下，政党政治实质上是主宰议会政治的幕后之手，“议会至上”实质是“执政党至上”。
杜睿当然不想大唐的朝廷陷入类似于明末时期那样的党争之中，三权分立制度要经过不断的完善，使之可以附和大唐的国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要想完成这一目标，可是比当初变法要困难的多了，当初变法，是与大唐的世家豪门为敌，敌人虽然强大，但好在还有太宗皇帝的支持，而这一次则完全不同了，那可是要与整个大唐的贵族阶层为敌，甚至是皇帝都在他改革的对立面上，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或许穷尽杜睿一生的心血都没办法完成，不过没关系，在他众多的子嗣之中，他已经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属于大唐未来的希望。
杜睿完不成，他还有儿子，儿子还有儿子，就好像愚公移山一样，只要坚定了一个目标，锲而不舍的努力，总有一天，就像方才杜学武言语之中的那个大唐，终究会成为现实的。
第七篇 永徽 第二章 杜家有子
杜睿满脑子都在想着未来大唐的政体，他现在虽然是个富贵闲人，可是说到影响力，便是朝堂之上的那些达官贵人，有几个敢看轻了他的。
在百姓们眼中，杜睿是归隐杜陵，做起了闲人，可是朝中那些达官显贵却不敢这么想，也亏得这些年大唐无事，否则的话，一旦有大事发生，李承乾最信任的依然还是杜睿，如今朝中的少壮派势力虽然已经崛起，尤其是田迎这个永徽朝第一科的状元郎深得李承乾的信任，可要说在李承乾心中的分量，那还是远远比不上杜睿的。
杜睿此刻心中装着大事，自然也就没有了心思游玩，看看天色渐晚，杜睿便吩咐人打道回府，只是难得出来一次的儿女们却有些不情愿，可是又不敢违抗杜睿的意思，只得不情不愿的跟着回去了。
回到府中，杜睿将自己关进了书房，继续想着三权分立的事情，就目前来说，三权分立彻底施行，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大唐要做的只是不断的朝着那个目标完善，一步一步的达成。
现在的社会制度和国情，能做到的只是限制军权，如果是太宗当朝的时候，就算是再给杜睿几个胆子，他也不敢，但是现在的李承乾，甚至以后的李弘，就不一定了，虽然一旦坐上皇帝的宝座，任何人都会将权利死死的抓住手里。
但是守成之君和开拓之主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更在意自己身后，江山社稷的安泰，子孙万代能否保得社稷江山千秋万代。
这就给了杜睿机会，首先确立内阁，辅佐皇帝，治理朝政，进而以内阁制衡君权，再以检查部门监督内阁，以防止内阁尾大不掉。
这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定然是错综复杂，而且其中的艰难险阻定然远胜于当初的贞观变法，当初变法，杜睿意在打击流毒数百年的世家大族，杜睿能成功，首先就是因为有了太宗皇帝的支持，有皇帝做坚实的后盾，纵然是天下汹汹，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可是现在杜睿心中想的可不一样，如果当真要朝着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进化的话，他首先要面对的第一个阻力就是君权。
到了手的权利，没有谁会愿意放弃，哪怕是分出一部分也不可能，可是越是艰难，杜睿的斗志就越是旺盛。
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立，三权相互制衡，相互约束，这样以来虽然远远不如一言堂来的有效率，然而却能从根本上杜绝权利过大，无人能制的状况发生，总的来说，对这个国家是绝对有好处的。
而执法部门想要继续确保自己的权利，就需要得到天下所有百姓的支持，他们只能兢兢业业，以求能保住手中的权利。
当然这还需要另一点可以达成，那就是开启民智，就像白天杜学武说的那样，要让百姓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要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而且敢于说话。
华夏数千年来，百姓的社会地位一向都是可有可无的，他们的政治诉求根本就得不到满足，久而久之，百姓也就失去了这个本能，他们被局限于小农思想之中，只想着有地种，有饭吃，有衣穿，有片瓦遮身，有子孙可以传递香火，就可以了，对朝政如何，对地方官员是否清正廉洁，他们往往是看不到的，也不愿意去看。
政治也就变成了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手中的玩具，任他们肆意摆弄，要是当权者是个有道之人还好，一旦暴虐，愚蠢之人上台，那么等待这个国家的必将是天怒人怨，民不聊生。
可是要开启民智，让民众关心政治，关心这个国家的大方向，这个要比与皇帝争夺权利，更加困难。
因为这等于是在于整个国家的精英阶层为敌，他们虽然只是少数人，但是可不要小看他们，他们的手中所掌握的可是舆论导向，以及始终被确立为正义的一方。
但就是这些精英阶层，在华夏五千年的历史上，所奉行的就是愚民政策，他们一面在鼓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且在一面大肆愚弄百姓。
那么什么是愚民呢？
愚者，愚弄也。民者，大众也。愚民即愚弄大众。愚民政策就是占据着社会精英阶层的一些人，为了一己之私，为了能够始终掌握着权利，而推出的愚弄人民，使其愚氓无知，闭目塞听的政策。
愚民政策古已有之，从历史上来看，愚民政策发端于一个私生子皇上，也就是秦始皇，虽然私生是偷偷摸摸的，但是愚民却是明目张胆的，秦始皇的确没给华夏的政治格局开个好头，焚书坑儒也在历史上以骂名传世，直至今日，人们仍能闻到其中的血腥味。秦建立中央集权制，那时衣服旌旗均以黑色为贵，而庶民也以黑布缠头，号称黔首，过上了一阵子，“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的日子。
为了维护统治，让百姓都变成彻彻底底的顺民，秦始皇做的有两件事是较为突出的，一是从独廷尉李斯的建议，将秦以外的史书全部焚毁，私人所藏儒家经内和诸子书都当干柴烧掉，聚谈诗书者斩首，理由是“儒生不师今而学古，各尊私学，诽谤朝政，惑乱民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不过，这里的书并非全烧尽了的，医药、占卜及农作物的书不属烧禁之列。秦始皇心知肚明，民众虽不可施以教化，但不可不强身健体，所谓思想不可杂草丛生，但田间不可不繁荣锦秀。脑子里没有了那些不干不净的东西，黔首们也就只有面朝黄土北朝天的份。
光愚弄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是不够的。秦始皇做的另一件大事是造宫室，其实造宫室，除了收集天下美女外，还搜集天下兵器，将其销毁，然后在阿房宫前殿，筑成十二个铜人，重各二十四万斤，据称，为防有人携兵器入阿房宫，还设了磁石。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既有眼，独。夫难为，之后的事是始皇帝没有想到了。没有兵器的民众揭竿而起，这就是陈胜吴广领导农民兄弟的起义，没读过书的项羽，刘邦杀进了阿房宫，“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息”。
如果说民意是个女人，焚书坑儒，实际上也只是光天化日下绑架民女的行径，虽罪恶，但也只是将她关起来，虽然偶有动手动脚的嫌疑，但主要还是让民女隔离大千世界，至于民女怎么想的，秦皇老儿并不知晓，由于秦皇忙于日理万机，劳顿不堪，还没来得及将民女揽在怀里，便在出巡的路上病死。时为前二一零年，三年后，秦朝灭亡。
秦始皇虽然残暴，但愚民政策却不彻底，反而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反抗意识，相比较而言，他的后来者，也就是那位历史上集文盲与流氓大成者刘邦，在他夺得天下之后，中国愚民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
昔时秦皇，只知秦家天下，而到汉时，纯儒学的政治主张实际将同志阶级完全的划分到一个阶级的份上。纯儒学政治使上下层豪强得到兼并的便利，同时也形成了大一统的思想，“四海一家”指的就是全世界都是一家子，都听皇帝老儿的。
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意见，独尊董仲舒与公孙弘的《春秋公羊》，罢黜百家。西汉前期，为官有三条途径，一是郎官，家有中等财产，自备车马薪水，可进京做官。二是在本郡做官，不限财产。三是由大官老爷征召。
而汉武帝在独尊儒术后，昔日的黔首们也开始官迷心窍，兴高采烈地赶着大好前程去了。这就是那时的孝廉与茂才制度。儒学与做官结合起来，武帝说，只要你们顺从我的《公羊》，我就给你们好官做。董仲舒与公孙弘也是深得主子的好处的。当时“古董”成了西汉今文经学中最大的儒者，而“老公”则做了丞相，封平津候。
汉武帝牵出他的《春秋公羊》，是因为《春秋》有孔子的名份，是专诛乱臣贼子的著作，而到了董仲舒的嘴里，便出了阴阳怪调。
的确，董仲舒的哲学是《易经》阴阳学说的引申。董仲舒说，凡事有阳就有阴，有上就有下，有顺必有逆，有昼必有夜。所谓“凡物必有合”、“合各有阴阳”。他的阴阳怪调是，阳性尊，阴性卑，君、父、夫是三阳，臣、子、妻则属阴。中国几千的封建糟粕便是从此开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生出一帮奴才。
据其阴阳怪调，引而申之，有愚必有被愚，而为了当官，进取向上，有事业心，做新时代的好青年，就只有皓首穷经的份。就像愚公移山，天下人也来了一个愚公读经，公而生子，子而生孙，总有一年能把经书读透，彻底体会经朝廷的精神。
愚民政策，就好像是一门阉割艺术，不过是在精神与思想层面上的阉割，这种阉割艺术在历史上的宋朝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国人的**与创造力也成了裹脚布里的敲烂的碎玻璃渣子，稍一动弹便会有十指连心之痛。
自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前后有几次大的变化，首先是战国孟轲，之后的董仲舒，然后便是宋朝的程朱理学。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会有一种大一统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似乎只是来自统治阶级，宋朝的理学便是如此。
朱熹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学，让他遗臭万年的名言是“去人欲，存天理”。这话听来似乎艰涩，却又语重心长，实则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翻版。
在程朱理论的教唆下，一向锐意改革的王安石也因此成了“万世罪人”，王安石提出的“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理论”被当作不良学说。
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甘心为奴，甘心于现存的政治制度，消除异见于无形。大凡异端皆是人欲，统治者的意愿便是天理，在将程朱理学推上大一统宝座的宋理宗看来，强。奸民意就是天理，民意不被强。奸便天理难容了。
从强。奸民意的愚民到诱。奸民意的愚民，一千多年过去了。到清末，一切又发展到了极致。在《中国通史》中讲到清朝的文字狱时有一段感慨，“大抵一个王朝，越是处在强盛的时期，政治上越能包容大度，具有较强的自信心。相反，一个王朝处在日趋衰朽的时刻，越是难以自保，越加偏狂疑忌，强化暴力统治。”于是愚民政策便一并出笼了，在清朝，这种愚民政策是充满血腥味的，即使是当年的四书五经，也是要经过消毒处理的。
康熙曾严厉镇压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雍正朝先后兴起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等大狱及吕留良、曾静案，以“文字之过”大兴狱讼与杀头。乾隆时将文字狱作为治国大计。最后的结果是，仇家告讦，诬告盛行。清官遇讼，冤案丛生。师友株连，人人自危。乾隆还干了一件事就是焚书，而且这一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