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贵国政府也会乐观其成的。
“至于第三，则是请孙先生在我日本15个名额中，减少国文、哲学、历史、中医等学科的名额，增加到物理、电子、核工程等方向中去。
“我想，这三种方案只要我们协调好，贵国外务部都不会反对的。贺大人，您说对么？”
本来孙元起以为，贺仁立会像其他官员一样，来个“这个问题，哈哈哈……下官回去之后，定当向上峰奏明，请予斟酌”，然后一斟酌就是俩月，一研究就是半年，只要你松把劲儿，整个提案立马“泥牛入海无消息”。谁知贺仁立今天爆发了，闻声立马答道：“来时我们尚书大人已经说了，在名额不少于原先规定的前提下，只要各方满意，部里不加干涉。所以，这还要看孙校长的意思！”
见贺仁立把皮球踢给自己，孙元起有些郁闷。无奈之下，在心中仔细权衡了日本公使提出的三个方案：
第三个方案，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虽然憎恶日本人，但我们必须也要看到日本人的优点：严谨、细致、聪明、努力、爱国。只要给他们一个契机，他们觉得能把先进技术玩得异常顺溜，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至今已有近20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诺贝尔物理学奖有汤川秀树（1949）、朝永振一郎（1965）、江崎玲於奈（1973）、小柴昌俊（2002）、小林诚（2008）、益川敏英（2008）等，化学奖有福井谦一（1981）、白川英树（2000）、野依良治（2001）、田中耕一（2002）、下村脩（2008）、铃木章（2010）、根岸英一（2010）等。如果真让日本学生接触到原子核物理的核心，还不知他们能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第二个方案也不行。如果是让慈禧老奶奶选，肯定她老人家中意这一个。可学校就这么大、老师就这么一点，200人已经爆棚了，那还能更多？
选来选去，只有第一个方案靠谱些，毕竟属于拆东墙补西墙，况且，人家允不允许他日本人拆东墙还两说呢！再者，其他国家也是文科多，理工科少。他们拆借到文科，自然无所谓；如果他们拆借到理工科，哥哥我让你们去跟着爱因斯坦搞统一场理论。我就不信，爱因斯坦没闹明白、后世五十年间也没人闹明白的东西，你们小日本能把它给整顺了！
内田康哉见孙元起一直在沉思，又下了一剂猛药：“孙先生，只要你答应这三个方案之一，我们日本政府也会同意贵校的学生到日本留学的！”
孙元起本来没有这方面考虑，听了他的话，忽然想到早些年自己曾答应送赵景行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一直没有再问，也不知那小子现在还有没有这方面意向。当下便有当无地问道：“那我能推荐几个学生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么？”
内田康哉也不正面回答：“因为该所学校是军校，敝人无法直接决断，恐怕需向国内询问后才能答复您！”
孙元起心中了然：什么“需向国内询问后才能答复”，无非是想让自己先表态嘛。于是便点点头，说道：“我觉得，只要你们达成一致，我们可以接受第一种方案。”
一一七、为谁辛苦为谁忙
得了孙元起的肯定回答，内田康哉、田中馆爱橘、长冈半太郎三人皆喜不自禁。又小坐一会儿，内田康哉托言有事，先行告辞，只留下田中馆、长冈二人与孙元起交流学术。田中馆爱橘虽然不懂汉语，可是英文说得不错，而且长冈半太郎也是个不错的翻译，交流起来全然无碍。
作为日本创办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亚洲创办最早大学之一的东京帝国大学，被公认为是日本的最高学府，而田中馆、长冈两人都是东大的物理学教授，可以这样说，他们俩的水平就代表了眼下日本物理学的发展水平。
通过交谈，孙元起大致了解了日本现今的科学发展水平。
虽然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比中国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早21年，比孙元起所创立的经世大学更是早了24年，可悠久的历史并没有体现在其科学发展水平，除了东大医学部发现血清疗法的北里柴三郎先生可圈可点之外，其他几乎乏善可陈。
至于物理学，那就更加不堪入目，大学教育和教授研究方向基本还是集中在经典物理学上。虽然有些物理学研究人员，比如面前的长冈教授，已经注意到原子核物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重大发展，可是一方面水平有限，根本看不懂最新的论文，也不知道发展方向是什么，只能矮子看戏，随人道好；另一方面，学校也没有大笔的资金来购买先进的科研设备，无法进行相应的实际研究。
要知道，在任何时候，实验科学研究都是资金和人力的积累。比如研究原子核结构，就得购买光谱仪、质谱仪、加速器、云室、计数器等仪器，仪器好坏、全面与否，直接决定实验的效果。至于放射性元素，比如镭、钋等，价格更是比黄金还昂贵。关键这些元素还一直在衰变，必须要不停地购买替换。日本现在正和沙俄血战，资金自然是投向军火炮弹、枪械舰船，谁会关注这些鸡肋的科研呢？即便投向科研，也主要是实用方向的，谁会想到无用的原子核物理？
他们所面临的窘境，其实也是经世大学所面临的。比如回旋粒子加速器，陈骥德、潘咸等数名学生在耶鲁大学观摩了研发过程，对于架构了如指掌，可回国之后想搭建一台加速器，却完全无法付诸实践。原因很简单，就是没有各种零件，至于粒子源就更不用说了。好在孙元起和美国几所大学关系比较密切，每次出国都能带回几套学校急需的科学仪器，勉强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转。
当然，尽管孙元起对日本物理学的落后报以同情，但还没有好心到主动帮他们解决问题的份儿。谈论了一会儿，孙元起转换话题，开始积极向他们推销自己去年年底在英国皇家学会报告的重大发现：反粒子与反物质。
自从去年平安夜英国实验室观测到正电子的踪迹后，几乎英国乃至欧洲的所有科学家都迅速把目光瞄准了反物质，甚至他们比孙元起还笃信：宇宙中真的存在反物质！观测宇宙射线迅速成为1905年科学界最重要的研究项目，各种科学报刊上也连篇累牍地介绍“本世纪最重大发现”反物质。
为了让这把火烧得更旺盛些，孙元起已经着手炮制一篇重要论文，题目已经拟好，就叫《大爆炸宇宙理论》。文中写道，数百亿年前，宇宙的所有物质都高度密集在一点，有着极高的温度，因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大爆炸以后，产生相同数量的物质与反物质，开始向外大膨胀，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即便是眼下，宇宙仍在膨胀。
这么惊世骇俗的理论，应该能够吸引世界上所有科学家的眼球吧？或许你不信，没关系，因为文中提到了有力的佐证：宇宙学红移。只要有精密的天文望远镜，就会发现观测到的绝大多数星系的光谱线存在红移现象。这是由于宇宙空间在膨胀，使天体发出的光波被拉长，谱线因此“变红”。
这篇文章，孙元起打算在科学家寻找反物质失去耐心的时候抛出来。
因为天文学家肯定能观测到红移，这样大家就会想：哦，绝大多数星系都来离我们远去，看来大爆炸理论确实可能是正确的。而大爆炸之后，应该会产生相同数量的物质与反物质，如果找不到反物质，也就意味着大爆炸理论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大爆炸理论可能是正确的，而且宇宙射线中确实有反粒子，那么肯定应该存在反物质，只是我们没找到。要不，我们再仔细找找？
放心，他们绝对找不着。你想啊，到了2012世界末日的时候，人类都没有在宇宙中发现反物质，更何况一百多年前呢？他们找啊找，还没找到，一准儿又会回过头来怀疑：是不是用红移来解释宇宙膨胀不对啊？是不是大爆炸理论根本就是错误的啊？
没关系，这时候孙元起和爱因斯坦、米列娃应该把广义相对论给鼓捣出来了，再用引力场方程推导，就可以证明宇宙确实是在膨胀的。好吧，宇宙既然在膨胀，那么之前就应该有爆炸；既然有爆炸，那么就应该有反物质。科学家这时候肯定又会想：既然理论都正确，观测也相符合，难道是我们的寻找方法有问题？那么，我们再想想有什么别的招儿？
孙元起估计，这一番折腾，至少未来十多年科学家会为反物质抓狂，无心旁顾；以后一百年间的科学家也有事儿做了。
至于科学家会不会听自己忽悠，孙元起有这个信心：因为自己之前推出的理论都是正确的，别人肯定下意识地认为这一次也是正确的；即便有怀疑的，他们也找不出证据来，相反，证明孙元起大爆炸理论正确的现象倒有几个，足以使反驳者哑口无言。
到最后，大家肯定这样想：为什么我们没找到呢？很简单，就是最初提出量子力学的时候，大家不也都不理解、不认可么？事实证明人家孙元起说得都对。所以这个理论也是对的，只是我们水平太凹，能力所限，不能证明罢了！
不说别的，单说眼前的田中馆、长冈，便被孙元起所说的反物质深深吸引，一再恳请孙元起给日本学生也讲讲反物质，让他们以后能投身到反物质的研究中去。
看，被忽悠瘸了吧？
送走这两位物理学家后，罗振玉已经把十五个日本留学生安排好了住处，前来和孙元起汇报住宿情况。孙元起顾不上别的，急忙拉着罗振玉，一同去找张元济、王先谦和孙诒让。见面之后，给他们提出了一个艰巨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如何加强留学生的文化教育，使得这些留学生以后能长期保持亲华态度？
这是孙元起在和日本公使谈话之时忽然想到的：既然经过日本的教育，中国留学生极度亲日，为什么我们教育出来的留学生就不能亲华呢？演员都能当美国总统，医生都可以推翻清王朝，图书管理员都能建立新中国，谁规定科研工作者不能荣登大宝！
老师们都能体会到孙元起的用意，开始凝神思考，这才发觉此事确实不好办：以前大家给学生上课，都是有课本的，只要教会课本上的知识，基本上就完成了教学任务。可这次却不同以往，培养一种态度成为主要工作，课本知识反倒退居次位。面对的不再是炎黄子孙，而是一群可能连汉语都听不懂的外国人，如何进行教学？如何让学生亲华呢？
此事并非孙元起所擅长，提了几个具体要求，比如双语教学、注意饮食习惯之类的，便把处置权交给罗振玉，自己做了撒手掌柜，继续编译教材去了。
过了几天，日本公使又来学校一回，递给孙元起几页纸的协议。瞟了一眼，原来短短数日，这小鬼子便已经把事情办利索，硬是从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手中生生刮来6个名额。或许是这些国家确实没几个人能通过中文能力等级测试吧！不过能这么干净利落办完事情，孙元起完全有理由相信，这老小子绝对是早有预谋！
内田康哉很诚恳地说道：“这些名额，是敝人好不容易从其他国家调拨过来，在此恳请孙校长把他们放到理学院和工学院，敝人感激不尽！”
孙元起点点头：“公使大人，我想把这6个名额，分2个到物理系，2个到电子系，1个中文，1个历史，你看如何？”
其实心中早已有了计较：你不是想学物理么，那就学量子力学吧，到时候你学不会可不能怪别人！至于电子学，研究家用电器也不错啊，比如电动洗衣机——直到1910年，美国费希尔才在芝加哥试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动洗衣机，这也标志着人类家务劳动自动化的开端。
内田康哉非常满意：“谢谢孙校长的照顾！对了，孙校长，您上次说，想推荐几个学生就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我问了一下国内，恐怕有些麻烦……”
一一八、少年十五二十时
“嗯？”
孙元起立马面色一变：素来知道小日本是白眼狼，可也不能这么负恩忘义吧？丫吃干抹净，人还没离桌，就翻脸不认账啦？
见孙元起面色不怿，内田康哉赶紧起身赔罪，然后满脸尴尬地解释道：“自本年起，中国留日士官生需要单独编队。具体操作办法，需要该校拿出方案后，敝人才能给您准确答复。”
令日本公使尴尬的原因，是在本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七期毕业时候，中国的蒋百里获得了步兵科的第一名，这让外表高傲内心自卑的日本人感到莫大的耻辱。为了避免以后再次出现这种情况，伤害大和民族脆弱的玻璃心，日本政府决定：以后中国留学生单独编队。
据一些不正规的传闻，当日的情形是这样的：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即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
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
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准。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于是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
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以上传闻，当然是以讹传讹了。实际情形是，蒋百里1904年入学，应该是17期；而蔡锷是1904年毕业回国，应该是16期，两个人并不是同一期！而且陆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