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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志清道：“皙子先生所言极是，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在蒋某看来，不患敌人有所准备，而患自己没有防备。所以此次先生出川，一定要带足卫队！”
杨度摇了摇折扇：“也好。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蒋志清急忙起身说道：“既然如此，蒋某不揣冒昧，想向先生推荐一个卫队长！此人名叫冯基善，字焕章，生于光绪八年（1882），自幼在军中长大。光绪二十二年（1896）入保定五营当兵，后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去年参与发动滦州兵变，失败后被革职法办，本拟处以极刑，总兵王怀庆见其相貌堂堂，故而从前发落，保其一命，革除军职，递解保定。他借机逃出，辗转来到四川，投入第四十六混成协当兵吃饷。学生见他所在棚排训练颇有法度，因而结识，一见倾心，遂和他义结金兰。如果他能统领卫队护送先生出川，保证可以万无一失！”
古往今来，因为相貌奇特而逃过一劫的大有人在，比如淮阴侯韩信，在刘邦手下当兵头将尾的时候曾坐法当斩，前面十三个人都被砍了，轮到他的时候恰好被夏侯婴看到，结果“奇其言，壮其貌，释而不斩”，这才有了后来的齐王。
再比如西汉初年的张苍，曾因为犯错被判处死刑，已经脱了衣服趴在砧板，因为“身长大，肥白如瓠”，被王陵看见而救下一命，后来做到宰相。
更近期的例子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古勒城（说是城，其实就是个小村子）为李成梁所攻灭的时候，十多岁的努尔哈赤和弟弟舒尔哈齐也在城里，结果李成梁的妻子“奇其貌，阴纵之归”，这才有了大明的心腹大患和大清的二百多年基业！
蒋志清这么说冯基善，无法是给自己的结义兄弟脸上贴金，为他极力争取卫队长一职。至于具体情况如何，那就谁也讲不清了！
沈翔云兀自有些迟疑：“如你所言，他在北洋军中长大，而且官至管带，肯定是袁慰亭的嫡系。一个堂堂的管带千里迢迢跑来我们这里当兵，你怎么确信他没问题？”
蒋志清道：“焕章大哥受革命思想影响，与王金铭等人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在军队中秘密宣传反清思想，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滦州兵变后，又曾在通电中署名。他怎么可能是袁慰亭的嫡系？至于来四川当兵，纯粹是形势所迫，没有什么阴谋诡计。”
沈翔云眉头皱得更紧：“他既是北洋军，又参加革命党，身份不明、来历不清，这种人最容易出问题！依我看，还是另找一个知根知底的为好！”
蒋志清拍着胸脯对孙元起道：“先生，学生愿以身家性命担保，冯焕章绝无问题！如果他能出任卫队长，必定可以尽忠职守，不负使命。”
孙元起感觉自己在哪里听过“冯焕章”这个名字，但“冯基善”这个名字则颇为陌生，当下摆摆手：“虬斋不必多说，既然介石如此力荐，那就用这个人吧！”
杨度笑道：“百熙准备用此举向天下表明，我们这里选材举能是不问出身、唯才是用？”
孙元起摇摇头：“皙子说笑了！我哪有那么多心思？我只是想，人家堂堂一个管带肯来我们这里当兵，自然是看得起我们。如果蒋志清此番举荐不成，消息传出，岂不会伤及其他非嫡系人员的善意？对了，皙子，当年刘备去东吴，诸葛亮曾授三条锦囊妙计，使得周瑜赔了夫人又折兵。我今日也要顺流而下，不知你又有什么要交给我的？”
杨度沉吟片刻，才缓缓说道：“在下一介书生，怎么能跟诸葛武侯相比呢？而且南北形势波谲云诡，一日三变，很多问题也难以预知，所以没法给你什么计策。只是临行之际，想请百熙记住一句话：在官场上，既不能轻易答应人，更不要轻易拒绝人！”
孙元起道：“不轻易答应别人，这倒好理解。可为什么不能拒绝别人呢？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啊！”
杨度放下扇子：“官场历来说话说三分，因为谁也不知道以后事情会不会有所转机。如果当场峻拒，不仅会拂了别人脸面，让人下不来台，还让事情再无转圜余地。所以无论什么事情，总要中庸些才好。”
二八五、即从巴峡穿巫峡
中庸些？那不是新闻联播体的外交套话么？
想到此处，孙元起顿时会心一笑：“我大致明白了！”
“哦？”
孙元起道：“比如和袁慰庭见面，他让四川交出去年截留的云、贵两省税赋，我就这样说：双方就云贵两省藩银问题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字面意思），充分交换了各自的意见（没有达成协议，还吵得厉害），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双方分歧很大）。对于贵方单方面主张藩银所有权，我个人持保留态度（拒绝同意），并对此表示强烈遗憾（非常不满）。但与此同时，我方也认为此次会谈是有益的（双方目标暂时相距甚远，能坐下来谈就很好），为最终解决问题寻求双方都能满意的方法做出了一定的尝试（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问题以后再说），并将对此继续关注（你有工夫你就等着吧）。”
杨度抚掌大笑：“没错，就是这样！”
孙元起却暗暗撇撇嘴：看来把明白话说得云遮雾罩是官场必备技能，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杨度道：“既然百熙要出川，不妨先造出声势来，免得袁慰亭、孙逸仙等人捏造蜚语流言，让天下人误会。要不等会儿你就在中华广播公司和《政经日报》上放出风声？说明此次行程是先去上海参加新中国党成立大会，再北上查看经世大学受损情况。如此一来，既可以让孙、袁二人提前做好准备，在南京、京师与你偶遇，又不会太显突兀，让别人认为咱们是主动找上门的。”
孙元起点点头：“就依皙子所言！”
章士钊此时问道：“大人此次出川，来回至少需要一两个月，不知行前对于军政事务有何安排？”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总不能孙元起一出门，川陕甘等处的官府衙门就关门打烊吧？
孙元起答道：“现在南北对峙局势不明，保皇的保皇，闹革命的闹革命，整个国家闹成一片。好在我们川、陕两省已经趋于平稳，并且蠲免了今年的田赋钱粮，应该并无大碍。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镇之以静，惜民力，富民财，收民心，不折腾，让两省尽快恢复元气，为以后科教兴国、实业兴国做好准备。
“具体而言，军队的事情由各协协统负责，以确保川陕安定、尽快戡平甘青、准备挥师入藏三项重要任务为核心，加强新兵招募、日常训练和作战准备，争取做到‘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像四川的土匪、陕西的刀客、甘肃的响马，以劫掠为生，祸害百姓商旅，民愤极大。我看就可以动用大军以狮子搏兔之势一举荡平，既可以整肃地方，又可以锻炼部队。
“至于地方政务，我们以冷眼旁观为主，以惩处巨贪为辅，争取以一到两年的时间，逐步对各府道州县进行调查清洗，培植一批勤政爱民、廉洁奉公的官僚。今年因为蠲免钱粮，各地政府应该较为清闲，可以集中力量兴办教育、疏浚沟渠、铺垫道路，让他们有事可做。”
众人一齐点头。
三天之后，孙元起在冯基善和近百名卫兵护送下，坐船离开成都，踏上了出川之路。一路上自有各地官员士绅迎来送往不说，谁知刚出四川夔州府，踏上湖北宜昌府地界，就有湖北军政府（标准名称应该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的要员在此恭候。
人群中除了军令司司长张振武、教育司司长吴同甲等要员外，还有一个和孙元起有数面之缘的李仲揆。——自从南京政府成立以后，湖北军政府各部已经改名为司。——当年孙元起担任湖北提学使的时候，曾给李仲揆上过几次课，说来还算是他半个老师。不过如今这个学生却非比寻常，成了湖北军政府的实业司司长。虽然二十三岁便身居司长高位，李仲揆却没有丝毫倨傲，老老实实地对孙元起执弟子礼。
孙元起却不敢以老师自居，连忙拉过李仲揆：“仲拱何必多礼？你我四五年没见，没想到你已经成为国之栋梁，真是可喜可贺！”
李仲揆谦逊地说道：“学生不过是恰逢其会罢了，怎么当得先生的夸张！再者说，即便学生有所成就，也要多谢先生当年的谆谆教诲！”
吴同甲插话道：“孙大人果然不愧是‘当代圣人’，所教弟子无不卓然成家，像山西都督阎百川、陕西都督赵景行、第四十四混成协协统程颂云、第四十六混成协协统蒋介石等当世豪杰自不用说，没想到咱们湖北军政府的实业司长也是孙大人的弟子，真真是桃李满天下！荆楚蛮荒之地，能得大人在此弘文励教，化育数年，幸何如哉！”
周围官吏也同声赞誉起来。
在一片溜须拍马声中，孙元起只能选择落荒而逃。在船中坐定之后，孙元起笑着问道：“仲拱，你三数年间，从一介书生摇身一变成为实业司长，究竟有何等奇遇？我倒真是好奇的紧！”
李仲揆急忙解释道：“学生从两湖师范学堂毕业后，便被保送到日本留学。当时学生觉得中国之所以屡受外国列强欺辱，是因为没有强大的军舰，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所以就选择到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后改组为现在的大阪工业大学）学习造船，为祖国造出第一流的兵舰，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构建一个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之新中华。
“在日本学习期间，我进一步接触到革命思想，并有幸加入同盟会，得以拜见中山先生。学成归国后，就在先生改组的湖北高等工业学堂中任教。不久武昌起义爆发，学生因为是同盟会会员，又在日本学过理工，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司司长。说来也不过是机缘凑巧罢了，并非真有什么过人本领。”
“照这么说，你还真是我的学生！”孙元起自嘲道。因为“实业部（司）”是湖北军政府在国内首创，川陕甘三省并没有这样的机构，孙元起还有些好奇，“仲拱，你们实业司主要做些什么工作？”
李仲揆答道：“所谓实业，就是指以生产制造为主的工商企业。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没有成熟的实业，所以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和大型工厂的威逼下，国力日渐衰弱，民生日益困窘。有志之士见此情形，便提出要通过振兴实业，来改善民生。我们湖北军政府在成立不久，就根据形势设立了实业部，现在改叫实业司。
“先生问我实业司主要做些什么工作，这倒有些不好回答。因为武昌起义爆发以来，长江沿线战事不断，湖北各处工矿企业大多停产，实业根本无从谈起。之前我主要是翻阅往日的卷宗档案，再亲自到各厂矿实地走访调查。现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眼看国家即将一统，所以我现在准备为湖北省拟定一个兴实业的计划，以备国家采纳。”
孙元起点点头：“仲拱能有此想法自然极好！未来十年，虽然国事未必尽如人意，但对于民族实业来说却是个难得的黄金发展期。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机遇，确实可以有效改善民生。”
李仲揆闻言却没有几分兴奋的味道，反而显得有些萧索：“我在湖北军政府中任职虽然只有两个月，可是除了最初的兴奋之外，没有感受到任何值得夸耀的事物。在这里，依然到处弥漫着旧政府的倾轧构陷和腐败无能，让人感觉不到新生的蓬勃朝气。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呆在学校，研究那些实实在在、不容半分虚假的科学技术，而不愿和那些势利谄媚的官僚打交道！”
尽管自生民以来，研究自然、利用自然的好奇者就已经出现，并受到人们的尊重，但在文明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科学家、技师、工匠等却与政治几乎绝缘。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创始人之一的拉斯韦尔在其《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社会中如此重要的工程技术却很少能上升到显要的地位。人民的英雄很少是工程师或物理科学家出身的。不管由于机械、电气及化学能源应用到生产上而出现了多少机会，这种情况却仍和过去一样没有变化。”个中原因，除了理工和政治疆域分明外，或许更多的是像李仲揆一样，喜欢明确唯一的科研，讨厌和反复无常的政客打交道吧？
孙元起沉吟片刻说道：“既然你不愿意和那些势利谄媚的官僚打交道，那你就回到学校继续研究科学技术吧！在当今中国，不是缺乏做官的人，而是缺乏干实事、解决实际问题的科研人员。”
李仲揆有些犹豫，反问道：“可是研究科学技术能为革命做什么呢？又能为中国做什么呢？”
二八六、便下襄阳向洛阳（上）
科学能为革命、为中国做些什么？
这是一个很功利、也很现实的想法。就像在二十一世纪，学生选择专业时首先考虑未来就业前景如何、能否获得高额薪酬，所以法学、医学、管理等院系分数居高不下。而在二十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知识青年肩负着复兴国家、振兴民族的重任，在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时出发点往往是自己所学能为国家、民族做些什么？
——当然，那个年代知识青年都是精英阶层，只要能从大学毕业，工作薪水都足以保证他们过上中产阶级的幸福生活，根本无需为妻子、房子、车子、票子、孩子等“庸俗”的尘世问题担心，也没有网络、电视、KTV等迷乱他们的生活，因此他们才能更多地考虑温饱以上的人生价值和历史使命！
或许我们现在回头审视那一代青年人，会觉得他们有些高尚、有些虚伪、有些不可理喻、还有些遥不可及。其实他们希望为国家民族做贡献，和我们现在追求名利并无二致，都不过是时代风潮所致。国家破败如此，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谁还有闲情逸致躲在书斋里玩弄小资情调？谁还会由着自己的性子研究一些华而不实的项目？
看着李仲揆灼灼的眼神，孙元起有些默然，一时间竟觉得无从说起。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科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象牙塔中艰涩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