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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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大科学家- 第3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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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的佛教、在西北一家独大的天方教、在开封已经式微的一赐乐业教等等,此外儒家忠孝仁义理念各种更是深入人心。本来他们也都是棱角分明的石头,但经过数百上千年的磨砺融合,它们大多都已变得圆润光滑,渐渐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中,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剧烈冲突。但近几十年间突然涌入的西洋天主、基督等教,好比是热油锅里突然掉进几滴水,顿时引发无数骚乱。

“我也承认,广大中国人民,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及官员士绅,反对洋教传播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动机也不完全一样,其间夹杂着很多落后、保守、狭隘的民族情绪。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天主、基督等教对于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巨大冲击,比如不祭拜祖宗、不跪叩父母、不进入祠堂等,确实让人难以接受。你想想,你的父母尚且如此,何况是其他人呢?”

赵景范闻言若有所思。

孙元起接着说道:“第三,传教应当允许信徒背教。据我所知,在西方的大多数宗教里面,背教都被视为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而且在教会的训导下接受信仰,就永远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去变更信仰,或疑惑所信的真理。一旦有人背教,轻则动员所有教众出面规劝,重则罔顾国家法令施以惩戒。但近世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对于世界本原更深邃的探索,以及人文科学对人类本身更丰富的了解,宗教在严格规范信众日常生活的作用已经日趋淡薄,行为的背教乃至信仰的更改都会成为常态。

“《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所谓‘信教自由’,既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不信仰宗教,也包括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所以无论是以宗教区分的族群,还是以宗教归类的人群,他们中的个人都完全有权利选择不信或者改信,谁也不能强迫。尤其是神职人员!”

赵景范有些犹豫:“为什么不允许神职人员规劝背教者呢?有些教众在初始的时候信仰不够虔诚,就好像迷途的羔羊,这个时候正应该由牧者来指点迷津,让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向才是!”

孙元起不客气地反驳道:“在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谁是羔羊、谁是牧者之说!再者说,那些神职人员就能确保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如果他们所指的方向就是正确的,那世界上还要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干什么?直接到神学院等待神灵启示便好!”

赵景范有心反驳,但最终只是张张嘴巴,没有说出半句话来。

孙元起随即又说道:“第四是传教过程中不得引诱、强迫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不得在学校发展教徒,更不得利用宗教妨碍义务教育。未成年人思虑单纯,缺乏判断力,不谙世事而又容易轻信,好比是一张洁白的宣纸,染朱则赤,染墨则黑,一旦受影响则终身难以改易。也正因为如此,很多宗教都把少年儿童当作最好的发展对象。但未成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现在国家贫弱如此,安能让这些未来建设国家的生力军投身到宗教中去?

“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普及推广义务教育,用意便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栋梁人才。如果学校变成传教场所,又或者好不容易千里挑一选出几个优秀人才,突然他要捐弃所学,决定为宗教实业奋斗一生,那岂不是成了‘燕婉之求,得此戚施’?如果你真要有心传教,大可以到川藏云贵等边远贫穷身份,既能破除愚昧,也能教化民众,那才是功德无量!”

赵景范顿时面红耳赤。

孙元起犹自不觉,径直说了下去:“最后一点,传教是你个人行为,不能利用孙某、景惠、行止等人的名义,以免搅动地方、惑乱百姓。这五点你能做到么?”

赵景范恭谨地答道:“先生教诲,学生句句铭记在心,定当时刻遵从!”

“孙某之前曾教了你一些理化知识,但你现在既然矢志传道,那些东西不过是你谋生的工具,以后迟早都要被丢弃的,我这个‘先生’就有些名不副实了。而且你们基督教中是不是对师徒关系也有明确界定?不如以后你我就以郎舅相称,莫要再提什么‘先生’、‘学生’了!”说罢孙元起挥了挥手:“你先回我半山居的宿舍小住几日,等你父母情绪平息再回去不迟。”

赵景范一怔,良久才单膝跪下,随即换成双腿,恭恭敬敬地给孙元起磕了三个响头,哽咽着说道:“学生赵景范叩谢先生拯救教诲厚恩!”

孙元起不禁回忆起当初共同寄寓在马神庙、后海的那段时光,依稀看见十岁左右的赵景范正跟在自己后面拎着书包,有模有样地学着自己的步伐走路;他瘦小的个子正伏在课桌上,一笔一划地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想到此处,孙元起也有些黯然神伤。

四四五、知君最是梁夫子

赵景范走后,孙元起一个人在经世镇上信步而行,秘书陈训恩和卫兵则远远地缀在后面。

孙元起走得漫无目的,思绪更是漫天飞舞,好像是在思考赵景范的抉择,又好像家事、国事、天下事同时奔赴眼底涌上心头,眉头紧锁再也解不开。仔细想时,却又发现自己好像没有在思考任何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不是在想都有些模糊不清。

眼看天色逐渐昏黑,十月份京郊山间的晚风也颇有几分凉意,孙元起才从这种混沌状态中醒悟出来,发觉自己无意识间已经来到经世大学门口,叔祖孙家鼐老大人题写的校名石碑依旧横卧在草坪上,只是当初的鎏金已经完全褪去,只剩下暗黑的笔迹;周边来来往往的学生都行色匆匆,或是赶着去校外参加饭局,或是在外面刚吃完饭急忙赶回学校上晚自习。

越过校门走进校园,便看见对着校门的绿地上影影绰绰树立着无数石碑,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镌刻捐款人姓名的功德碑,唯有正中间那个高耸的石幢是去年年初树立的“护校之役殉难将士纪念碑”,底座上刻满了在卫校之役牺牲将士的姓名、籍贯、职务。这些牺牲的将士绝大多数都是十多二十岁的青年,本该有更灿烂的人生,结果生命却在这里画下了休止符。

孙元起不禁想起宽慈仁爱却有刚正廉直的叔祖父孙家鼐老大人,他们那辈的传统士子心目中最大的理想,应该是在忠君孝父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生晋太傅,死谥文正”的奋斗目标。老大人科举高中状元,曾任光绪帝师,又在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以乡举重逢被赐封为太子太傅,达到并超过“生晋太傅”的人生辉煌。在此末世有此荣华,完全算得上是飞黄腾达、恩遇优渥,所以他在去世前唯一的挂念就是死后能否谥为文正。

可是那些死于护校之役的青年,当时究竟有什么理念支撑才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清军殊死搏斗,最终献出自己年青的生命?是出于使命,还是形势所迫?或许在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崇高的信仰吧!想到此处,孙元起对着纪念碑深深鞠了三躬。

就在孙元起准备离开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咦,这不是百熙么?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元起急忙转身:“任公校长?天色已经昏黑,你怎么还有雅兴出来散步?你身边的这位是?”

来者正是现任经世大学副校长、中国政策研究院院长兼《独立评论》主编的梁启超。自从去年年初接手中国政策研究院和《独立评论》之后,梁启超积极组织人员调查分析中国各地区、各阶层实际情况,结合中西方已有经验,为政府提供政治、经济、教育、法律、财政、军事等方面的政策参考,同时对现阶段政府和社会的弊端提出尖锐批评,为国家改革做出辛勤的劳动——其中也包括替孙元起这个穿越者背黑锅的重大历史使命。

梁启超的目光依然温暖深邃,眼睛流动的神采似乎在暗夜中也放出熠熠的光彩:“梁某身边的这位名叫蒋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人,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又曾留学德国,之前执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想来百熙一定听过他的大名吧?”

孙元起连忙拱手作礼:“原来是章太炎先生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的蒋百里校长!孙某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只是缘悭一面。谁知今天有缘相见,竟然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之处还请百里校长恕罪!”

蒋百里和蒋尊簋都是浙江人,都从杭州求是书院(现浙江大学的前身)肄业,都曾在日本成武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而且都精通军事,只不过一个是学步兵(蒋百里)、一个是学骑兵(蒋尊簋),故而被章太炎誉为“浙之二将,倾国倾城”。当时,他们俩再加上蔡锷又被称为是“南方三杰”。

蒋百里也是躬身答礼:“方震见过孙总理!‘浙之二将’不过是太炎先生抬爱,百里实在愧不敢当。而且如今‘浙之二将’都已泯然众人,怎么比得上孙总理的学生蒋介石总长、蒋雨岩旅长?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国之二蒋’!”

蒋百里在后世军界享有盛名,尤其是力压日本陆士同学夺得天皇佩剑、在《国防论》中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思想两件事最为世人所津津乐道,被称为“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整个日本陆军”。蒋百里之所以能有偌大名声,究其根源,除了本身才智过人外,还在于他的交游显赫,有众多名人的抬爱与捧场。章太炎的夸奖只是其中之一。

在蒋百里成长过程中几乎一路都有贵人提携,首先他出生于海宁的大族之家,他的祖父蒋光煦是清代著名藏书家,所辑刻的《别下斋丛书》、《涉闻梓旧》至今为文献学家所宝爱。在少年时期,他得到时任桐乡县令方雨亭的赏识,而方雨亭是民国时期历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卫戍总司令、福建民军总司令、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的父亲!

在求是书院读书时期,蒋百里又屡屡得到监院陈汉第的照拂,后来在东北更是多次得到陈汉第的通风报信才因祸得福、化险为夷。陈汉第之后曾历任国务院秘书长、清史馆编纂,而他的弟弟陈敬第(陈叔通)更厉害,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

至于在日本求学期间结交蔡锷、梁启超、张澜、李烈钧等;在德国见习认识廕昌,进而与袁世凯搭上关系;娶妻与海宁査氏搭上关系、女儿嫁给钱学森,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趣闻,毋庸赘述。所以说,一个人自己行还不行,还得要别人说你行,同时说你行的人也得行,这样你才能真正行!

不过蒋百里虽然才能卓著,又有贵人提携,但实在是时乖命蹇。在他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先后被赵尔巽、段祺瑞、袁世凯、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唐生智、蒋介石等聘为参谋长或顾问,但却没有亲自指挥过一次战役,而且谋划的战役也大半以失败告终,只能不断颠沛流离于各军阀之间。仕途也坎坷波折,大多数时候是在军事教育界或文艺界混碗饭吃,而不能以军事将领自命。

至于“浙之二将”另一个的蒋尊簋,则是近代诗界三杰之一蒋智由(其余两人是黄遵宪、夏曾佑)的儿子,也算名门之后。如果没有孙元起捣乱,真实历史中他应该在辛亥革命之后担任广东都督府军事部长、权摄广东都督。等浙督汤寿潜改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总长,会被推举接任浙江都督兼民政长。孰料经过孙元起这只蝴蝶一扇,他不仅在广东没有捞到好处,在浙江也被汤寿潜指定的后继者朱瑞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有出头机会。最后被朱瑞以“出国考察”为名礼送出境,再也没有下文。

被章太炎吹捧的“浙之二将”,一个不务正业,一个被扫地出门,确实有负国学大师的期许。他们别说与官至四川都督、海军总长的蒋志清相提并论,只怕眼下与蒋作宾相比,蒋作宾都有些不太愿意。所谓“抬爱”恐怕不是敷衍之词!

梁启超却道:“蒋介石、蒋雨岩是后起之秀,可与百里、伯器并称‘国之四蒋’,假以时日,未必不能与日本史上的‘德川四天王’(指德川家的四位家臣酒井忠次、本多忠胜、神原康政、井伊直政)媲美,也算是中国军事史上之美谈!”

如果有熟悉近代军事史的人听到这句话必然要拍案大笑:要照梁启超这么说,那再加上蒋翊武、蒋鼎文、蒋光鼐等,岂不是可以组成类似于“日本七柱枪”的组合?如果再多拉上一些姓蒋的阿猫阿狗,说不定还能拼凑出像“德川十六神将”之类的合称呢!

“任公,你怎么会认识百里校长?”孙元起笑罢随即问道。在他看来,梁启超是言论界的领袖,蒋百里则是不解风雅的丘八,两人应该毫无交集才是。

蒋百里抢先答道:“当初方震因为避祸逃到日本,想要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而清政府为了防止有叛党掺入,对于进入陆士的学生设立重重障碍。按照清政府的规定,方震自然难以满足条件,只好冒昧拜托任师从中斡旋,才最终得以侥幸入选。也正是借助这个机会,方震才得以夤缘拜在任师门下。”

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在历史上,他们曾在一战结束后共同赴欧洲考察学习。这是梁启超初次到欧洲,他本来就志趣广博,对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等无所不好,这回正好比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无奈他只懂得些许日语,对七扭八拐的拉丁字母一窍不通,只好请曾在德国见习的蒋百里充当翻译,因此倚之如左右手。

正好此时蒋百里也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史大感兴趣,他觉得五四运动前的中国好比是中世纪之前的欧洲,急需要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来摆脱专制和愚昧的约束,进而开启国民的智慧。在1921年回国之后,蒋百里将欧洲考察的成果写成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并请梁启超为之作序。谁知梁启超下笔不能自休,竟一口气写了五万多字,序言的篇幅与原书差不多。后来梁启超将这篇长序改写、充实,取名为《清代学术概论》出版,反过来又请蒋百里为之作序。这是民国学术界上的著名佳话。

“或许百熙还奇怪百里为什么会在经世大学吧?”梁启超接着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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