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说：“我的观点是，开明专制！”
“开明、专制？好！好！好！”孙元起抚手称赞。
在1903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有两种：一个是维持现有体制，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年龄大、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旧式读书人，他们生长、生活在现有体制下数十年，对现有体制拥有深厚的感情，不愿意发生任何变动；另一个则是世界上比较流行的君主立宪，为大多数中青年旧式读书人、新式学堂学生所支持，随着时间发展，渐渐为大多数民众所接受。正如当时人所说：“今日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至于后来成为主流的革命派，在1903年至1908年间还属于恐怖主义组织范畴。
或许有些读者不满，中国怎么能不推翻满清统治呢？说是奴性也好，说是惯性也好，事实上就是如此，在二百六十年的统治下，满清皇室已经被国民普遍接受，而且比较受尊重。（就好比现在。）绝大多数国民对于皇室的存在，不能说鼎力支持，至少是不持反对态度的。所以此时君主立宪大行其道。
可是清皇室对于君主立宪并不热心，觉得新制度限制了满清贵族的太多特权，常常是走三步退两步，甚至是走三步退三步。使得国民逐渐失望，部分开始倾向革命。民众满怀希望、千呼百唤，清王朝的责任内阁拖了再拖，终于在1911年5月新鲜出炉。结果在内阁13人里，有满族贵族8人、蒙古贵族1人，居全国人口九成五的汉族只有4人入选。在满族贵族中，皇族又占了6人。史称“皇族内阁”。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不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而是你历尽千辛万苦得到之后，发现那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至此，民众失望已极，彻底抛弃清皇室，开始向暴力革命快速转向。【wＷw。Ｚei8。Ｃom电子书】
现在，梁启超能在大多数人还在维持现状、君主立宪两者之间徘徊的时候，想到时下天朝的基本制度“开明、专制”，怎能不让孙元起佩服称赞呢？
梁启超见到孙元起赞成，非常高兴：“我向在美华人华侨谈到这个体制时，很多人也是非常赞同。广而言之，所谓‘开明’，就是要积极引进欧美的先进事物，裁胥吏、编警察，建学堂、废科举，兴实业、办工厂，修铁路、挖煤矿，练新兵、造炮舰，等等等等！所谓的‘专制’，则是斥后保皇，让皇上能够总揽全局、乾纲独断，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开始还点头赞许，等听到“斥后保皇”，孙元起就渐渐睁大眼睛、张大嘴巴：这个梁启超，以前不还是倾向革命的君主立宪派么，怎么现在还开起历史倒车啦？
话说梁启超这个人最没有主见，看到什么好，就想往上靠；等发现稍有问题，又痛加批评。说的好听叫见贤思齐，说不好听就是见异思迁。尤其是在这个纷纭多变的时代里，经常是三天一个思想、五天一个主义，让人无所适从。他自己也说：“保持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梁启超也是倒霉催的，没有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却非常喜欢玩政治。这也就算了，关键还点儿背，结果每次都是玩别人剩下的：和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慈禧老奶奶要君主专制；大力提倡实行“开明专制”，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等他转而高唱宪政、投身立宪运动，结果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嗝屁着凉了。进入民国之后，梁启超依然衰运不改，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至技穷。最后只好乖乖躲进书斋，研究学问去了。
综观梁启超的政治生涯，就是八个字：朝令夕改，不识时务。
梁启超见孙元起这副表情，识趣地停止了话语。孙元起有些讷讷地解释道：“我还以为你说的‘开明专制’是开明政党的专制呢，没想到是开明君主的专制。”
梁启超眨眨眼睛：“让皇上组织一个政党，以皇上以党首，实行开明专制，不就都一样了么？”
“大不一样！”孙元起一边摇头一边说道，“所谓开明政党的专制，就是推翻君主统治、实现人人平等之后，成立一个由各个阶层精英人士构成的政党，通过党内推选的党魁，经过全国议会确认，担任元首，进而组建内阁。在军队国有、保障民权、允许其他政党参政议政的前提下，于任期内实行专制，以便于全国上下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
梁启超沉思良久，说了一句：“我觉得，中国还是需要皇帝的！”
卷四、骊歌一叠
七十六、江头未是风波恶
后世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最难的两件事，一是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一是把别人的钱财装进自己的口袋。
孙元起自忖没有短时间说服他人认同自己观点的本领。既然梁启超固执地认为中国需要皇帝，也不愿和他较劲，且由着他去。毕竟难得才见上一回，何必为此弄得大家都不愉快呢？当然，梁启超也不是专程来找孙元起宣传自己“开明君主专制”思想的，犯不着为此抬杠。于是两人都退了一步，避开此话题，各自说些旅途见闻，倒也其乐融融。
梁启超找孙元起，除了朋友小聚外，还有就是托他捎些书信、物品到日本和国内。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委托回乡熟人捎东西回去已经是惯例。早先是没有寄送包裹邮件的民用邮局，只能依靠这种人际关系。等清末有了邮局，大家的习惯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来，老觉得交给邮局不放心，还是朋友亲手送达比较靠谱。而且邮局有这样那样的弊端，确实让人不放心，经历古今两种服务待遇的孙元起就有更多感慨：
首先，信件传递速度太慢，如果你从上海寄信到北京，然后再动身，保证你到了北京，信还没到；
其次，邮费太贵，最普通几页纸的信件也要二十文，要知道，孔乙己“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才不过九文大钱！如果超重，那就更不得了，光绪二十五年邮政总局制定的《大清邮政民局章程》明文规定，“若重十二两（即一磅也）应纳银六十四分（即六角四分也）”；
再次，大物件、运输不便的东西，邮局不收；
第四，贵重物品可千万不能交给邮局，丢件率太高；
第五，隐私的信件更不能用邮局寄，没准儿邮差比你先知道消息。信还没到你手上，留言已经到你耳朵里了；
……
梁启超要捎的东西，除了信件、物品之外，最多的是稿件。前文说过，他在横滨创办了《新民丛报》，每月发行两期，作为主编和最重要的撰稿人，每期怎么能少得了他的文章呢？这时候可没有QQ、电子邮件来传送，也没有使命必达的联邦快递。次日到达的飞机？现在莱特兄弟正在玩模型呢！
即便是在美国，如果想给日本寄稿件，也只能先交到邮局，邮局再交给海上来回漂的邮轮，邮轮靠岸再转给邮局，邮局分拣之后再依靠人力送达。既然如此麻烦，还不如直接找熟人捎去呢，省时省力又省钱！
见友人如此信任，孙元起自然满口应允。
一路无话。轮船在海上漂了近二十日，终于到达日本横滨。孙元起牢记嘱托，趁着靠岸休息的时间，下船把东西送到报馆。有心不带惹祸包刘斌，可同行没有一个会说日语的，又确实非常不便。只好勉强带上刘斌，路上不知警告了他多少遍，刘斌只好答应做回闷嘴葫芦。
到了报社所在的山下町152番，按了好久门铃，马君武才出来开门。见是孙元起送来梁启超的稿件，马君武大喜，连忙把师生二人让进屋里。
相比上次的喧嚣，屋里明显安静许多。坐了片刻，几乎没有听见任何人声。孙元起心中生疑：“君武，你们报馆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哪些学生呢？是不是朝廷的探子来过？”
马君武放下手中的茶杯：“您是问教育会的学生吧？他们有些回国了，没有回国的也准备到东北去，配合日军作战，所以散了。”
“去东北，配合日军作战？”孙元起惊讶到目瞪口呆。如果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搞个投票，选举最痛恨的国家，日本绝对名列榜首。——注意，是痛恨，不是讨厌，否则谁能与泡菜国争锋？——配合日军作战？那不就是汉奸么！
然而刘斌并无反常，马君武也是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沙俄不是在庚子年强占了我东北么？在国际社会的干涉下，本来在今年应该退兵的，结果沙俄出尔反尔。据可靠消息，日本准备和沙俄在东北开战，所以教育会的部分学生准备提前到东北，发动民众，配合日军作战，给沙俄侵略者一个狠狠的教训！”
孙元起大为不解：“日本与沙俄作战，同样也是觊觎我东北，为何我们要配合他们？好比蒋门神和西门庆抢夺潘金莲。”
这时，坐在一旁的刘斌低声嘀咕道：“蒋门神和潘金莲可没有任何关系。”
“我说的是：好、比！”孙元起堵上了刘斌的嘴，继续说道，“好比蒋门神和西门庆抢夺潘金莲，武大郎却自告奋勇去帮蒋门神。这不是荒天下之大谬、滑天下之大稽么？”
马君武奇道：“这怎么能一样呢？”
“怎么不一样？沙俄占了我北方大片领土，可是日本也割据了我琉球、台湾及澎湖列岛，不仅如此，还让我们赔偿军费2亿3千万两白银。现在他们都是图谋我东北，怎么就不一样了？”孙元起诘责道。
马君武有些词穷，旋即辩解道：“台湾乃是弹丸之地，得失原本无关大局。日本与我国乃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偶有纷争，无伤大雅。那沙俄乃是外人异种，自康熙年间以来就蚕食我国土，亡我之心不死，自然和日本不痛。《左传》中有一句说得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我们现在联日拒俄，就是共御外侮！”
孙元起惊呆了：中国留日学生居然是这种思想！
然而更可怕的是，马君武的这种想法，居然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是国人的基本想法！
比如联日拒俄，在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中国虽然宣称中立，但从官方到民间都充满了“联日拒俄”的呼声，日军也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长白侠士”、“辽海义民”之类名义撰写檄文，在东北秘密张贴散发，号召民众助日抗俄。日军参谋本部更是派遣曾做过北洋军教官的青木宣纯大佐，以使馆副武官的身份紧急来华，与袁世凯面商日中联合组织情报机构和招募东北“马贼”等事宜。袁世凯从北洋军中挑选数十名毕业于测绘学堂等军事学校的精干士官，与日军组成了联合侦探队。这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秀才丘八”吴佩孚。镇守“中立区”的直隶提督马玉昆是甲午战争中的抗日英雄，此时也全面配合日军，为日军的敌后游击队“特别任务班”提供了大量军火和经费，特别任务班成员甚至能在危急时遁入清军兵营获得庇护。马玉昆还曾经秘密协助日军招募马贼，组建所谓的“正义军”，直到后来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对此进行公开表彰和纪念才揭密。“革命先锋”孙中山和秋瑾等人，听到日军的捷报时都欢呼雀跃。脍炙人口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就是鉴湖女侠写来讴歌日军的。
比如中日是同文同种的兄弟之邦。民国时期，很多政府官员都是留日学生，对于一衣带水的日本抱有深切的信赖依恋之情，骨子里认为“中日提携，东亚共荣”是理所当然的。比如“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三省之后，还写诗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比如中国故土。虽然不是大多数，但确实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固有领土只有直隶、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八省区，外蒙、东北、西北、藏区、台湾并非华夏故土，虽然他们比琉球、朝鲜、暹罗、安南、廓尔喀这些藩属重要得多，可在特定条件下也是可以放弃的。毫无疑问，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一寸河山一寸血，中华尺寸之地都不能让人！——不过由此也能看出秦始皇的伟大，这十八省区几乎和秦朝的疆域重合。
听到马君武的话，孙元起气得笑了起来：“台湾得失，无关大局？中日友善，兄弟之邦？笑话！你提到康熙年间沙俄侵略，你怎么不提明代的倭寇啊？告诉你，如果你一直抱着这种想法，三十年后，必是汉奸！”
说罢起身：“吉甫，我们走！”跟马君武招呼也不打一声，径自走了出去。
刘斌也连忙站起来，说道：“这回来，我啥也没说啊，以后报馆被烧、被查封，可不关我的事儿！”说完，随着孙元起出门去了。
回到船上，那口郁曲之气在胸腹间徘徊，始终排解不去，让孙元起觉得烦闷无比。托尼已经下船，开始筹备他的JBC去了，只有刘斌一人在边上，除此更无旁人。只好和刘斌聊天：“吉甫，你说在英、法、德、俄、日、美等列强中，哪些是可以倚借的？哪些是需要提防的？还有哪些是死敌呢？”
刘斌歪着脑袋想了下，答道：“先生，我觉得可以倚借日、美，提防法、德，死敌是英、俄！”
孙元起摇摇头，不说话。
“那先生的答案是什么？”刘斌问。
“我的答案？”孙元起说道，“我的答案和你的不太一样。我觉得，可以倚借是美国、德国、法国，需要提防的是英国，而日本、沙俄则是死敌。”
“为什么？”刘斌有些奇怪。
孙元起分析道：“美国这个国家，对于别国的领土不太感兴趣，相对来说，它更喜欢利益、资源以及它自己认为的‘正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和中国冲突不大。德国在欧洲一直希望与英、法抗衡，也希望在亚洲培养一个盟友牵扯英、法，很多时候，它对中国比较中意。法国虽然现在占据了越南一带，但只能止步于此，它们喜欢浪漫悠闲的国民性格，决定它不会称霸世界。所以说，这三个国家是可以倚借的。
“至于英国，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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