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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郭桓等人收受应天、镇江等五府（州）富户徐添庆等人的贿赂，私自免除他们的马草（战马所需的草料），将负担转嫁给已经交纳马草的安庆百姓。
第五条，以郭桓为首的贪官污吏往粮食豆类里掺水增加斤两，导致大量官粮腐烂变质，事情败露之后，他们将成千上万担被毁官粮埋入地下以销赃灭证。
郭桓等人几年之内连贪污带盗卖再加上掺水毁掉的官粮，总共给大明朝造成了两千四百万粮食的损失，而这相当于当时整个国家一年的收入。结果，出身贫苦农民，深知“民以食为天”的明太祖朱元璋震怒了，他立即成立了以国家检察院副院长（右审刑）吴庸为组长的郭桓案专案组。
一损俱损
郭桓等主犯们的脑袋自然是保不住了，同时，对他们同党的追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朱元璋“铁血皇帝”的气势和手段又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很明显，朱元璋认为：把官员们拉出来排成一排，用机枪扫射可能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漏网之鱼。在这个想法支配之下，为了保证除恶务尽，他超时代地采用了国民党查杀共产党的理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
在严格的追查之下，朱元璋发现，几乎所有六部的官员都成了郭桓的同犯。其中包括文化部部长（礼部尚书）赵瑁、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王惠迪、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王志、建设部副部长（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部级高官显贵，下面的臭鱼烂虾小喽啰更是数不胜数。此案过后，一个部里只剩下了寥寥可数的几个人，部长差不多成了光杆司令，这在世界历史上恐怕都是空前绝后的。
中央的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最先倒在了来势迅猛的肃贪飓风之下，地方官员当然最终也难以逃脱皇帝亲手编织的不疏不漏的优质渔网。朱元璋要求以赃款贿银为线一路严查下去，一直追查到最初的行贿者。最终的结果令人震惊，大明帝国所有十二个省政府竟然都有官员涉入郭桓案，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之，一声令下，把涉案的省（布政司）、市（府）、县（州县，当时的州大体相当于县级市）各级官员以及行贿的富户都锁上镣铐，打入死牢，等待他们的是那刑场上刽子手高高举起的血淋淋的鬼头刀。
据《明史·刑法志》记载，在郭桓一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也就是说，从中央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直隶和各省的好几万人都牵连在这个案子当中，被关进监狱处死，全国的豪民富户大多数因此破产。
兔死狗烹
郭桓案一起，数万官员人头落地，其中大多数属罪有应得，但也不乏蒙冤而死者。其中，最冤枉的当属最后被推上断头台的这个人，他是谁呢？您是如何也猜不到的，因为这个答案太匪夷所思、太出人意料了。
朱元璋在郭桓一案中采取的“铁血政策”在士大夫阶层和富民阶层中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和不满，当初弹劾郭桓的余敏、丁廷举又上奏章说郭桓居心叵测地胡乱攀扯好人，而审判机关严刑逼供，结果无辜者屈打成招，造成冤案。为了安定人心，平息众怒，朱元璋需要找一只“羊儿”来替他承担罪责，找来找去，这个痛苦而致命的帽子最终戴在了负责此案的国家检察院检察长吴庸头上，于是，吴庸成了最后一个因郭桓案被杀的官员，而且死得极惨，被凌迟（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处死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吴庸的结局着实让人慨叹，令人深思。
之后，朱元璋传下圣旨大赦天下，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以后不再追究。天下第一大案至此收场，但是，朱元璋的肃贪风暴并未到此结束。
重典治贪
朱元璋使用重典，是对元朝以来官场松懈腐败恶习的一种有些过度的矫正。朱元璋常说，吾处乱世，不得不用重典。为了反腐惩贪，朱元璋规定，凡赃款达到六十两白银以上的，就要将犯罪者枭首、剥皮示众。当时，在县城附近都设有一座土地庙，作为剥皮行刑的场所，称作“皮场庙”。被剥下的案犯人皮中填满杂草，悬挂在官府公堂的座位旁边，以示警戒。后任官吏于此办公，无不触目惊心，肉跳不已。
其实，对于当年必定要死的官员来说，砍头已经是最好的归宿，比砍头更惨的刑罚多得不计其数，朱元璋在如何杀人上是颇有天才的。当时的酷刑，除凌迟处死之外，还有洗刷、铁刷、枭令、称竿、抽肠等死刑，此外，尚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去势等让人生不如死的酷刑，一时间，明初官场简直犹如“活地狱”一般，以致鲁迅在几百年后仍对此大发感慨说：刑罚如此之残酷，令人感到不像是在人间。
对于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朱元璋确实是太狠了一些，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是体恤有加的。在他的肃贪风暴之下，官场风气与元末相比为之一新，“百姓乐业，河清海晏”，而且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半个世纪后的“仁宣之治”时期。
第81章 大航海家郑和的前半生
“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么，明成祖朱棣为什么选择郑和作为下西洋这一大型外交活动的首席负责人呢？郑和在下西洋之前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经历呢？
这事应该从郑和的先祖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说起。
咱们先说说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尔这个名字，此名来自阿拉伯语的音译，“赛典赤”是对贵族的称呼，“赡思丁”是姓，意为宗教的太阳，“乌马尔”是名，意为长寿。
从名字来看，郑和的先祖应该是来自阿拉伯地区的贵族，事实也的确如此。乌马尔不但是贵族，而且不是一般的贵族，他是传说中的“圣裔”，也就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子孙。乌马尔来到中国后，凭借自己的突出能力和贵族身份在蒙古国（后改称元）的军队中担任了重要职位。1253年，蒙古军队攻占了位于今云南地区的大理国，征服了当地各民族，并于1276年设置了云南行省，而被任命统治云南的就是能征惯战、屡立战功的乌马尔。
乌马尔不仅能在马上帮助蒙古人打天下，而且有着出众的政治才能，在他的治理下，云南政通人和，百姓安乐，他也得到了云南人民的拥护和中央政府的嘉许，死后被元世祖忽必烈封为“咸阳王”。
郑和的曾祖父仍然延续着“圣裔”的称号和姓氏，他的祖父则因为某些原因随了母姓，改姓马。郑和的父亲名叫马哈支，生有二子四女，长子文铭，次子三保，也就是后来的郑和。
郑和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回教徒，都有不远万里到麦加朝圣的经历，父亲和祖父言谈中对海外风情的描述让年少的马三保对外界充满了强烈的好奇心，这无意中为他将来的远洋航行埋下了伏笔。
公元1381年冬天，郑和十岁时，天大的灾难降临到了少年马三保的身上。
这一年，明朝军队攻进了元朝贵族据守的云南，打到了郑和的家乡昆阳州（今云南晋宁）。小马三保在战乱中和家人离散，不幸被掳进了明营，更为不幸的是，他在那儿惨遭阉割，成了太监。
几年后，马三保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朱元璋的儿子燕王朱棣，朱棣非常喜欢这个少年，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做了侍卫。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跟随朱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立下了数不清的汗马功劳，特别是在郑村店一战中，他身先士卒，冒死冲锋，给朱棣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朱棣在南京称帝后，为了表彰马三保在郑村店（在今北京大兴境内）的英勇表现，御书斗大一个“郑”字赐之为姓，并给他改名为“和”，随后封他为内宫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
从这时起，马三保成了我们熟悉的郑和。
郑和不仅懂兵法，有谋略，英勇善战，而且具有卓越的外交才能。
永乐二年明成祖派遣郑和出使日本，郑和统率楼船水师十万多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成功抵达东瀛，并向日本执政者源道义传达了明成祖的旨意，“使其自行剿寇，治以本国之法”。日本统治者自知理亏，立即下令逮捕倭寇首领，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并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签订贸易条约。在此之前，他还曾经成功出使过暹罗，就是现在的泰国。从事外交活动的经历和经验为他日后的下西洋之壮举写下了漂亮的引子。
其实，明成祖早就把郑和视为下西洋“首席执行官”的第一人选了，因为他在任命郑和为内宫监太监时，给他安排的职责中就有监造船舶这一项。
在内宫监太监的任期内，郑和不但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而且按照明成祖的意图在大明海域进行了两次远距离的海上航行，增加了航海知识，积累了航海经验，为将来的下西洋远航打下了基础。
公元1405年夏天，一直雄心勃勃、渴望名震四海的明成祖派遣“钦差总兵太监”郑和率领两万七千多人的庞大船队从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县浏河镇）扬帆出海，迎风远航，驶向遥远而又神秘的西洋海域及沿岸各国。郑和凭借着自己高卓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才能、深厚的地理知识和宗教知识，一次又一次地胜利完成了出使使命，在中国航海史和世界航海史上都写下了辉煌壮丽的伟大篇章……
第82章 风流才子唐伯虎的苦难人生
明代大画家唐伯虎是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风流才子，民间有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他“三点秋香”的风流韵事，很多艺术形式都编演过这个故事，比如电影《唐伯虎点秋香》、评弹《三笑》、豫剧《风流才子》。
我们都知道，文学艺术来自生活、高于生活，所以，文艺作品中唐伯虎的人物形象和人生经历都当不得真，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唐伯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走过了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呢？
唐伯虎实际上姓唐名寅，伯虎是他的字。唐寅之所以以“寅”为名据说是因为他生于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生日有这么多巧合的人好像应该有着一个顺风顺水、幸运幸福的人生，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唐伯虎的一生真可谓磨难重重，命运多舛。
公元1479年，即明宪宗成化六年，唐伯虎出生于苏州的一个商人家庭。他从小聪明伶俐，熟读经史，深受父母喜爱，而且家中还有一个妹妹给他做伴，一家人亲慈子孝，其乐融融。唐伯虎十六岁时参加秀才考试得了第一名，一时之间轰动了整个苏州城。十九岁时，唐伯虎和徐氏成亲，二人举案齐眉，琴瑟和鸣，非常恩爱。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唐伯虎二十多岁时，一连串的灾难降临到了他曾经幸福美满的大家庭中，父母、妻子、妹妹相继去世，家境也随之衰败。逆境之中的唐伯虎并没有一蹶不振沉沦下去，他在好友祝允明（就是大家熟悉的祝枝山）的规劝下潜心读书，在二十九岁那年参加应天府公试时，成功摘取第一名“解元”。
但人生对唐伯虎的残酷考验远远没有结束，新一轮的磨难正在前面的道路上等待着他的到来。
踌躇满志的唐伯虎在得中“解元”的第二年满怀憧憬赴京参加会试，却不料被卷入了决定他一生命运的“会试泄题案”。
当时主持京城会试的是大学问家程敏政和大文学家李东阳，二人都是饱学之士，出的试题比较生僻，很多考生都被难倒了，只有江阴考生徐经和苏州考生唐寅的试卷不仅扣题贴切，而且文辞优雅。于是，给事中华昶给孝宗皇帝上书弹劾程敏政收受贿赂泄露试题，如不严加追查，将有失天下读书人之心。
孝宗皇帝信以为真，十分恼怒，立即下旨不准程敏政阅卷，凡由程敏政阅过的卷子均由李东阳和其他考官复阅，并下旨将程敏政、唐寅和徐经押入大理寺狱，派专人审理。
李东阳等人复阅答卷时发现徐经和唐寅的卷子并不在程敏政阅过的试卷之内，审理得出的结果则是徐经到京城后曽拜访过程敏政，唐寅在程敏政被钦定为主考官之后曾请他为自己的一本诗集作过序，但并未查出受贿泄题的证据。
最后，孝宗皇帝下旨“平反”，三人出狱重获自由，华昶“以言事不实调南太仆主簿”。程敏政出狱后，愤懑不平，发痈而卒。唐伯虎被削去为官资格谪往浙江为吏，他耻不就任，弃职回乡。
关于这场“会试泄题案”，有人认为这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明史·程敏政传》就是这样记载的：“或言敏政之狱，傅瀚欲夺其位，令昶奏之，事秘莫能明也。”
但毫无疑问的是，“会试泄题案”对唐伯虎造成的打击是极其严重的，他从此告别官场，绝意仕途，决心以诗文书画终其一生了。
屋漏偏逢连夜雨，科场失利且经受了牢狱之灾的唐伯虎返回苏州后，家中又发生了一个大变故，他的第二任妻子忍受不了清贫潦倒的生活，终日大吵大闹，最后甩手而去。
孤身一人的唐伯虎住在吴趋坊巷口临街的一座小楼中，以卖文作画为生，过着一种宁静淡泊、潇洒随意的生活，就像他在一首诗中所写的那样：“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
三十六岁时，靠卖画有了一定积蓄的唐伯虎在苏州城北桃花坞建了一座优雅清闲的园子，这里景色宜人，环境幽静，一曲清溪从一片土丘前婉蜒流过，溪边几株红桃绿柳，很有几分山野之趣。第二年，唐伯虎又建成了一处别墅，虽然只有几间茅屋，檐下却悬着“学圃堂”、“梦墨亭”、“蛱蝶斋”等雅致的匾额。
唐寅一生酷爱桃花，就给这处别墅取名“桃花庵”，自号“桃花庵主”，并作《桃花庵歌》明志：“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他经常邀请祝允明、文征明等好友来此饮酒赋诗，挥毫作画，每次都尽欢而散。此时的唐寅日子过得清闲而超脱，却没想到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会再一次身陷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