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保存着，可是，我始终没有照这计划去做过。
如果说，老舍幼年时期接触佛教是处于被动的话，那么，这次接触佛教却是主动的了——许地山是在老舍的再三请求下才为其开出佛学必读书目的。尽管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老舍究竟读过多少部佛学著作，但它至少可以说明：老舍的确是读过佛经了，以至于使他后来禁不住感叹地说：“佛经太深，佛经太美，令人看了就有望门兴叹之感！”“倘若给予我十年或五年的工夫去念佛经，也许会懂得一点佛理，但这机会始终就没有。”另外，从“这张目录单子到现在我还保存着”的举动中也至少说明，老舍始终未有放弃对佛学的追求。
老舍在评价许地山的宗教信仰时曾经这样说：“我不相信他有什么宗教的信仰，虽然他对宗教有深刻的研究，可是，我也不敢说宗教对他完全没有影响。……他似乎受佛教的影响较基督教的为多，虽然他是在神学系毕业，而且也常去做礼拜。他像个禅宗的居士，而绝不能成为一个清教徒。”老舍用来评价许地山宗教信仰的这段话，实际上也是他本人最好的自白，正如舒乙所说：“拿来放在老舍本人身上，倒是也同样的恰如其分。说许地山，实际上，是说他自己。”事实也正是这样，老舍虽然在组织上加入了基督教，但对佛教却始终怀着那么一种特殊的感情。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宗月大师”已经开始进入到老舍的作品之中。老舍在本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里，首次描写了一位佛教人士董善人的形象。董善人把自己的财产“完全施舍出去”，带着五六个大姑娘（包括他的两个女儿）静心修行。“不单是由魔道中把她们提拔出来，还要由人道把她们渡到神道里去。”当他听了李静的哭诉后，“一面落泪一面念佛”，再三解释说，“救人灵魂比身体还要紧”，并力劝李静也来参加修行。从所描写的情况来看，这位董善人无疑是以“宗月大师”为原型的。从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我们既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宗月大师”的影子，也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老舍对佛教的那种崇拜之情。
三
抗战时期，老舍对中国的文化和宗教价值都做了重新审视。正如他在《大地龙蛇》序中所说：“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欠——抗战给文化照了‘爱克斯光’。”相比之下，老舍在抗战时期对佛教更为偏爱。纵观他在本时期的文艺主张和作品创作中，始终都贯穿着中华民族通过“涅槃”而获得新生的佛教文化思想。
1939年7月底，老舍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的身份，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河南洛阳劳军。其间，曾游白马寺，并作旧体诗一首。诗云：“中州原善土，白马驮经来。野鹤闻初磬，明霞照古台。疏钟群冢寂，一梦万莲开。劫乱今犹昔，焚香悟佛哀。”在抗日烽火燃遍中华大地之时，老舍看到了佛教圣地白马寺，使老舍高兴万分。他在《剑北篇》中写道：“白马寺还在人间，白马寺万岁！”老舍对佛教的赞颂之情，由此可见一斑。10月前后，老舍随慰劳团至青海、甘肃一带劳军，其间也参拜了一些佛教寺院。深深扎根于老舍潜意识之中的佛教文化思想，这时似乎又一次得到了复苏的机会。
1940年9月4日，老舍应重庆缙云寺佛教友人之约前去参观汉藏教理院，并作了一次讲演。其中说：“研究中国文学的就得念屈原的《离骚》，研究英国文学的就得念莎士比亚的作品，研究意大利文学的也是一样，就得念但丁的著作。”然而，但丁的《神曲》“却离开了《圣经》，大谈特谈地狱的景况，描写其地狱的惨状，这也许他是受了东方文化——佛教的影响。”“这种思想，颇与佛教的平等思想相吻合。”“佛陀告诉我们，人不只是这个‘肉体’的东西，除了‘肉体’还有‘灵魂’的存在，既有光明的可求，也有黑暗的可怕。这种说‘灵魂’的存在，最易激发人们的良知，尤其在中国这个建国的时期，使人不贪污，不发混账财，不做破坏统一的工作，这更需要佛教底因果业报的真理来洗涤人们贪污的不良心理。”他希望“富于牺牲精神”的佛教和尚们，“发心去做灵魂的文学底工作，救救这没有了‘灵魂’的中国人心”。应该说，老舍所作的这篇有关佛教文化的著名讲演，对我们今天来探讨老舍的佛学修养具有重大的意义。
1941年夏，老舍应邀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讲学。其间，他遇到了“精通佛学”的汤用彤老先生，于是“偷偷地读他的《晋魏六朝佛教史》，获益匪浅。”不久，老舍在《大地龙蛇》的创作中，写了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赵老太太。剧本说她“佞佛好善，最恨空袭。儿女均已成人，而男未婚，女未嫁，自怨福薄，念佛愈切。”她的儿子劝她说：“现在已是雾季了，不会再有空袭，何必还这么念佛呢？”她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佛是要天天念的！祸到临头再念佛，佛爷才不管你的闲事！这三年多了，咱们的房子没教日本鬼子给炸平了，还不都是菩萨的保佑？”另一位西藏高僧罗桑旺赞也说：“佛的光明，佛的智慧，祝福我们胜利的军队！”
此后，老舍对佛教文化做了更多的思考，我们从长篇小说《火葬》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思考的轨迹来。《火葬》这部作品取名的本身，就包含着中华民族在“涅槃”中求得新生之意。在《四世同堂》中，老舍为我们写出了一系列佛教徒及其受佛理感化的人物形象。其中，最突出的佛教徒当属明月和尚。是他，在沦陷的北平坚持着抗日活动，并影响和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其中也包括钱默吟。请听一听钱默吟的自白吧：“虽然我不接受他的信仰，可是我多少受了他的影响。他教我更看远了一步——由复国报仇看到整个地消灭战争。这就是说，我们的抗战不仅是报仇，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而是打击穷兵黩武，好建设将来的和平。”“他是从佛说佛法要取得永生；我呢是从抗战报仇走到建立和平——假若人类的最终的目的是相安无事的，快快活活的活着，我想，我也会得到永生！”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经过抗战中血与火的洗礼，老舍对佛教也已经产生了许多新认识。
（中国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文/《佛教文化》张桂兴）
老舍的苦戏
陈徒手
事隔三十多年，北京人艺老演员蓝天野谈起当年老舍的话剧创作，不禁唏嘘而叹：“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大事，老舍先生很快就有作品出来反映。一九五五年写《青年突击队》，一九五八年赶写《红大院》，都是配合一时一事，演完了，戏也就完了。”（1998年10月27日采访）
据北京人艺当年会议记录稿，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青年突击队》建组会上，剧院党委书记赵起扬在讲话中不讳言剧本存在许多不足，但他仍肯定了老舍有很大的政治热情，并表示要演好这部上级推荐的新戏。六月三十日上午，老舍到剧院谈剧本，他坦率地承认，青年突击队并未在北京建筑工地推广，这剧本本身跑在事实面前。
剧院开始在北京一些相关单位征求对剧本的意见，反映不像预料的那么热烈。在北京四建公司座谈会上，工地一位姓蔡的主任表示，剧本中工人、工程师都不太像现实中的人物，让人感到青年突击队只重进度不重质量，对特务的描写过于简单化。一位工程师认为，剧本所写的事情太多，解决问题又太容易，演员在台上演得有些吃力、枯燥。
人艺的演员们对剧本的新鲜感很快就失去了，演了几场就略显疲沓。于是之在剧院会上发牢骚：“对剧本不是真正的喜欢，大家都有将就思想。”
老演员黄宗洛回忆道：“这个戏太粗糙了，为中心服务，像活报剧。把事件搁进去，做各种状态，演的人和看的人都烦了。”（1999年9月9日采访）
这部戏演了几场就草草结束，而且有几场是专为建筑单位公演的，由单位组织观看。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来临，因腰疼在家休养的老舍对前来看望的人艺导演夏淳说：“大家都大跃进，我偏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不能老这么呆着，你也帮我想想，看咱们能写点什么？不能写大的，写小的呀！这样一个时代，该写的东西太多了。”出乎夏淳意料之外，两个星期之后老舍竟拿出《红大院》初稿。老舍解释说，看到街道上动员家庭妇女搞生产，想着想着就写了一大堆材料，这里面有真事，也有想出来的。
《红大院》尚未修改完毕，剧院把上演的日期都定了，老舍心里既兴奋又为难。夏淳曾介绍说，在倒计时的七十多个小时里，剧本的创作和排练是一锅煮出来的，有些台词都是在排练场编出来的，实在弄不出来就去请教街道工作同志，看他们是如何说出这段台词。
老演员叶子在北京社会福利院接受笔者采访时，对当时紧张的情景记忆犹新。她说：“那时太仓促了，排第二幕时老舍只是写了两页纸的东西交给我们，其它的要靠大家去补充、丰富。”
最关键的是，超前创作的《红大院》所涉及的成立人民公社之事，在北京市迟迟不见动静，致使排练和演出都找不到充足的根据，没有外围热闹的气氛去烘托。有一天突然听说天津市要成立城市公社，剧院的人狂喜地要赶去体验生活。北京人艺副院长欧阳山尊回忆说，看完《红大院》后，周恩来没有多说什么，他只是对尾声放礼花深感兴趣，欧阳山尊赶紧让美工表演了几次，周恩来说：“这是发明创造，应该推广。”
紧接着老舍又写出带有喜剧色彩的《女店员》，一九五九年初刚一上演，一下子就收到各方面传来的二十六条意见，主要认为看不出党的领导和支持，对于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性质表现不够，在大跃进时代表现儿童捣乱不合适等等。过了几天，剧院向上级报告：我们已与作者老舍先生共同研究，并做了必要的、适当的修改。
老舍依据二十六条意见，对本子大致修补了一番，以便对各方有所交待。刚喘了一口气，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又来了一道指示，要求删去女人推车一场戏，理由是：“六中全会决议中明文规定要照顾妇女生理特点，你们剧院常有外宾来看，每次演出都应特别注意影响，如有人把推车拍照在香港报上一登，对我们不利。”
刚刚落实完这边的意见，老舍忽然又听到市委文化部长、周恩来原文教秘书韦明提出的新建议。
老舍先生在剧中没有多写党委书记，韦明说应该加一个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老舍说，这戏里本身就体现党的领导。韦明坚持要他改，说，不改就不演。老舍说，不演我也不改。后来没有加，总理看后没有提这个问题，韦明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北京人艺原副院长周瑞祥1998年10月21日口述）。
这是老舍极其罕见的公开抵制之一，看出他柔中见刚的性格的另一面。
到了六十年代初，老舍的话剧创作有意回避了现实题材，写了一些儿童、历史、民族等题材的作品。但是烦恼依然相随着他，上面的关注、更改指令始终没有断过。在一九六二年的一次创作会议上老舍发过牢骚：“写童话剧《宝船》，我就生怕把皇帝写胖了、写瘦了，写得不合适就会引来批评。”
到了一九六五年，老舍的创作明显跌入谷底，他无法适应环境严峻的尺度。他看了不少现代戏，但很少表态。北京人艺老编剧梁秉堃曾在一九六五年底的一次会上见到老舍，老舍告诉他：“我正写一个找乐的事，写计划生育，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手上一个孩子，怀里一个，背着一个……”老舍当场比划了一下，轻松的表情里还是可以看出他的烦恼。梁秉堃感到老舍先生的难处，觉得先生想努力跟上形势，但又力不从心。
就是在这一年，北京人艺另外一个老编剧蓝荫海与老舍同在北京郊区密云县体验生活，两人住的村子相距很近。他发现老舍虽然身体不好，但仍拄着手杖在擅云旗人村走家串户，甚至爬到山腰看新建的扬水站。蓝荫海还注意到，老人很关心时事，还时常到县城听县委书记作形势报告。
蓝荫海告诉笔者：“他改我写的本子，告诉我，‘不要用人家写滥的词，要注意新鲜的语言。’可是受当时气氛影响，听说他写了《旗人村》，初稿引了很多语录。我觉得他本人内心是不愿这么干的。”（1998年10月30日采访）
蓝荫海轻轻地摇着头，叹了一口气：老舍先生写得真苦，苦极了。
《书屋》二０００年第五期
老舍的散文语言
孔庆东
始于“五四”前后的现代散文的艺术空间，群星辉映，争奇斗妍。名家们风格独具的作品使我们从各个角度分别得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审美享受。但是在语言上，多数作品我们一看便知是那个时代的产儿，是文言的统治刚刚被推翻，白话文正在咿呀学语的时代的产儿，无论文章多么精美，总令人觉出一种纱屏似的隔界之感，使后人难以在语言方面进行直接的借鉴。我对现代散文园地进行了一番走马观花的巡礼之后，惟独觉得老舍先生在语言上可以对当代作者进行直接的播音。当然我并非认为老舍的散文成就在整体上超过了同样令我敬佩的其他散文大师，不过是企图谈谈对老舍散文语言的一点拙见，也许能对今天的散文作者有所滋益。
老舍先生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语言大师。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造诣，可与鲁迅、侯宝林等任何一种艺术领域内的巨匠相媲美。他高超的语言技巧当然首先表现在小说和戏剧中，但众所周知，没有什么体裁是老舍所不能驾驭的，他是中国现、当代文场上的全能冠军。他写的杂文仅在抗战前后就达数十万字。不过一是因为被其他方面的伟绩所遮没，二是因为老舍本人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