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老舍- 第6部分

　　北京文联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后费了大半天的时间商讨，才决定如何办。他们把舒乙叫去，给他一张公函，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会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⒁凭这张纸，舒乙才能去为自己的父亲收尸，处理后事。

　　老舍是手握着一卷平素抄录的“毛主席语录”迈出生命的最后一步的。在他的尸体四周的水面上漂浮着陪伴他的，就是他手书的“毛主席最高指示”。

　　由老舍开始，许多人选择太平湖了结了自己。“短短的一星期内，它竟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有成十上百的人在这里投湖。”⒂周恩来总理得知老舍的死讯，找到原文化部部长茅盾，要他告诉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妥善安置老舍夫人。王昆仑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中央常委，其实是个早在一九三二年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的党员，局外人不知道而已。但此时王已自顾不暇，不久便被党揪出，以“特务”、“反革命”的罪名打入监房。所以，老舍遗属再也无人过问。

　　中国人的苦难缩影

　　抗日战争时期，老舍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一九四四年，日寇逼近贵州、眼看要从南边打进四川时，老舍正在战时首都重庆，友人问他若日寇进川作何打算，他从容地回答道：“我哪儿也不去，北面是滔滔的嘉陵江，那里便是我的归宿！”后来，日本人没能进川，老舍也就不必投江自沉，看到了抗战胜利。

　　谁都料不到，二十二年后老舍在首都以投水自沉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抗战胜利后不久老舍即赴美国，在纽约完成小说《四世同堂》。书中的主角祁天佑（祈天保佑？）是以投湖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所以舒乙后来说：“好像父亲在二十年前就为自己的死设计好了一个模式。”

　　老舍原名舒庆春，十多岁时自己把舒字拆开，以“舍予”作自己的字。所以至今中国的人物志中仍称他“舒舍予”。“舍予”与“舍身”是同义词。重庆——纽约——北京，沿老舍这条生活轨迹分析，可知他对舍身取义早有思想准备，而且，如果“舍予”，必定是投水自沉，不作他想！

　　老舍虽是在被红卫兵毒打之后自沉的。但他之所以老舍所以自沉太平湖，不是因为被打怕了，不是因为次日还会挨打，而是因为确信他的作家的生涯彻底结束了。

　　如果说四月里他流着眼泪对王莹叹息，他从美国归来前计划写的三部历史小说还只是“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的话，到了八月几乎全国所有的作家都成了斗争对象之后，他已毫不怀疑，那三部反映北京旧社会变迁、善恶、悲欢的小说，真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钟情北京如老舍者，在这痛心的事实面前，当然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

　　老舍父亲死于庚子年保卫北京之战，骨殖未得保存，在他的衣冠冢里埋葬的仅是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老舍的遗骨也没有保存下来，他的骨灰盒里仅放了一副眼镜和一支笔。因为老舍之死属“自绝于人民”，骨灰不配被保留，这是当时中国的一条不成文法。

　　父亲死于世纪初的外患，儿子死于六十年代的内乱，舒氏两代的悲惨结局，正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难缩影。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为文记之。

　　老舍与《茶馆》

　　老舍的女儿舒云女士撰写了“老舍与《茶馆》”回忆录，读来思绪万千。今择之，共“品”味。

　　老舍写《茶馆》一剧，有他的前因后果。

　　老舍是当代著名的剧作家，但是他对自己的剧本，从不作高的评价，他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快”。此话不假，正是老舍夫人胡艬青在整理老舍手稿时，发现仅一部《春华秋实》，老舍写了五十多万字，化了七、八个月时间，一遍一遍的改，一共改了十遍，说明他写作的谨慎、郑重，所以他写出的作品，份量很重，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治学“勤快”的哲理。

　　老舍写《茶馆》剧本，那就在“三反五反”后，老舍刚写完一个话剧———《方珍珠》时，成立了北京市文联，老舍当选为文联主席，周恩来总理特地赶来祝贺，并问老舍下一步的创作计划，老舍说：“打算写一部龙须沟变迁为题材的剧本，通过新旧对比，歌颂新社会。”并说：“已讲好明天去金鱼池、龙须沟等实地采访”，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并鼓励老舍说：“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好戏。”从拟题、采访、脱稿，老舍仅化了一个月的时间，毛泽东主席经周恩来总理的推荐，在北京怀仁堂就看了这出戏。！“#！年！月！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因《龙须沟》的创作授予老舍”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也可以说，这是老舍艺术生涯的顶峰。

　　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提出文艺界要贯彻“双百”方针，于是激发了老舍更广泛的思路，因此写出了闻名于世的不朽之作———《茶馆》。老舍有了习惯，每个剧本写好后，都要念给大家听，一直到每一句话都顺嘴了，才定稿。正是老舍的儿子舒乙曾说：“人艺（指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导演、演员等）这帮人可了不得，简直是天生的艺术家，他们不满意别的几场，众口一声说《茶馆》这一场好，就按这个写”，话还没有说完，老舍一拍巴掌：“说对了，我就写个《茶馆》。”《茶馆》这三场戏，几乎是一气呵成，取材于清代光绪年间一家老茶馆的变迁，写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潮失败的教训。从戊戌政变“流产”到！“％”年北平（今北京）解放前夕……剧中各种人物，凡是有点事业心的人全部惨败，最后《茶馆》老板被逼自杀而告终。

　　那知这出戏一拿出来，差点儿被“枪毙”，一些所谓“文艺批评家”，“政治评论家”直摇头，说是为“旧社会招魂”。一些报刊也相继刊出抨击文章，说什么“在政治那么走红的时代，和政治结合得太弱了。里面没有共产党员？行吗？”弄得老舍也无可奈何，只好去找周恩来总理，那知周恩来总理很欣赏《茶馆》这出戏，尤其是第一场，“气魄大，艺术性高，演员演得逼真”。周恩来总理认为：老舍写的《茶馆》，肯定地告诉人们一些什么。不是站出来空喊口号，它没有写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只写了几个小人物，但那里面有真正的哲学，居然把抗战、解放这些意思传递了，让观众自己落泪，自己感动自己。最后周恩来总理肯定地说：“可以演，应该演，《茶馆》是部好戏，是艺术品，传达很深刻的思想内含，可以证明蒋介石那个政权不行，也告诉青年人过去旧社会多么可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戏不能‘枪毙’。”在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下，《茶馆》这出戏照演不误。

　　那知到了十年动荡的“文革”，《茶馆》这出戏也遭劫难，被禁演了，更令人心痛的是，我们敬爱的老舍，就这样被活活折磨而死。

　　打倒“四人帮”之后，头一个出版的老舍著作———《老舍剧作选》，头一个上演的剧目———《茶馆》。当初，胆子还很小，先演几场“试试”，那知这一“试”，就下不来“台”了。“人艺”马上赶排了三场的《茶馆》，轰动一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访问欧洲演出的《茶馆》，那是中国话剧第一次走出国门。观众的热闹场面休提了。谢幕达三十多次之多，观众还依依不舍离去。

　　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

　　文/文洁若

　　沈从文于1988年去世后，把他的作品译成瑞典文的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在悼念文章中写道：“1988年秋瑞典出版的两本选集都引起了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很大兴趣，很多瑞典人认为，如果他在世，肯定是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最有力的候选人。”注关于老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的消息，至今未见诸文字，但我认为是可信的。

　　一九七八年，挪威汉学家伊丽沙白。艾笛由于研究萧乾的长篇小说《梦之谷》，开始和他通信。转年初春，她为了研究“易卜生与中国”，专程访华。当时我们住在天坛南门东二楼六单元303室。萧乾于三月间拿到一纸改正书，社会活动多起来了。所以艾笛女士光临舍下之际，我特地回家来帮忙照料，招待远客。

　　萧乾事先提醒我，要多听少说，不要插嘴，免得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怎么一来，艾笛女士忽然把话题转到老舍差点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上。记得她是用英文这么说的：

　　“那一年，本来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然而查明老舍确实已于八月间去世，而按照规定，诺贝尔文学奖是只颁发给仍在世的人的，所以就给了另外一个人。”

　　萧乾曾对我说，在一定的时候，沉默是一种深沉。他听了艾笛女士这番话，没做出反应，我在一旁听了，也没敢吱声。倘若我立即惊喜地刨根问底，说不定会让这位初次见面的外宾瞧不起，心想：原来中国人眼巴巴地就盼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连没到手的，也会使他们如此兴奋。

　　然而我情不自禁地将此事告诉了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当时她的办公室和我的只隔一个门，并给她写了一份不足四百字的书面材料。

　　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老舍之死是最令中外各界人士震憾之事。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香港发行的英文报纸《香港星报》就报道了。一九六七年，日本作家水上勉写下了《蟋蟀葫芦》，悼念老舍。瑞典于一九五O年就和中国建交了，在北京设有驻华使馆。我不相信，迟至一九六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才得悉老舍的死讯。当艾笛女士向萧乾透露“决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中国作家老舍”那番话时，我认为她所说的“那一年”，指的是一九六六年。

　　我平生与老舍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五十年代初。跟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的诗人方殷与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资深女教师结婚，婚礼在该校的大礼堂举行。我到得早，瞧见老舍从驶入操场的一辆小卧车中走下来。他大概前不久才从美国回来，西服革履，举止潇洒。作为主婚人，他就着一对新人是“大男大女”这个问题讲了一通，幽默风趣，台下的女生从头笑到尾，气氛极为热烈。

　　第二次是一九六五年五月，我国作家访日代表团回国后，在文联礼堂做报告。刘白羽先发言，讲得面面俱到。轮到老舍时，他不紧不慢地说：“该讲的，白羽同志全讲了。我来点儿大会花絮吧。”

　　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了。一九五O年九月参加工作以来，我还没听过如此生动的报告。我记了详细的笔记，可惜在文革“打砸抢”中，随着家中的一切，荡然无存了的。我想，像老舍这样一位才华横溢、富于特色的作家，是不甘心跟在旁人后面照本宣科的，所以有此即兴发挥。而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扼杀个性，扼杀特色。

　　中国不是没有像老舍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可惜被“四人帮”及其爪牙逼得走上了绝路。这个悲剧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老舍死得悲壮，他是现代的屈原。

　　此文为纪念老舍逝世三十四周年而写二OOO年八月二十四日初稿

　　十一月八日补充修改

　　注：倪尔思。奥洛夫。埃里克松：《一位真诚、正直、勇敢、热情的长者》，见《长江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舒乙首披：1968年诺贝尔奖本属老舍

　　最近，中国作家与诺贝尔文学奖提名问题被炒得沸沸扬扬，而“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几乎被老舍得到”这一事实，长期以来却鲜为人知。昨天，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的文学讲座上，老舍先生的儿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舒乙向外界披露了这一事实内幕。

　　舒乙说，中国始终没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外文的太少。而老舍当时在中国作家中恰恰是作品被翻译最多的，连瑞典文的也有。诺贝尔奖评选程序，先是由国际著名学者进行提名，经层层筛选，最后剩下5位候选人，再由评选委员秘密投票，得票最多者胜。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到最后秘密投票，第一名就是老舍。

　　但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诺贝尔奖一般不颁给已故之人，所以评选委员会决定在剩下的4个人中重新进行评选，条件之一最好是给一个东方人，结果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日本的川端康成。

　　老舍与现当代文学中的幽默

　　孙洁

　　今年2月3日是老舍诞生100周年的纪念日，老舍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中的大家，他幽默的创作风格是他在文学史中不可磨灭的个性中鲜明的特点，同时，这种幽默，也成了本世纪中国文学的甜酸苦辣中较为独特的一味。

　　可以说，老舍的幽默形成于他独有的忧郁型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又同步于中国现代作家共有的对时代对人生的焦灼与绝望感。当然，有些作家，如鲁迅，面对绝望，选择了战斗加以反抗，不过，老舍却是以幽默来化解与遮蔽它，也正因为如此，这份幽默对于20世纪大多数时期的中国文学实在是不合时宜，老舍山东时期苦心经营的幽默宫殿先经受了时代的冲击，又终于在民族危机尖锐上升的“七七”之后轰然塌陷。

　　综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史，应当说，直到最后20年才为幽默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合适的政治与文化气候，这之前幽默文学的不发达是中国文学走进新文学阶段后背负的沉重历史宿命的一方面表现而已。老舍在山东的7年，即老舍以幽默特色横空出世之后渐入佳境的时期，中国文坛上也出现了一阵子轰轰烈烈的“幽默热”。但是，以《论语》为代表的一批幽默杂志的涌现也好，“幽默年”、“小品年”的短暂繁荣也好，都只不过是两三文人一厢情愿织造的假象而已，注定了好景不长。这一来是因为这些幽默文学的逃遁倾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