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与内地的大饥荒不无关系。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大陆。大陆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66年，十年动乱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鹏城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羊城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鹏城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岭南、鄂、湘、赣、桂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员，甚至**干部。有一份来自鹏城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羊城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1980年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鹏城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特区的诞生，使广大民众看到了希望，也使“逃港风”逃了三十年风潮骤然停止。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特区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悠然山水间全文阅读！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才完全消失了！
贺军尧对这些非常的清楚，甚至比眼前的老人知道的更多。老人是亲身经历者，而他可以查阅很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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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似乎想起了小时候的事，笑了笑，“想当年三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随之脸色又沉重下来，“回头望着来时的路，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在黎明前的一丝曙光中看的人心里发毛。”
老人语气沉重的说道，“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鹏城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我记得听后来偷渡者说，70年代末，鹏城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曾经有一个老人，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让人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贫穷与饥饿，造成的逃港潮。人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去赌一把明天。”
一时间房间里静的能听见钟表的滴答声。70年代，正是那些知青为主的逃港者，这些被发配到穷乡僻野的知青，由于物质与精神生活都极度贫困，他们不堪忍受重体力劳动与离乡背井的苦楚，便不顾一切地扑向香港，成功者毕竟是少数。相对于后世流行的“北漂”、“南漂”来说，偷渡香港的这群知青，很早便已是“港漂”了。
“然而就是这样，也挡不住前赴后继的逃港者。”老人接着道，“我们徒步到达鹏城，人生地不熟的，也不能偷偷打听如何偷渡啊！偷渡的下水时机，什么时候下水，这些我们都一无所知，就在我们挠头的时候，就找到了一线光明，我记得当时国内，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当时的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著作的**。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岭南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我们打着参观学习的名义住了下来。但很快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
“老头儿，你可真够奸诈的。”程世喜打趣道。“既然是反偷渡的红旗村，那么对于怎么偷渡那是了然于胸。”
“呵呵……你没说错，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老人笑了笑，接着道，“当时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和我们一起下水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和一个8岁的男孩。我记得当我们站在香港的土地上的时候，和我们一起游过来的一个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冒死上了梁山的人，用血和眼泪创造出来的。”
那名农妇，得多狠呐，才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然而刚刚踏上香港这片土地的人们，前路并非一帆风顺。
老人抿了口茶，恢复了些精神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香港很好，却没有自己的位置，漂在那里没有根。”他顿了一下道，“吃苦受累不怕，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苦，刚刚到香港没有身份证，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才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的。然而这些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
第568章
“对于偷渡者来说，最可怕的是遣返。”程世喜手支着下巴，食指蹭了蹭鼻尖，声线华丽优美，一语中的地说道。
“说的对，遣返对这些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逃港者来说，那打击绝对是令人绝望的、毁灭的。”老人附和道，“我们幸运的是，没有葬身大海，不幸的是一踏入香港的土地，就遇见的警察极品风流教师。港英政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然而我们又是幸运的，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这里，保护我们这些逃港者。
当时的场面很感人！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当时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这里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我们都绝望了，心都碎了，连死的心都有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我们趁着混乱，像无头苍蝇似的乱逃。那时候也是第一次遇见凤仪。”老人嘴角挂着一丝似有若无的微笑，似怀念，如墨的眼神瞥了一眼身旁的老伴儿。
好似感觉到他温柔的目光，乔凤仪也想起了初见的那一刻，感觉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她第一次见到他是他一生中最狼狈的时刻。虽然狼狈却依然强自镇定，请求她带他们来离开。鬼使神差的她就相信他不会伤害她。才驱车，把他们三人带回市里，然后分道扬镳。
本以为是一次萍水相逢，再无交集，谁知道几个月后，再次邂逅，牵扯了一辈子的情缘。
“我们这些人，都是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逃往市里，先开始小心翼翼的。畏畏缩缩的，就怕在被警察抓到，遣返回内地。只能打黑工。挣些糊口的钱，住在贫民区里，直至后来拿到身份证找到正式工作，有了积蓄才搬出去。”他顿了一下接着道，“老实说。当时真的很穷，周围的人和我们一样的穷，当时一门心思逃到香港，以为来了，就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残酷的现实把我们打回了原形。只好打起精神。重整旗鼓，其实就一个字‘学’，自己不足就学什么？不过那时候的邻里关系非常的好。寮屋区的居民都是一样的穷。所以家家都不用锁门。邻里之间“守望相助”的风气对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家有了病人，几家都会来照看。谁家的孩子没有照看，也会有邻居来帮忙。”老人怀念道。“现在嘛！笑贫不笑娼，一切向钱看。很难再回到那个淳朴的年代了。”
“心境的变化，环境的使然。人们都长大了。”方默南说道。
“是啊！长大了，人心再也回不到最初的那份心境。”老人附和道，话锋一转“你们很难体会当年我们逃港者越过边界时回头一瞬的心情。数十万的逃港者，则为了生计，在把香港打造为亚洲“四小龙”的同时，默默无闻地献出了个人的青春，甚至生命。”
这个方默南知道，听程是非讲那些富豪的发家史的时候，他说道：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他们创造了许多的‘财富神话’。
“当然我们的发迹，主要得益于七十年代香港经济的腾飞，他就是草根阶层的努力与挣扎以及他们的顽强不息的历史。”老人笑的很得意。“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乔凤仪却知道，老头子为了准备所付出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也，白天工作，晚上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了书本，那真是废寝忘食。其实她完全可以让她娘家人帮他，不过她知道以他的自尊心不可能接受她娘家的资助，所以他住贫民区，她也跟着，他住政府租屋，她也跟着住公屋。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她们的家房子是换了又换。娘家的姐妹当时都说她是个笨蛋，找虐受。你说她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生居然会有这种传统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也许她是中毒了，中了他下的毒。
当然向他们这些富裕起来的逃港者相比起来庞大的数字，只是凤毛麟角，许多人也只是在底层苦苦打拼，挣得温饱王妃在后院种瓜最新章节。然而这些出人头地的少数人，离不开香港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60、70年代世界的经济开始腾飞，在几十年内，走向了高度富裕，也造就了亚洲四小龙。
香港得益于他所处的地理位置，靠海，其实其他几条龙也是靠海，得意与海洋。在全球自由贸易时代，海洋能提供方便、廉价的运输模式，是外向型经济的重要保障。临海因素对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帮助很大。
良好的国际经济形势，二战以后，世界进入最自由的贸易时期，二战以前，国际贸易受到的限制因素很多。关贸总协定的签订，美元的国际贸易地位，传统殖民地体系的崩溃，海盗的减少，水上航运技术或设备的前进，航空运输的发展，通讯的便利，极大的便利了国际贸易，降低了国际贸易的成本，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为四小龙发展外向型经济奠定了基础。这样环境的产生，不是想有就有的，四小龙的幸运就是，当时有了这样的国际贸易环境。
老人感慨道，“70、80年代的香港，真是梦想者的天堂。“只要努力就可以成功”这样的好莱坞式梦想，也是当年香港的写照。”
“这里现在也一样啊！看着街上的行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相信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程世喜笑着道。
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是梦想者的天堂。
对于方默南他们大多数的同龄的人来说，大家认识香港且受港产文化影响颇深，古惑仔、tvb剧、周星驰。人们都爱着电影里的那个城市。有义气有正义，**律有自由的香港，现实不失温情。
“现在的人不知道怎么了，都想着一夜暴富，走捷径。我有一次坐出租车，就听见司机抱怨，说希望回到毛时代。那出租车司机快六十了吧！比我还小十多岁，听口音应该是和我一样的逃港者，交谈后才知道他是后来的逃港者，为生活还在苦苦奋斗的人。”老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