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第5部分

技术永远无法取代人的本性，我会永远地喜爱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因为他们让人讨厌的精力过剩，永远不会安分守己地到处流浪，他们健康勇敢，散发出永远不会褪色的生命活力。我也会永远怀念“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呼吸的是空气，亲近的是自然，还有分享烟头的友谊，还有可以流血的打架……

未来学家们说孩子们可以通过一扇扇窗口（Windows）欣赏自然，或许山更雄壮，草地更为鲜亮，河流更为清澈……当然，孩子们还通过窗口体验到了友情、暴力、探险，或许还有性这些我们曾经努力亲身实践的东西。但是即使隔着最高分辨率的窗口他们就能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了吗？

所以，我自以为是地替他们感到遗憾，尽管这种遗憾已经被很多人重复过了。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些孩子们在不知疲倦地追赶信息技术的召唤的时候，看到他们温柔听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阳光灿烂的年代，想到密西西比河的野蛮小孩子，谁享受着更幸福的生活，谁也无法说清。

砸烂背后的眼睛

上高中的时候，学校有个可憎的训导主任，他喜欢在上课的时间，通过各个教室的后门窗户观察学生的动向，心怀期待地寻找沉浸在金庸小说或者窃窃私语的快乐中的学生。所以每次上课，当我们无法拒绝小说或者同桌女生轻言细语的诱惑时，就必须同时提防讲台上的老师，还有后门的那双神出鬼没的眼睛。后来，有勇敢的同学用报纸把窗户封上，那一天大家过得很舒服。报纸不断被老师勒令撕掉，但是不断又被人贴上，老师也就服了。可是，不久，我们发现训导主任还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抓住吃零食的可怜鬼。原来，后门的窗户下有个小洞，训导主任的一只眼睛可以顺畅地观察我们。一天课上到一半，训导主任不顾尊严地冲进来大吼道：“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这时我注意到，他的右眼又红又肿，因为疼痛一眨一眨的。猜得出，肯定有人往那个小孔上抹了大剂量效果显著的清凉油。从此，没有人再从后面监视我们了，到现在我还在感激那位机智勇敢的同学。

我估计训导主任在右眼遭受重创的同时意识到两个问题：其一，从背后监视学生是不得人心的；其二，不要把人逼急了。还有一点，他可能至今还意识不到：他们虽小，也是个人，需要人的基本尊严，教育的努力是给人尊严，而不是剥夺尊严。尽管最后一点，当时的我还不能清晰地表达，但是我朴素地知道我不喜欢被人从背后盯着，即使她是个漂亮的姑娘。当时的年纪小，没有能力把这个事件上升到社会高度来看，但当我在世纪末的阳光下看到《1984》的时候，终于意识到这种监视对于人类精神会带来多大的戕害。好在，我们那时候，训导主任还没有“老大哥”的无处不在的监视器，他的那双肉眼还是可以被我们的聪明才智弄肿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在4月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说最近一两年，北京有十几所中学在教室后方墙壁上安装了监视器。校长坐在办公室里只要轻点鼠标就可以查看到每个学生和教师的上课状况。报道说，一开始，学生不适应，但是时间一长就习惯了，而且学生上课听讲专心的多了，没人再搞小动作了。一位律师同志说，教室和商场一样是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很合理；一位家长同志说，只要孩子可以专心学习了，装就装呗；一位校长同志说，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工作，不是为了监视学生。更可气的是一位和我当年一样大的高中生说，从此大家不传条了，也没什么不习惯的。

我明白了，在很多时候，我们的精神状况是根本没有随着科技进步而进步，在很多时候，我们被技术压迫得神经萎缩。《1984》里描述的故事很恐怖，“老大哥”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了每个人的隐私权，即使你跟一个姑娘亲热一下，都很难不被发现。这种状况下，每个人都对国家忠心耿耿，但是没有几个人是正常的。奥威尔的故事是虚构的，我们的故事却是真实的。校长老师们现在以“学习”的名义剥夺了孩子们的隐私。他们搞了几十年教育，却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不管那些孩子成绩好不好，能不能考上大学，起码我们的学校都应该让他们成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走出校园。一个人最理想的生活状态是自然成长，尤其在青少年时应该尽量减少负面的影响。那些老师家长们怎么不好好想想，当你总是意识到自己活在别人眼皮底下，还会正常思考问题吗？反正，在中国历史上，越没有自我空间，人就越虚伪越残暴。如果一个民族的花朵们都在这种阴影里成长，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就可以想见了。还有那个可笑的律师，把学校类比成商场本身就滑稽之极，商场的监视器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它是以人性本恶为前提，是否合理再另说。但教育却是应该激发人内心的光明的一面，这些幼小没有成形的生命是应该被爱与美引导的，而不是用先进的手段来监视的。

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驯化，没有了我们当年的抗争的自觉性，况且，在面对校长40万元的高科技武器时，抗争也是无力的，再说清凉油已经不常见了。最近北京还流行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man　Show），讲的是金·凯利从出生起就被5000架摄像机监视起来，他的整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举一动都通过卫星向全世界转播。他的生活吸引了无数观众，他是这个星球最大的明星，但他始终没有察觉。当他最终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玻璃容器中被世界观察时，最终还是摆脱了监视，即使这个游戏的导演诱惑他回到那架摄像机下，因为他是独一无二的明星（Bigstar）。我真希望，这些可以当黑客的孩子们可以用砖头砸烂监视器，即使让你考上哈佛，这种对于生命尊严的付出也是不值得的。

谷腾堡、互联网与资讯焦虑

我烦躁不安地坐在电脑前，急速地翻阅着桌上的书籍和刚刚从Inter上下载下来的资料。在我零乱的卧室里，堆放着一千本分类混乱的书和一台连接着虚拟世界的电脑。我正在为一家杂志撰写一篇描述资讯过剩给人的精神带来危害的文章，我渴望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寻找出一两句惊世骇俗的语句作为文章的开头。然而，我发现，我阅读得越多，就越陷入一种无法开始的状态。因为可选择的方式太多，我陷入了一种焦虑与疑惑——这个开头是否足够好？

这时候，我想起了谷腾堡与蒂姆·伯纳斯·李。前者在1455年设计了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术，而后者则在1989年发明了万维网。在谷腾堡之前，文字的传播是手工抄写者完成的。也因此，书籍是个极罕见的东西。15世纪的法国国王查理七世因保有910册藏书而闻名欧洲。也就是说，时间上溯500年，我卧室里的藏书足以脾睨法国国王。

谷腾堡的发明使得书籍不再是教士与贵族的特权，知识变得亲近起来。《生活》杂志把印刷术列为上千年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印刷术使知识普及成为可能，在此基础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乃至现代社会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但是，谷腾堡印刷术所带来的后遗症也逐渐凸显出来。它在刺激了各种影响世界的新思想的同时，也刺激了信息垃圾的出现。因为知识的流通成为可能，我们对于世界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在此基础上，现代新闻业产生了。人们通过报纸杂志与书籍，来迅速了解世界每个角落涌现出来的新事物与新思想。这些新的东西紧接着刺激了人们对于世界的好奇，从而产生了更多的新知识与事件。我们越来越着迷于这些新知识的同时，也发现这个世界是如此复杂，我们根本无法把握。于是，人类渴望获得更多的知识来解答头脑中的疑问。而知识越多，疑问也越多。于是现代社会开始陷入焦虑之中。19世纪一位英国平民已经咒骂道：“那些家伙整天在《泰晤士报》上登些什么。”

比起今天的报纸，那位英国人的抱怨实在是不算什么。一份《北京青年报》加上一份《精品购物指南》的内容含量可能都相当于19世纪一个英国人一生的阅读量。20世纪发明的广播与电视，在给人类带来更多快乐的同时，也让人类陷入了更深的焦虑：CNN对我们诉说着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件，一部接一部的肥皂剧向我们讲述着别人的生活，世界每天印刷出几十万部新的书籍……我们已经陷入信息的轰炸之中，尽管这些信息几乎与我们无关，但是我们显然越来越丧失了辨别能力。

这时候，蒂姆·伯纳斯·李出场了。在谷腾堡之后500年，这个美国人发明了万维网，在此基础上，Inter（互联网）出现了。性急的技术至上者已经到处宣称互联网是印刷术之后最伟大的发明。尽管这一点仍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互联网可能正将我们的焦虑之情推向一个登峰造极的境地。不管是印刷品还是广播与电视，它们的信息传播方向都是线性单向的。而互联网的信息传送方式则是互动与网状的，超文本的链接方式让信息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互联网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信息传播者，所以才有今开的每天增加200万个页面的现实。

更糟糕的是，这还是宣称信息就是价值的时代。不负责任的未来学家们最津津乐道的一句话是：“我们正处于一个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移的过程中，在信息社会最有价值的是信息。”这句话让我们唯恐与财富失之交臂，所以，我们更加饥渴地陷入对于信息的捕捉之中。可是这么多信息，我们如何捕捉得了？过多的信息，进而破坏了我们的思考与判断能力。失去了判断能力的我们，只能继续陷入焦虑。最终，我们对信息产生了某种强迫症。大多数网民每天习惯性地去新浪网上浏览几十条新闻，或在临睡前看几页畅销书以免与朋友缺乏谈资，我们靠咀嚼这些信息活着。

沉迷于资讯，让我们疏离了我们的本性。忧心忡忡的人文学者奉劝被现代传媒麻醉的人们去静下心思考自己，或者阅读一些经典著作。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真正有用的不是那些资讯，而是我们分析选择这些资讯的方式。就像西奥多·罗斯扎克在《信息崇拜》中所说的：“真正值得尊重的不是信息，而是思维的艺术。”

这种建议在现实中是如此的苍白无力。一个习惯于看新浪的新闻与《北京青年报》的人，是不会阅读《伊利亚特》的。况且，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勇气像梭罗一样抛弃现实，去到林中散步。我们更不可能像卢梭一样，宣称我们应该退回到原始状态。因为从18世纪起，这个世界的发展已经不可逆转了。最关键的两点是：一、我们对于世界依然充满无限的好奇心；二、这个世界是复杂而非线性的。有了这两点存在，我们这世界的信息就依然会增加下去。我们对于信息的唯一躲避方式，只能是在恰好有时间的周末，跑到一个荒郊野外，然后坐在那里发一会愣，幻想一下康德在山村中散步的场景。然后，在周一的时候，匆忙地流窜回来，一边从网上接收着订阅的各种电子杂志，一边对同事大大宣扬原始生活的快乐……

窥探者的狂欢节

温斯顿要与一位美丽的姑娘相会，为此，他们必须坐上火车，到一个荒无人烟的野外，这里应该没有监视器，他和那姑娘可以有节制地表露自己的爱意和激情。他们每月如此相会一次，而且地点要经常更换，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老大哥”的电子眼睛。

在乔治·奥威尔充满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力的著作《1984》里，监视器是专制统治的依靠，它无处不在毫不留情地观察着每一个人的私人空间。独裁者“老大哥”明白，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基本尊严，那么他就可以像行尸走肉一样被控制。

庞大的克格勃组织，前东德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窃听器，生动而恐怖地验证了奥威尔的传奇预言。在奥威尔眼里，以某种名义而对私人空间的侵犯意味着人类的疯狂和毁灭。

但是，如果这个机智的英国人仍还活着的话，他那张阴郁的脸孔肯定会更加深沉。以“国家”为名义的窥探虽然伴随着帝国的分裂而结束，但整个人类显然正在陷入另一¨。电子书　ＺＥi８。ＣＯm电子书　。电子书　。电子书¨场自发的自我窥探的狂热之中。从公众明星到普通人物，我们在观察别人的同时也暴露自己，并且借助前所未有的技术能力，把这种被弗洛伊德称作“窥阴癖”的欲望发挥到极致。

在这个年头，还有什么能比杂志上明星的私生活，电视上的偷拍节目，或者是网上斯塔尔报告更吸引人的呢？我们渴望了解别人的生活，不管它是肮脏的还是幸福的。我们对明星感兴趣，争先恐后地试图了解莎郎·斯通的第七个男朋友是谁，或者是她养的那条狗怎么样了。摄像机镜头与庞大的通信系统保证了我们这种需要。一位法国作家说，对于明星的兴趣表明：“通过这些我们与其生活感情密切相连的人，我们对于自己暗淡之极的生存进行了某种报复。我们通过他们，过上了一种未曾经历也没有办法去过的生活。”想过别人的生活，甚至不惜摧毁别人，一位专栏作家把这种欲望推到近乎无耻：“一个明星的私生活应该是公共化的，明星们不再有秘密，完全是一件商品，他们身上没有一公分的躯体，她的灵魂没有几丝纤维，她的生活没有一抹回忆不能抛向市场……”

当然除了明星，显然我们也渴望了解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的生活。于是一位美国女大学生把自己一天的冗长生活全都搬到了网上，却造成了网上堵塞。而一对年轻的夫妇则在去年10月通过互联网直播了他们的新婚之夜。在电影《楚门的世界》里，金·凯利从出生起，5000架摄像机就开始把他的一举一动向全球转播，几十亿人在堂而皇之地分享着他生活中的光明与黑暗。导演在讽刺了人类的普遍欲望之后，也毫不留情地表达了对于电视的痛恨。这个方方的盒子在给人带来欢乐的同时，也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