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邦暴力团- 第102部分

亏欠。一种我从来没有的情感。

我所能理解的这两个字只是一种负债行为，无论它的换算单位是金钱还是实物——哪怕玄虚深奥如讲论心性的理学家所谓的“吾性本来完全具足，不可自疑亏欠”——这个语词都不该是一种情感。然而红莲以为是的，而且有的人有这种情感、有的人没有。后者也许活得太浅薄、太粗糙或者太坦荡、太自在，总之是太心安理得。这样的人生命中没有经历过真正巨大的惊骇、挫折和艰险，从而也没有得到过堪称珍贵的帮助、救济和抚慰。短少了这么一种情感的人犹如伸手需索随即获得满足的婴孩，整个世界是由一连串的“我要——我得到”、“我要——我得到”所打造起来的。这个我，凭靠着广泛的阅读、严密的推理甚至圆滑的书写技巧和恣肆的幻想，再加上一点点福至心灵的运气，解开了一些字谜、发现了一些内幕，并且开始要翻写一部揭露近世历史真相的小说。但是这个我却没有能力察觉、体会或者想像那种可以名之为“亏欠”的情感究竟是什么。这个我——一把挥拂掉桌面上零乱的稿纸——显然还想要作最后的抗拒。这个我，正因为从来不觉得自己亏欠什么，而根本不懂得爱情。

红莲也许看出了我的恐惧，也许没有，但是她做了一个动作——把她的左手伸过来，往我的右手背上磨了一下，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样。我在那一刹那以一种近乎虔敬的心情想起过往的岁月里许许多多和我曾经如此亲近的人，我其实没有认真进入过他们之中任何一个的真实生命。即使在这个当下，我的手背那样紧密地贴触着一朵红莲，它究竟是个胎记般的刺青？还是个刺青般的胎记呢？我翻转手臂，想再看清楚一点，红莲已经抽手起身，以令人几乎无法察觉的幅度摇了摇头。我猜想她要离开，且永远不会再回来。于是我放声大哭了，听见她也哽咽着告别的话语：“我还没懂得自己亏欠了什么，就已经老了。你可不要像我。”我的哭声衬在她的话语底下，听起来比风声雨声还要空洞虚无，除非我所伤悼的不只是一具完美的肉体，还有那些我来不及认识的人——比方说，彭师母，一个拥有过真实生命的角色。

在写完以上的八千字之后，我以为我会彻底放弃那个写作《城邦暴力团》的念头。原因很简单：真实生命太过巨大，你越是进入它的细节，它就更巨大一些。

那无数张被我挥拂到黑暗里去的稿纸不知何时又飘落桌面，纸表渐渐积上一层厚厚的尘埃。我才知道，尘埃这种东西居然也会长大，过一段时间你再轻轻触碰，它在指尖的感觉就像灰、像沙、像土粒儿，开始有了重量。

这段时间比我想像的还要长一点，但是我并没有去计算：到底过了几天、几个月还是几个冷暖交替的季节？我也从没有离开这里的意思，其间我经常走访我的邻居们，有些时候兴之所至还会穿过九号房间祠堂的侧门，到厨房去帮老田干些零碎活儿，摘摘菜、提提水、淘淘米什么的。偶尔，我会在黑漆漆的通道里和万得福或者我老大哥擦身而过，甚至撞个满怀。大部分的时候我总在前厅遇见那几个老家伙。没有谁再提起字谜的事。

极少的情况下我会出门走走——通常那都是在我非常想念红莲的清晨或深夜。最后的一次是个台风夜。陈秀美在那台风还是个吕宋岛北方海域的热带性低气压的时候开始向我述说她和红莲相依为命的十二年。红莲从一个襁褓中的婴儿成长到豆蔻初绽的少女，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当时，这里叫做“人文书店”。

红莲在斜对面四十八号的陈忠义医院出生，沿着自由路走到中山路口明功堂药房的这一段，是红莲最初摇摆学步的旅程。此外，中山路一百号当时是一爿正章洗染店，陈秀美白天在人文书店当差，入夜之后便到这洗染店打杂兼记账。每当陈秀美忙碌起来的时候，红莲就会一头钻进那些吊着、挂着、堆叠着的衣物之中藏匿，通常母亲总得花上一两个钟头才找得着她，彼时她多半已发出鼾息，然而睫角犹湿、抽咽未止，梦中似乎仍坚决地表示：母女之间这小小的离弃游戏，是由她所发起。

沿着同一个方向往下走到中山路一百五十五号，此处原先是一家大公委托行，许多跑单帮的买卖人出入的地方。这些单帮客几乎时时在台北、东京、香港和马尼拉飞航往返，以随身行李携带时髦的衣饰、珍贵的古董、价值不菲的珠宝和罕见的洋式玩具，入境即交行委卖，赚取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的佣金。红莲则可以随时到此地索取任何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大公”幕后的东家正是大伙尊为“老爷子”的万砚方。红莲两岁的时候拥有一个眼睛可以眨动的洋娃娃、四岁的时候得到一架附有三十二枚弹键的手风琴、五岁的时候玩起单眼照相机、八岁那年的春天跨上一辆接装了动力马达的脚踏车不告而别一路骑到基隆——万砚方发动上千名庵清光棍找着她的时候，她指着西北方海天一线的远处，只字不语——到九岁和十岁上，同样的事红莲又做了两次。是否因为这三次出走而重新唤起陈秀美突然失去丈夫的恐怖记忆？她并没有说清楚，可是尔后两年间红莲的生活景况可想而知——陈秀美在母女俩的手腕上紧紧地缚起一条长约八尺的细锁链，链条稍稍绷紧或松弛，陈秀美都会胆战心惊一阵，立即搂住红莲、浑身颤抖、低声啜泣。

这样近乎病态的分离焦虑终于让陈秀美在一九六一年秋天完全崩溃了。九月十八号那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云林北港地区逮捕一群涉嫌发起武装叛乱、推翻政府、完成台湾独立革命的人士。由于这群人士之中有个叫詹益仁的，在虎尾开设了一爿“国际照相馆”，正是他们平常联络开会的秘密总部，一时风诡云谲，全台各地凡是名为“国际”的照相馆都受到严密监控。偏偏在台中市区、台中戏院对面巷子里也有这么一爿“国际照相馆”，原本和詹益仁毫无干系，却饱受同名之累——九月十八号晚间八点钟左右，突然闯进来十几名武装便服的人物，逢人就逮。是时警笛蜂鸣、探灯四射，方圆数里之内，连虫蛇鼠蚁亦不容遁迹。陈秀美便是在这天深夜将人文书店前后门窗自内钉板封绝，还把红莲和自己缠裹了三副大锁，捆在屋后天井里的汲水铁杆上整整两昼夜。书店的负责人钱静农万不得已，只好从消防队中请来两名庵清光棍，持利斧破门、抢入，救出母女二人。不料此事不密，竟然在九月二十二日上了报，闹出一条“红粉佳人奈何作囚”的尴尬新闻。亏得万砚方拉下老脸，请托了些报界高层的关系，权将消息压了、未再渲染，才算息事宁人。大约也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祖宗家门传下“旨谕”：将陈秀美送入汪勋如的“河洛汉方针灸医院”诊疗休养。此外，李绶武也活动了方面上的人物，给她请得了一个“烈士遗族”的身份，既能申领些许微薄的生活津贴，还可以免试入上庠寄读。这就一如万得福所言者：钱静农帮衬尽力，非但亲炙私淑，还另向几位知名教授荐过，让陈秀美一面治病、一面求学。唯有一桩，那就是暂且不能与红莲共同居处，以减妄执烦恼。

对于当时的红莲来说，那可能是一段优游快乐的日子罢？每到星期天，她便跟着孙孝胥到西门町歌厅、戏院巡走，贩卖香烟糖果。星期一则随赵太初至新公园、衡阳路一带摆卦摊。星期二泰半是前往“河洛”探视陈秀美——和母亲的团聚仿佛应卯一般，看汪勋如问诊下针、开方抓药则是别开生面的游戏。星期三是陪伴魏谊正过府登堂、指点豪门巨室的厨作、庖丁设宴置席的日子。星期四，向例作碧潭之游，不外是由李绶武将携着泛舟踏青，尽一日在山野间嬉耍。这几位“爷”字辈儿的帮朋，多不宽裕。赵太初尤称潦倒，孙孝胥的子媳儿孙虽据着一户狭仄眷舍，孙孝胥嫌挤，宁可同赵大初浪迹公园和防空洞，李绶武在山上的三间茅屋也直如幕天席地的一般。这三人的住所当然不能容留一个半大姑娘居停，是以一周之中倒有五日，红莲得寄宿在魏谊正的宅子。只周五和周六两天钱静农南下台中赴“人文书店”理事，红莲总要随同，仍旧是游玩的意思多。

据陈秀美的记忆所及，重返台中的红莲经常提起的是中正路火车站附近老正兴食堂的客饭、民权路铁道边玉光美容院自创的新款发型、河街醉月楼小北投浴室中的蒸腾雾汽，以及台中公园里倒影着怪状红顶角亭的小小湖塘。红莲再也没有独自前往基隆海边遥望或追想一个永远回不来的父亲。

陈秀美说着这一切的时候，我隐约可以听见忽而浓烈呼啸的风吼，随风扫灌而入的雨水似乎也不时地从建筑物中每一个缝隙或扑、或滴、或冲淋、或渗漏到我的脸上和身上。我丝毫不以为意，感觉这一阵一阵的潮湿冰冷只不过是幻象，真正踏实的反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索：我正在一丝一缕地缝缀着一个我还来不及遇见的女子的人生。在她初访这世界的十二年里，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已经铸就了难以移易的主题：她必须不停地躲藏、不停地逃遁、不停地向每一个伫留停顿的当下告别。唯其如此，她才能免于那告别所带来的寂寞罢？也正由于对一个稚嫩、脆弱的生命而言，寂寞太过强大，除了抗拒它，红莲便再也没有爱人的力量。她当然也没有爱过我——假如过去这么些年来我们热烈的交媾还有什么肉体渴望以外的意义，恐怕只是让我们彼此都胶着在那寂寞的边缘，而不知道自己终将成为它的一部分。

“她不会回来了。”我隔着张珠帘儿也似的漏雨排串对陈秀美冒出这么一句，说时已自觉可笑，仿佛还窃窃巴望着她会反驳我。但是陈秀美肃然点了点头，从书桌抽屉里摸出一个信封，小心地避过淋漓的雨势，递到我的手上，道：

“上回她走之前来看过我，说你要是平静下来，还会问起她的话，就把这个还给你。”

在那个台风天，人称台风眼无风也无雨的一段时间，天似乎是晴了，空气有如凝结起来的胶质，吸进腔子里便塞成泥状。我抄起那信封，跨步出门、走到街边，看见满地是折断了的路树枝叶、商店残破的招牌、从不知哪一幢大厦的顶楼或阳台上砸下的塑胶浪板、东倒西歪的交通号志铁杆。积雨的路面浸泡着散落的电线，轿车的挡风玻璃窗中央杵着张麦当劳门前的欧式长木椅，消防栓顶挂着条不知是女人或是孩子的三角裤，敞着盖的地下管线出入口斜斜栽着辆机车——仿佛那骑士仍俯伏洞中、正在和地底之人热切商议着如何修复这城市的创伤。

我沿着自由路那么走下去，满目疮痍的城市看似再也无法修复，一如时间曾摧折、辗压过的生命已不能还原。但是我仍旧像探访一处又一处传闻中发生过动人传奇故事的废墟一般，穿透台风扑袭过后零乱破败的景观，揭开四十多年来人们悉心经营维护的繁华样貌，在重复叠砌的瓷砖、玻璃帷幕、压克力板和经由狂风暴雨涤洗而显得益发明亮新鲜的广告字图底下，我看见现实中早已消影匿迹的医院、药房、洗染店、委托行、照相馆、食堂、美容院和浴池。最后我走进公园，蹲在几乎漂满了塑胶袋、保特瓶、锡箔包和铝罐的人工湖畔。若非紧接着发生的一切，那会是一次悲凉的巡礼、凄美的凭吊。我长达十年、纯属肉欲之欢的所谓初恋也将划下一个涂染着忏情伤感色彩的休止符。

然而，这一程我走得太远、太率性、也太漫不经心。我忘了多年来我身上一直背着的那道符咒：无论如何不要独自一个人出入任何的地方。几乎就在我曲膝下腰蹲定之际，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我的头顶掠过，笔直地钻射到粼粼波光之间，冒出一圈只有脑袋瓜大小的白色泡沫。几秒钟之后，水面浮起来黑黝黝的一只皮鞋。我猛回身，万得福早已一个箭步蹿到我旁边，探头朝那只黑皮鞋打量了老半天，摇头喟道：“老啦！劲头儿不足了，这一家伙扎得不够深。再下去三寸，这只鞋是断然不至于漂上来的。真他娘的费事！”一面说着，他一面就地拾起根树枝，抻臂踮脚，好容易从水里够起那只皮鞋，顺手又往湖中一掷，其势如强弓发疾矢，皮鞋入水无踪，再也没浮上来。

“是个纵贯线的喽，打从你白面书生南下的那一程起就跟到台中来了——看这态势，恐难善了。”万得福双臂环胸，似是极不放心地瞅着那人先前落水之处，目不转睛，眉头却越锁越深，“人家可是鸠集了几十个新帮、数万名光棍，终有一日要摸索到医院来，杀咱们一个积骨成山、血流成河的痛快！”

万得福并未危言耸听，实证都已历历在目。在返回“人文”的路上，他一桩一件地指给我看：牛埔帮庄炳寅座车挡风玻璃上那把长板凳不是台风吹的，而是孙孝胥的手笔。栽进地下管线出入口的机车骑士是台西吴添福的小弟，干下这起勾当的则是我老大哥。倾倒在中山路和三民路口的红绿灯杆乃是李绶武所为，情急出手，只是为了不让天道盟派出来的探子太接近“人遁阵”巽位阵脚。还有消防栓上的那条三角裤衩亦非罡风吹至——那是个表意的认记，意思显然是“有三方角头到了，要与在地洪英一会”。倘若来者只代表某一方面或两方面的新帮首领，消防栓上则会以透明胶带黏附一枚市面上已极为罕见的壹角、贰角镍币。如果来者是四股不同势力的代表人物，就以四色牌的红“仕”或扑克牌的方块四显示。要求访见的角头数目若在五以上，则其事非同小可，须大张旗鼓、另作通报才行得通。总之，万得福言之凿凿地说道：“人家早有迫着祖宗家门儿光棍速战速决之意。只几位爷的意思不急，说什么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你老弟方才可是亲眼瞧见的，万某人不过是料理一个蝼蚁不如的东西，还费了偌大一番蠢手笨脚。再这么耗下去，莫不要耗得我撒尿淋湿鞋、老到连头也抬不起了么？”说着，他叹了口大气，就地一转身，肘尖抵住我腰眼、轻轻一顶，说也奇怪——前一秒钟我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