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卷子我先是藏在了航模小组的飞机模型里，等过了一个星期看老师和爸爸丝毫没有追查的意思时，我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扔进了黑漆漆的垃圾道，我撕卷子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爽！
九十年代中期，喜乐已经被乐百氏逼到了绝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我补充营养的方式也从喝喜乐变成了喝酸奶。
那个年代每个小卖部都有这样的陶瓷罐酸奶，罐子是可以回收的，用红色的橡皮筋套了薄薄的一层纸，一块五就能喝个畅快淋漓。但每次我跟爸爸都要两块钱来买酸奶，找回的五毛钱就被我悄悄地攒下来，可以买一包气泡糖，一块魔鬼糖，也可以攒几天买一个口红糖或者戒指糖，拥有几块钱的小金库是件令人幸福的事情。
然后有一次，固定卖酸奶的小卖部关门停业，我嘴馋得又实在想喝酸奶，爸爸拉着我说：“正好我今天零钱就一块五，不够买酸奶的，先回家去吧，等你妈回来再说。”
我抓起那一块五毛钱就往另一家小卖部跑，美美地喝上了一罐酸奶。
结果是爸爸说：“既然这家的酸奶便宜五毛钱，你以后就跟这里买吧。”
我说：“不嘛，这家的酸奶不好喝！两块钱的酸奶最好喝！”
还记得吗？气泡糖是有汽水味道，含一会就会融化的碳酸糖；魔鬼糖是放在嘴里，会让舌头变颜色的色素糖；口红糖是模仿口红形状，可以一口一口舔着吃的色素糖；戒指糖是模仿戒指形状，戴在手上吃的色素糖……
原来童年最令我们着迷的东西都是垃圾啊！
1996年，我的爸爸终于有了一台数字寻呼机，每天唯一接收到的传呼是天气预报，而别人的爸爸开始有了砖头大哥大。
1996年，北京最热门的旅游地点是“新马泰”——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
1996年，班上有些小朋友买了电脑，可我却连电视都看不上。
1996年，学校里开始配备营养早餐，可我总是倒掉牛奶，因为上面漂浮着一层白色的奶皮。
1996年，我很难过地发现，马上我的年龄就要两位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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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
我的十岁是伴随着一系列大事件一起到来的。
二月份的时候，邓小平爷爷离开了我们，院子里的小朋友都有了一项共同的功课——制作小白花。
第二天的时候，全校听课观看邓爷爷的悼念仪式，而且是起立观看，我们每个人胸口别着自己做的小白花，却拼命地去瞄别人胸口的小白花，因为私下里我们搞了小白花制作比赛。那天我第一次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只升起了一半，而我的小白花在追悼会进行一半的时候就散架了。
七月份的时候，香港顺利回归祖国怀抱，在此之前有个四十来岁黑了吧唧的男人成功的驾驶越野车飞越了黄河。虽然我觉得那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但是国人的爱国热情被带动的空前高涨。香港回归前的电视里都是刘德华、黎明、张学友、郭富城的脸，四大天王终于名正言顺地出现在了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从此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啦！
香港回归的全程直播让我备感自豪，因为中国解放军的正步太帅了，而英国兵走起路来和狗熊有一拼。
那年，我最爱看的杂志是《当代歌坛》和《歌迷大世界》，最爱做的事情是给笔友写信。
交笔友成了孩子里刮起的一股风潮，因为我的征友启示刊登在了歌迷大世界上，所以那段时间全国各地的信件就像雪花一样飘到了我小小的平房里，邮递员叔叔总是很大声地喊我的名字：“霍艳，有信了！”
在三姑六婆的异样注视下，我把一摞摞的信拿回了屋里，洗干净手，像进行一项虔诚的仪式一样拆开信封，品读着文字里炙热的感情。当然也给每封信回复的次序排了个队，最重要的评价标准就是字写得好不好看，舍不舍得贴邮票，而对于让我放邮票上涂胶水好重复利用的信，我一律不回！
第一个笔友是湖北的，高一年级，总是把字写的扭扭歪歪，每次用不少于三张信纸来跟我交流感情，看他的信也直接导致了我近视的加剧。话题通常是围绕他与我共同喜爱的歌手，彼此的学习，家里发生了那些不顺心的事情。逢年过节的时候还互相交换一些小礼物，最让我感动的是有次他替我买了一盘我喜欢歌手的绝版磁带，虽然是盗版的，但第一次收到陌生人的关心，心里还是一片暖洋洋的。由于他的名字里带一个“靖”字，所以每次妈妈都会取笑我“哟，你的靖哥哥又给你来信了！”
感情最深的一个笔友是陕西男孩，直到现在我依然很用心地记住他。十五岁的男孩喜欢篮球和日本音乐，所以每次必提的话题就是NBA和日本视觉系摇滚。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知道了乔丹和皮蓬的辉煌，知道了滨崎步的崛起，知道了原来除学习和练琴以外，还有这么丰富的世界。男孩英语很好，所以每次都会炫耀几句英文，甚至在几封信里专门帮我分析英语语法解构，但讨厌英语的我至今也依然分不清主语和谓语。男孩说自己性格幽默，每次都会讲学校发生的事情给我，虽然我从来都没有笑过。我通过每封信的只言片语的文字来揣测他的生活，男孩生活在遥远的陕西兴平，而我则在天子的皇城脚下，坐北朝南。
男孩的字迹很好看，工工整整的，老师告诉我们“字如其人”，所以我断定男孩也是一个好人，但翻看那时我的字体，却东倒西歪，每一个字都想要飞起来一样。我笑着佩服男孩的忍耐力，在如今电脑能解决一切交流障碍的年代，提笔写字都成了件奢侈的事情。男孩寄来过照片，照片上的男孩远没我想象中帅气，个子高高，看上去壮壮的，穿没有牌子的运动服，摆了一个很傻的pose。而他要求我寄照片的请求，却始终没有得到满足，那时的我是个没有自信的胖子，每天经过镜子面前就要低着头快速地走过去，穿不进漂亮衣服，脸上长满了痘痘。
自卑我的只能靠文字来维持自己硕果仅存的自信，信中的我骄傲、自负、敏感，每天抱怨着自己的生活，考试成绩、处理不好的同学关系，与父母的沟通不畅都成为了我信里的内容。我把男孩当做了一个垃圾桶，倾斜自己莫名的悲伤，把他当作世界上唯一能了解我的声音。男孩毫无怨言地回应着我的悲伤，他告诉我世界本来就是如此，有喜欢你的人，自然也有讨厌你的人，我们能寻求的只是那个平衡点。这句当时被我认为的废话，在现在看来却是至理名言，做不到每个人都喜欢，却要做到问心无愧。
1997年（2）
后来信纸里弥漫了一股暧昧的味道，开始出现了令人眼红的关于“爱”的字眼，每封信的结尾，我们都会一笔一划写下对彼此的思念，以及喜爱。我们开始对彼此产生强烈的依赖感，通信的频率也从一月两封变成几天一封，每当听见邮差呼唤我的名字，就会一个箭步冲出去，抢过他手里的信，躲在角落里独自分享着喜悦。回信前会跑到批发市场挑选精美漂亮的信纸和信封，仿佛只有那些昂贵的南韩信纸才能承载得下我厚重的感情，搜刮来的NBA明星卡片会附在信封里一并寄去，而他回馈给我的，是一些港台明星的卡片，翻看曾经的通信时，我才回想起来偶像从林志颖变成张信哲，从张信哲变成谢霆锋，从谢霆锋变成现在的一无所有。
直到有一天，男孩兴奋地给我讲自己喜欢了一个女孩，而那个女孩也对他有好感。再后来，男孩成功地和女孩建立了恋爱关系，那封信他写得异常轻松，而我读起来却异常沉重，胸口总被一种不知名的情绪压抑着，我开始明白自己不再是他惟一亲近的朋友，那个女人在他心里的分量超过了我，嫉妒的感觉第一次那么强烈的在胸腔里充盈。接下来的几封信他都在讲述自己和女孩交往的点点滴滴，我开始充当一个不甘愿的聆听者，开始努力跳过那些有关爱的字眼，因为我明白那份爱不是属于我的。
通信的第三年，我上了初中，之前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隐瞒，从没告诉初三的他，我是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每天上下学还要爸爸护送。我怕年龄的差距让他觉得我不再是一个值得聆听的对象，怕他不屑地说小学生的生活，有什么可拿出来说的？早熟的我，早就把自己当成了是他的同龄人，如我这般早熟的女孩，恐怕是最介意别人揭穿自己的幼稚。
告诉男孩真实年纪后，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他说早就猜到我是小学生，曾经说的毕业临别早就暴露了我的年纪。我第一次有被看穿的感觉，自以为高明的伪装那么轻而易举地被识破，而他话语里的漫不经心又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彻彻底底的傻瓜，一个人演戏给自己看。
好像人的成长伴随的总是私密空间的扩大，我开始不再向男孩吐露心迹，开始对自己的生活轻描淡写，开始用更私密的写作来倾泻自己的情感，开始追求更多人的认同，我已经不再满足为他一个人而书写，拼命寻求更广泛的共鸣。终于在2002年的某一天，我彻底地放弃了与他的通信，我吝啬得连借口都不肯编造一个，就向通信四年的男孩说了再见。
如今的我不会再向人随便袒露心迹，不会再轻易言爱，不会再傻傻地盼望邮差的来临。
我与过去的日子挥手作别，离去得毫不留恋。
可是当我翻开这些信件时，我好想知道那个男孩过得好不好，想知道会不会有一天他在书店看见我的名字，恍如隔世……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连累人民币贬值，于是我每天都搬着小板凳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希望砸下用美元包裹着的馅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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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北京国安在工体9：1大胜上海申花，我和我爸这两个伪球迷因此还下了顿馆子庆祝，当天的《北京新闻》一遍遍地重复着那九个进球。
1997年，有三个人离开了我们，戴安娜、王小波、张雨生，可惜我跟他们都不熟。
1997年，街上有了染黄头发的男孩，妈妈说他们都不是好东西！
1997年，我第一次来了例假，很快我就悲哀地奔二了……
1998年（1）
伴随着王菲和那英“来吧来吧，相约九八”的歌声，我的学琴生涯也到了水深火热的阶段，虽然顺利地考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六级水平，但贪心的爸爸已经在向着九级跃跃欲试摩拳擦掌了。
那时的考级就像如今的艺术院校招生一般气势恢宏，全家总动员。爸爸拿琴，妈妈拿谱，爷爷拿杯，奶奶拿水，有钱的再叫上辅导老师现场调琴对音。众星捧月的孩子通常三种表现：
一、表面故作镇定，装大尾巴狼，把压力在厕所里一泻千里
二、从一进音乐学院就开始咋呼，生怕四周人注意不到他，练习时拉得断断续续，不显露真实实力。
三、一进来就被这阵势吓破了胆，哭着喊着要回家，好说歹说被劝进考场，在考官严肃的神情面前，彻底崩盘。
孩子们总是被一个面露凶光的男人带到各个楼层，相同乐器相同级别的孩子们在候考区牟足了劲给对方使坏，不断用诸如“今年卡得严”、“考官临时换人”的小道消息来迷惑对方，或者报上自己指导老师的名望来给对方施压，通常一小男孩特牛气地跟一小女孩说：“我老师提前好几天就跟今天考官打过招呼了，我肯定没问题！”小女孩低垂着头闷闷不乐地样子说：“我的老师没陪我来，她就在里面监考呢……”
考官遵循“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原则，也提前预料到了如今“老少配”的风靡，以“老年严肃男搭配年轻漂亮女”和“老年严肃女搭配中年笑面男”的组合出现在琴童面前。大提琴考级通常是音阶、练习曲、奏鸣曲、协奏曲的顺序，点背儿的时候考官会临时颠倒顺序，或者只听两分钟的奏鸣曲，却听完十来分钟的协奏曲，彻底让孩子底掉儿。成绩分为优秀通过、通过、勉强通过、不通过四个等级，每次末了我就想着法儿往考官面前凑，垫着脚尖看那个勾画的最大，提前估算通过几率，有次啥也没看见，就特生猛地问考官：“您看我拉得行么？”考官白了我一眼没好脸地说，回家等消息去。
等待成绩发布的那几天更是寝食难安，家里没电话我爸就拜托三大姑八大姨打一分钟三块钱的声讯电话替我查，查完后还跑到音乐学院再看次张榜，最后买张印有通过名单的音乐报才能安心。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复印琴谱，登门拜师，开始新一轮的考级生涯。
我就像愚公移山一样，我心之固，固不可彻，曾不若孀妻弱子。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级不加增，何苦而不过？
此时我对学琴已经到了极端厌恶的地步，有次我自告奋勇地独自背着琴去参加乐团排练，不知道怎么把琴磕出了一道三厘米的口子。回家后我爸的脸“刷”地变了颜色，抄起生火的钩子就要往我身上抡，虽然最后换成了扫帚，但落在身上伤痛远不如爸爸气急败坏的神情令人刻骨铭心，我坚信那时爸爸的心里大提琴的位置比我要高出很多。
现在我明白，我厌恶的不是学琴所遭受的苦，而是大提琴剥夺了爸爸的爱。
我的娱乐生活开始于一盘叫《摇滚顺口溜》的磁带，大街小巷放的全是两个男人伴着音乐胡扯淡，扯着扯着就把六十分钟打发过去了。那些“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有些干部喝酒是，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革命小酒天天醉，要想喝酒去开会，下次开会还开‘醉’。”“感情深一口闷， 感情浅舔一舔， 感情铁喝出血”、“ 一等人是公仆——老婆孩子都幸福！二等人搞外贸——世界各地全玩到！三等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四等人大盖帽——鸡鸭鱼肉可劲造！五等人大老板——搂着小蜜来回转！六等人开小车——跟着领导混吃喝！七等人手术刀——要想活命甩红包！八等人干个体——坑完张三唬老李！九等人小百姓——事不关几不玩命！十等人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