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人考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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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考察纪事-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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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记者,张金星现在应该是又怕又爱,他深知媒体是个双刃剑。好的时候,非常有助于他的“找野人事业”有助于他在神农架的生存,烦的时候,往往把事情搞得很卡通,很芙蓉姐姐。百炼成钢,十多年下来,我感觉他已经有了一套对付记者的办法,或者搞点小幽默不着痕迹地叉开话题,甚至小孩子般地弄得你哭笑不得,或者干脆就让你不知所云。

  ——与前几年见到张金星的时候相比,这老兄最突出的变化是话多了起来,从以前印象里的“失语症”变成“多语症”,时常变得激愤而滔滔不绝。那天下午,在木鱼的一个饭馆,很了很多酒之后,更是这样。晚上,旁人散去,我们聊到深夜,我知道他根本就没有醉,脑子是清醒的。现在的“多语症”和他以前的“失语症”一样,都不过是一个厚厚的壳,用以抵挡这个纷乱不堪的世界。

  客观的讲,张金星现在的物质条件是好多了,前几年,神农架政府做出决定,每年资助他一定的经费,从开始的5000元,到现在每年1万元。吃喝问题基本没有大问题了,多年前,他甚至有过给山民背东西换饭吃的经历。张金星的名气很大,外界的资助却其实很有限,多年来,他一直都买不起一个象样的照相机。对于每一笔资助,张金星都有详细的记载,清清楚楚。据他统计,截至2004年底,共335笔,计十二万零三百元,而他统计的个人投入是二十多万。

  条件好了,张金星却是“很受伤”,这个世界上的事情真是说清楚。但不管怎样,黄金周过去,张金星依然上山,依然以孤独的南天门为基地,完成这他的“誓言”,不揭开“野人”之谜,不离开神农架。事实上,他说,就是揭开了“野人”之谜,他也离不开神农架了。南天门,那里才是神农架真正属于张金星的天地。

(十一)、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痴迷不悔?
(十一)、是什么使他们如此痴迷不悔?

  张金星现在自称“神农架人”,他已经把这里看作自己不可分离的家。在神农架,几位参加过考察的本地人,生活轨迹也因“野人”而改变,比如胡振林、袁裕豪、黎国华等等。

  袁裕豪曾当过五年的侦察兵,是百发百中的神枪手,凭着一手好枪法,他参加了一九七七年和一九八一年官方组织的两次野人考察活动,这成为他一生的骄傲,也给他留下了不小的遗憾。 袁裕豪说:“我当时是看到野人了,我们这三个人同时目击到野人走上坡,樊队长当时下令叫我准备开枪,我把标尺搞好了以后把子弹推上膛,保险打开,我想立姿不行打跪姿,跪姿瞄两下也不行怕不准,我就赶快卧倒,最后正面射击的时候,不知是郭建还是樊队长最后下令说,目前暂时不准开枪。一下子那个家伙就翻山背过去了,等胡振林和我们在一起会合的时候,野人就已经翻山过去了。”

  几年的野人考察,没能改变袁裕豪的命运,却改变了他一家人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内,抓到野人成为袁裕豪惟一的念头,利用巡山的工作便利,他不放过任何关于野人的蛛丝马迹;袁裕豪和妻子多年两地分居,一家老小的生活全靠他的工资维持。因为自费考察需要不少的资金,万般无奈之下,从小就老实巴交的袁裕豪开始对妻子撒谎,编造种种理由要钱。 罗忠青不大相信神农架存在野人,撒谎事件更成为夫妻矛盾激化的导火索,甚至到了离婚的边缘,没想到偶然的一次目击野人事件,却改变了罗忠青的看法,挽救了他们的婚姻。尽管有些害怕,罗忠青却开始相信神农架存在野人这个事实。从此她闭口不提和丈夫离婚的事,并逐渐成为袁裕豪野外考察的得力助手。 

  袁裕豪就要退休了。罗忠青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山下盖一幢住房,一家人团聚,但她知道老袁是不会放弃考察野人的。 

  在离袁裕豪所在的猴子石十多公里远的地方,还生活着一对夫妻。丈夫胡振林17岁就进了神农架,现在是神农架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的职工,曾参加过中国科学院领衔组织的神农架植被和野生动物考察。为了更好地考察野人,1984年,胡振林搬到了人迹罕至的大龙潭,住进了林业队废弃的房子里。

  胡振林一家四口多年过着和‘野人’一样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节衣缩食,省下些钱买回水果,使得百十只金丝猴敢走上门来,边吃边听老胡弹琴饱耳福……1995年那次综合科考,胡振林为考察部部长。

  记得找到胡振林时,这位被高山太阳晒得胸膛黝黑的汉子平和地冲我们笑笑,笑声里甚至有几分羞涩,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难得有几句话。老胡的当时的头衔是湖北神农架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龙潭野考站站长。所谓的站长,手下的兵也就是自己的老婆和儿子,所谓的野考站也就是几间以前林业队留下的房子。

  和老胡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北京大学留学归来的女专家严康慧。严40多岁了,一年前进山住在这里研究金丝猴。山里一年下来,严也黑黝黝了。

  我们去时,老胡屋里的一块黑板上写满了英语单词,严正在教老胡一家学英语。

  当夜,老胡和我同住一室,聊得最多的自然是“野人”,老胡坚信“野人”目前还存在。我问那么为什么找了这么多年还没找到呢?老胡说:这之中偶然性相当,打个比方,比如现在大家都承认神农架有华南虎,但真要派出一支队伍去找它,恐怕好多年也不一定能找得到……我在大、小神农架百万亩山林转了十几年了,山脊跑了有80%,但山谷也跑了不到2%。

  老胡最初对“野人”产生兴趣是在1972年,那时他和一队军人在林区修公路。12月中旬的一天,他上山打猎时,在巴东垭附近顺着熊的脚印追踪,追着追着就在雪地里发现了许多奇怪的大脚印。他顺着这排大脚印追了二百多米,不敢追了……当时他想,这东西肯定比熊厉害,一个人恐怕对付不了……当时他尚不知“野人”一说,但这个疑团从此在他心中再也无法抹去。

  那脚印间距一步有人的二步,一个脚印有人穿的长筒雨靴底的一倍半大,脚印极像人的,但是——它(他、她)有那么大!……

  1980年老胡开始半专业地考察起“野人”来了。1984年他独自一人搬到了人迹罕至的大龙潭,住在林业队废弃的房子里。这一住,就是十几年。后来,爱人看了他的日记,知道他一个人在山里,蛮那个的,慢慢也明白了他讲的“野人”是怎么回事,也明白了找“野人”是肯定要花功夫的,就从秭归老家一个安逸的小镇搬上山来了。再后来,他的小儿子胡云风子承父业,也上山了。

  老胡说,现在条件好多了,爱人刚来时,我一上山,她一个人呆在屋里,狼虫虎豹的,害怕,老哭。现在也习惯了。这几年,上级拔款修了个小水电站,有了电,好多事情可以做了;还有个卫星天线,能从电视里知道外面的世界了。去年,朋友花2000元给我买了一辆旧国产越野车,花4000元修了修,跑起来还挺好,节省了不少时间……

  十几年来,老胡在山里转来转去,不知不觉中和这里的金丝猴成了朋友。老胡说,保护区建立后,这里的金丝猴种群呈稳定上升趋势,目前在大龙潭附近有600多只。

  天长日久,这些猴子已不怕老胡,常到他的膝边玩耍,但生人一来不行,猴子们一见生人就跑。老胡说:这些猴子还是害怕人,特胆小。

  一个夏日黄昏,老胡得闲独坐屋前,操起秦琴自娱自乐,弹的是《洪湖水》、《北国之春》之类的曲子。不一会儿,琴声引来猴群,众多猴子就聚在不远的山坡上倾听,看起来,听得津津有味。这使老胡弹累了,也不忍停住琴声。老胡说,它们也喜欢听呀……后来蚊子叮得实在受不过,老胡才不得不停,猴子们才依依不舍走了……

  老胡还养过8头鹿,成年后放归山林,现在这些鹿还经常回这里转转。

  十几年的山林生活,胡振林曾被一些不理解的人当做过“美蒋特务”,曾在豹子的吼叫声中抵御过熊、狼的侵扰,曾与毒蛇搏斗滚下山谷,但他喜欢这种生活,也很少生病。除了定期下山到几十里外的最近的集镇木鱼坪买些生活用品,也很少下山。他对我说:现在一去木鱼,呆一会儿就不习惯,嘈杂得很,每次一办完事马上就走,我好象已经不习惯在人群中生活了……

  十几年了,老胡在山林里转来转去,总还是没有看到过“野人”,但也越来越认定这怪东西的确存在。前些年,他在一个叫“落圈套”的地方发现了“野人”粪便;他还有了“野人”脚印的石膏模型,老胡说:关于“野人”究竟在神农架存在与否的争论我不想过多介入,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拿不出东西,说了也没用。但我坚信总有一天……他固执的说:这也许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也许我这一辈子也等不到了,但,我等不到还有儿子。

  关于“野人”至少得有几百人的种群才能存在的说法,老胡表示不能苟同,还拿华南虎来说,在神农架目前就只有一只或几只。                           

  在这些数十年如一日不管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坚持在神农架的“野人”考察者中,按年代划分,有个在这帮人里很有名的“三马一牛”:1954年以及1955年初出生的王方辰、于军、张金星,都属马。1937年生的袁振新教授,属牛。

  “三马一牛”里的于军有两个弟弟——我们曾经一起在燕子桠守候“野人”的于工已然逝去,二弟于建烧伤毁容。——这些都是因为在这茫茫神农架寻找“野人”闹的。

  于工是1996年死的。那年,山里报来个情报,说是有人目击那东西。找王方辰一合计,值得去一趟。于是王方辰、唐师曾、于军、于工几个去了神农架。不知为什么,于军总觉得这次要出事,心里一直有些七上八下。从山里回来时,东风汽车公司赞助给考察队一辆车。就在回北京的路上,惨剧发生了……于军脑子里空空的。跑到车前,拉开车门,看见于军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车里。再一看,方向盘已经挤弯了。拖拉机的角切了进来,挤断了于军的一条腿,到处都是喷出来的血。于军让开拖拉机的小伙子抱着于工,他开车送于工去医院。

  他一手开车,一手把兄弟的断腿抱在怀里,一路都没有松开。他还从没有和兄弟的身体这么亲近过。他甚至能听到于工的心还在跳。十几分钟就送到了一家医院。下午六点钟,于工心脏停止跳动。

  1995年那次兴师动众的考察以后,当时的下一步计划是等到冬季大雪封山,在基本无人打猎的雪夜,放几个热气球,搞夜间红外摄影,对整个神农架或者几个可能有“野人”出没的地区来个地毯式扫描。可总是缺钱。那次神农架“野人”探险考察是一次官方认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植物考察专业委员会具体操作的民间活动。这个专业委员会没有什么钱,当年开大会来的也都来的是一些有胆没钱的,还是于家兄弟拿了几千块大家才有了盒饭吃,现在,到哪里去弄热气球?

  从气象局打听到空军六所,该所从五八年就开始为了解放台湾放气球,经验丰富,但是做一个球体要8万,充一次气还要4万……思来想去干脆还是自己做吧。这于家兄弟其实并不富裕,沈爱民先生对此也有详细记述:“……于军这些年挣的钱全部用于考察,家里的日常开销和女儿的生活学习费用,就靠媳妇小姚在毛巾厂和菜市场做工的那点工资了。小姚的同事都知道她嫁了个个体户,都说你们家那么有钱,别太省。小姚只是笑笑,她不指望于军能拿多少钱回家。于军不但不拿钱回家,还老把家里的东西往山上搬。为了装标本,连家里的电冰箱、发电机全搬走了。一辆摩托车也带进了山,常年在山里扔着。那山更象他的家。

  这回要制作热气球,更是把于军多年攒的一点家底全填进去了。也试着跑过赞助,找了一家酒厂,说你出个万儿八千的,我把气球做成酒坛子样,上边一个大大的厂家商标,想想,空中飘一个你们厂的大酒坛子,从北京飞到湖北去,怎么样?厂家说,我就想在地上呆着。

  那就还是自己做。没有任何人指导,和小秦几个人用PVC材料作底,加一层尼龙网膜当球体,做成了一个直径十三四米、高十几米、氦气容量500多立方米的蓝钻石形的大球。买了个发动机,又买了点木头,锯呀刨呀的做成了个木螺旋桨,可不同角度转,用于调整升降和方向。用铝合金角铁做了一个坐人的大筐子。球体2万元,吊篮等3万多元,充气3万多元。

  于军、于建兄弟俩,又谋划着做热气球。1998年底,他们选了个日子到卢沟桥沙滩上做实验,如果试验成功,下次就从这儿直接奔南飞了。

  可是很顺利,美丽的蓝色气球竖起来了,连吊篮足有20多米高,球真的慢慢飞起来了。飘了一会儿,感觉不错就着了陆,大家乐呵呵开始放气收球。

  放气靠一个自制的放气阀,原来想做成铁的,活来怕铁的产生静电,打出火花。试验用的是氦气,500多立方米的氦气碰上火花,谁都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于是就改用尼龙做成放气阀。没人想到尼龙更容易产生静电。这一改铸成大错。500多立方米的氦气球成了一大团烟雾。于军从火堆里跑出来,看见于建正在火里打滚,赶忙拍灭他身上的火,问:怎么样?

  于建说:没什么事。

  于军再一看,心一沈,于建那张始终带着明朗微笑的脸已经烧成了团……

  梦一般的,二十多年就那么过去了,现在两个弟弟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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