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资矗湍钜桓鏊辣鸬呐笥眩�
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意旨，归根都是运命，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排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激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氲，那么结实又那么缥缈，使我们每一个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
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
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地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离我们并不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心旋转。
说到您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谈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论评，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诗中所表现的思想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与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许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
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儿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个注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哪怕是几声小唱），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旷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中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做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
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卫护他们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
简单地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犟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先得明了的。
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艺术上的造诣，在几乎没有一定的定义时代，转入这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
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犟强地尝试用功，你还曾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副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
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轻你的诗为本事（散文人家很少提到，或许“散文家”没有诗人那么光荣不值得注意）。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
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
我们的作品会不会长存下去，也就看它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它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它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系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轻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
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志，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及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到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蠢诚的事吧。
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北平
摘自《大公报》1935年12月8日
亲亲的额吉
作者：桑兰 字数：2883
额吉，是蒙古族人对母亲的称呼。
第一次见她，她正站在门口。我大大方方地叫了一声：“妈妈！”她拉着我的手，眼睛眯成一条细细的缝：“叫额吉！”于是，我就叫她额吉。这一叫，就是十年。
十年前，我和毕力格相爱了，但遭到他父亲的坚决反对。毕力格的父亲是地道的蒙古族人，希望自己的独子也能找个蒙古族姑娘。
毕力格秉承了父亲的固执，他在北京租了一间房子，然后我们领了结婚证。知道我们结婚后，他父亲拒绝和毕力格说话。我们打电话回去，一直是额吉接。再后来，工作忙，打回去的电话越来越少。额吉就打给我们，每次都是话没说出口，笑声就先传到了。
有一次，她一张口就说：“佳佳啊，我学会打电话了，这次是我自己按的！”说完，就笑了。我也跟着笑。额吉跟我无话不说，我知道，她是想有人跟她说说话，于是我就静静地听着，偶尔说说毕力格的坏话。快要挂电话时，她会补一句：“呀！忘了跟儿子说了，下次吧。”
是不是真的忘了，我不太确定，但她先儿媳后儿子的做法，让我很受用。毕力格有时会酸溜溜地说：“额吉满脑子都是你了！”
婚后第一个新年，额吉动员我回草原过年，我一口答应下来。说好腊月廿六动身，但腊月廿那天，毕力格被公司临时派往深圳出差。腊月廿二晚上，我接到他公司的电话：毕力格在高速路上超速行驶，车毁人亡。
恍恍惚惚中，我从火车站到机场，又从机场到火车站，始终无法赶到事故现场。我站在汹涌的人潮中，眼泪一个劲儿地流，鬼使神差就拨通了额吉的电话：“怎么办，额吉？我到不了深圳，他出了车祸，我怎么能不去？额吉……”
只有这一次，额吉既没说话，也没有笑。我语无伦次，不敢确定她听明白了没有。稀里糊涂地挨了三天，她神奇地出现在我面前，默默地摸着我的头发。我俯在她怀里流泪，像个无助的孩子。
处理完毕力格的丧事，额吉陪了我几天。有她在，我感到很踏实。有一天夜里起来，我听到另一间屋里有声音。我轻轻走过去，看见额吉用被子捂着嘴抽泣。我突然明白，老年丧子，她其实比我更心痛，而她却掩饰着伤心来安慰我。
第二天，我细细地打量她，好像一夜之间她老了许多。我故意说：“额吉，你做的饭不好吃。”她很内疚的样子，坐立不安。我狠下心，视而不见。
当天晚上，额吉说：“我想回去了。”我没说话。
我把额吉送到车站，看着她步履蹒跚地走到站台上。转身的瞬间，我的泪水再一次汹涌而下，这一次，是为额吉流的。
额吉走了没几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拿着化验单，在医院门口徘徊了一天，没舍得把孩子做掉。这，也许是毕力格和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点关联。
春节一过，我就辞掉了工作，回故乡找了一份闲职，安心等待孩子的出生。三八妇女节前，我突然接到额吉的电话。那边风很大，她好像在喊：“佳佳啊，换了地方也不告诉我一声！”我无语。她说：“不管毕力格在不在，我都是你的额吉。”说完她就笑，我也跟着笑。一恍惚，我们又回到了从前……
她说：“羊今年能下好多羔，一定让你吃上我做的手扒肉。对了，你家在哪里？”我笑了：“还是你笨吧？知道我的电话，还看不出我在包头？”她一听：“哎！太好了，比北京近多了！”此后，额吉的电话就再也没中断过，我单调的生活多了一份牵挂。
儿子出生后，我腾出时间专心工作。额吉的消息渐渐地时有时无，我开始感到不安，但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儿子四岁那年，额吉突然来电话问我：“能不能到汽车站接我？”我吓了一跳。等我把她接回家，她掏出一大堆奶皮、奶酪、风干牛肉。最后，她从怀里拿出一张照片，喜滋滋地说：“你看。”我扫了一眼，是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她说：“镇上老张家的儿子，在包头当公务员。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们撮合。”我笑了：“不合适。”她白了我一眼：“你总不能就这么一个人过吧？”我忍了又忍，说：“我早找了，儿子也有了！”
她瞪大眼睛看着我，半信半疑。正在这时，儿子回来了。她推了我一把：“你不对啊！不告诉我，还不请我喝喜酒。”她说笑着，跑去抱孩子。额吉把孩子放在腿上，摸摸他的脸，又摸摸他的手，细细地端详。儿子居然不认生，冲着她笑。我看着，心里酸酸的，却没勇气告诉她真相。
我想，我另嫁他人，又有了孩子，额吉就不必总牵挂我了。这样，其实很好。
额吉回去以后，我在枕头底下发现五百元钱，我把钱给她寄了回去。没过几天，她又把钱寄回来。从那以后，她隔两个月寄一次钱，三五百不等。怕她生气，我只好收下。
每次打电话来，她总是用近乎讨好的口气让孩子叫她额么格（蒙古语，奶奶）：“就一声，就叫一声行不行？”儿子不肯叫，她就很失望。后来，儿子和额吉渐渐熟悉了，两人在电话里唧唧喳喳说个没完。儿子也终于开口叫她额么格，她高兴得直笑，笑声在三米以外都能听到。
儿子七岁那年的国庆节，我准备开始自己的第二段婚姻。我打电话告诉额吉：“以前那个男人对我不好，我打算再婚了。”她高兴得一个劲儿说好。
婚礼前夕，额吉准备了精美贵重的蒙古族服饰前来祝贺。为了表示尊重，我把它作为结婚礼服。额吉很兴奋，大口喝酒，借着酒劲儿给大家唱歌。
回去时，额吉要带儿子回家住几天。送她到车站，我说：“额吉，这么大岁数了，你还要这么兴师动众。”她的脸上沟壑纵横，头发几乎全白了，背一驼，显得矮小单薄。她笑了：“谁让我是你的额吉呢。”
我目睹着车子渐行渐远，想起了七年前，她捧着毕力格的骨灰离开北京的情形。七年后，她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