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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出于需要，出于经过漫长动荡不安的年代后要有一个短促的喘息之机的结果。那时每天早晨都会出现新制服、新的政治讲台、新政策和既属于上帝又属于平民的新统治者。然而，单从这种一般的奴性状态、从对上帝任命的主人的高声欢呼中，就断定人们在心灵深处已经把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和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忘得一干二净，那可就错了。
他们的政府具有所有反动独裁者都固有的玩世不恭的思想，主要要求表面的循规蹈矩和秩序，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倒毫不介意，所以平民百姓就享有了很大程度的自由。星期日平民百姓挟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周剩余的时间便可以随心所欲地思考。但他们必须保持喊默，不公开个人的见解，发表言论之前要仔细看一看，先要保证沙发底下或是炉子后边没藏有暗探。不过他们尽管可以兴致勃勃地谈论当日发生的事情，却又从经过正式检查、反复推敲、消过毒的报纸上得知新主人又采取了某种新的愚蠢方法来保证王国的和平，把人们带回到公元一六○○年的岁月，于是他们就又会凄惨地摇摇头。
他们的主人所做的，正是自从公元一年以来所有对人类历史一窍不通同类主人们在类似情况下一直做的事情。这些主人命令搬走装饼干的大桶，因为有人站在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言词，以为这样就能摧毁言论自由。只要有可能，他们就把出言不逊的讲演家送进监狱，从严宣判（四十、五十或一百年的监禁），使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声誉。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这些主人不过是轻率浮躁的白痴，只读过几本书和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小册子罢了。
受到这种例子的警告，其它的人都避开公共游憩场，躲到偏僻的酒馆里或拥挤不堪的城市中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确信在这里有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比在公共讲台上更大。
上帝以其智慧赋予某人一丁点权力，又时刻害怕因此而丧失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可怜了。一个国王可以失去他的王位，并且对这场打断他枯燥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报之一笑。不论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圆顶礼帽，还是戴上他祖父的王冠，他总还是一个国王。但是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只要他被剥夺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就只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张三李四，一个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人们嘲笑跌入困境的人。因此，谁要是胆敢接近当时的掌权人而没有明显向他表示应有的尊敬和崇拜，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但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不低头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著、地质手册、人类学、经济学来公开质问现存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却糟不可言。
他们立即被不光彩地剥夺了谋生之路，然后被从他们散布有毒教条的镇子里赶出去，妻子和儿女全要由邻居们照看。
这种反动精神的爆发给大批真挚的原想根除许多社会弊病的人带来很大不便。然而时间是伟大的洗衣工，它早已把地方警察能够在这些和善学者们的制服上发现的污迹去除了。今天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能够被人记住。主要是因为他干涉了危险的激进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根据康德的教诲，我们行动的准则要具有变成字宙规律的价值，按照警方的记录，他的教导只能取悦于“嘴上无毛的年青人和一无所知的傻子”。昆布兰公爵之所以总是臭名远扬，就是因为他作为汉诺威的国王，流放了一位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这个人在一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梅特涅的名声也不好，因为他把怀疑之举伸进了音乐领域，审查了舒伯特的音乐。
可怜的奥地利！
既然奥地利已经死亡而且消失了，整个世界就对“快乐帝国”产生好感，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更胜于体面有趣的乡村集市上的物美价廉的酒、粗劣的雪茄和由约翰·施特劳斯本人作曲和指挥的迷人的华尔兹。
进一步看，我们可以说，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奥地利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基督教改革运动之后，新教徒马上在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作为他们用武的地方。但是一等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这一切就都变了。
这位鲁道夫是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化身，在这个统治者眼里，和异教徒签定的条约没有任何意义。虽然鲁道夫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但他懒得不可救药，这倒使他的帝国免于政策上的剧烈变动。
等到费迪南德被选做皇帝，这种事就发生了。他当君主的主要资格是，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有好几个儿子的人。他在统治初期还参观了有名的天使报喜馆，这个建筑是一二九一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的中心的。费迪南德在宗教热情的爆发中发誓要把他的国家变成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国家。
他恪守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再一次被宣布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官教和唯一信仰。
与此同时，匈牙利与这个奇怪的家族建立了裙带关系，每个新妻子都带来了大片欧洲地产作为嫁妆。费迪南德便着力把新教徒从马扎尔人集中居住的地区赶出去。但是，由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和土耳其异教徒的支持，匈牙利直到十八世纪的后五十年还能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时奥地利内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最后就连这些思想最迟钝的人也对教皇的不断干涉产生了厌烦，很想冒一次风险，制定一项违反罗马意愿的政策。
在本书的前一部分里我已经讲过，有许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认为教会体制是完全错误的。评论家们评论说，在殉道者的时代，教会是真正的民主机构，因为它是由年长者和主教掌管的，而这些人又是由教区居民推选的。他们乐意承认罗马主教，因为他自称是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有权在教会委员会里享受优惠的位置。但是他们坚持认为这种权力只是一种荣誉性的，因此教皇就不应该认为自己高于其他主教，并且不应把自己的影响伸展出应有的范围。
教皇利用各种训令、诅咒、逐出教会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思想，结果有好几个勇敢的改革者由于大胆地倡导圣职下放而丧生。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叶，这种思想被有钱有势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给复苏了。他叫约翰·范·抗泰姆，但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著称。他受过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学习几年以后，他暂时离开家人到莱顿大学读书。他到达那里时，正值纯加尔文主义的老城堡开始被怀疑城堡内部有自由派存在。等到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得到允许进入神学界、并发表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的时候，这种怀疑就成为公开的罪证了。
至少可以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是有独创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制定出对所有人民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科学定律。所以，只要他想做，就可以很容易地引导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在宗教问题上持相同的观点。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这么干。因此，如果我们用武力迫使别人相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就违背了上帝的明确旨意。”
很难说抗泰姆是否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影响。但是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痕迹，后来他在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不出所料，他的书马上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但这时玛丽亚·泰雷兹支持了抗泰姆，因为这符合她的利益。他发起的这场运动被称为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它继续在奥地利繁荣起来，最后形成了实用的《宽容专利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在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把它赐予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是他母亲的大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在错误时刻作出正确事情的惊人天才。最近的二百年里，奥地利的家长让孩子入睡时就吓唬说，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这样一来，要让孩子们再把新教徒（他们知道的样子是长着角和一条又黑又长的尾巴的人）当做亲如手足的兄弟姐妹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可怜、诚实、勤奋、易犯错误的约瑟夫总是被那些高薪厚禄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父、伯母和表兄妹包围着，因此他突如其来的勇气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中，他第一个大胆地宣布宽容是治理国家的理想实用的财富。
他三个月以后做的事更令人震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布了涉及犹太人的著名法令，把仅仅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享有的自由扩展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认为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里，他们得到允许可以和基督徒的邻居们呼吸同样的空气。
我们应该在这儿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个好事还在继续，奥地利现在成了那些希望按用自己的良心行事的人们的天堂。
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和他的几位大臣们可能在常识上来了一个飞跃，但是奥地利的农民自从古代以来就一直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天故，新教徒是反叛者和背教者，所以他们不可能克服视犹太人和新教徒为天故的根深蒂固的偏见。
杰出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个半世纪了，可是天主教会以外人的地位仍然和十六世纪一样不利。从理论上说，一个犹太人或一个新教徒可以指望当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但实际上，他就连和皇帝的擦皮鞋匠吃一顿饭都不行。
关于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讲到这儿吧。
正文 二十九 汤姆·佩恩
在某个地方流传着一首诗歌，它的大意是，上帝在神秘地活动，在创造奇迹。
对于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地区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说法的真实性是很明显的。
十七世纪的前五十年，美洲大陆北部住着一批对《旧约》理想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不知内情的参观者还会把他们当作摩西的追随者而不是基督的信徒。宽阔寒冷波涛汹涌的大西洋把这些开拓者与欧洲国家隔断了，他们在美洲大陆建立了一种恐怖的精神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和迫害中达到了顶点。
乍一看，要说这些令人起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颇有功绩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宽容倾向在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和其它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明明白白。实际情况是，由于十七世纪的镇压非常可怕，便注定导致了比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强烈的反作用。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头目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计谋的人，他们自己的宽容思想都建筑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他们是对付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也不会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的北部建立移民区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占领了一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则都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找到自已的小天堂。
这有助于各种宗教的发展，不同宗教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一些移民区里，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的头上，要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揪断彼此的喉咙不可。
对于那些靠坐收渔利发财的体面绅士来说，这个发展实在讨厌。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他们没捞着什么，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这个信条似乎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来的。
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在这场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最受攻击的是人数不多却勇气十足的反对者。
思想在轻快地传播开来，甚至一只小小的八十吨重的双桅帆船就足以传播使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见解。十八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并不缺乏书籍。十三个移民区中的聪明之士开始懂得，这个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他们虽然不公开脱离已有的教士，表面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时机一到，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王储的最忠实信徒，那个老王储拒绝迫害唯一神论的臣民，理由是因为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知道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地理想置于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如果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由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话，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自由观点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以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罢了。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邪说：“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为条件”；或者说：“国会不应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运用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同意了这种做法。
这样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